《资治通鉴》中的“启其门而禁其出”
公元788年，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非其道故也。”
众所周知，中共执政之初，非常注重廉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更是强调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例如陈永贵同志，他在当上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后，其生活水平和工资待遇并没有显著提高。许多领导干部也象他一样，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上下平等、官兵一致。而邓小平掌权以后，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的党风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先是公款吃喝，后来贪污受贿，目前已经发展到买官卖官了。这一切恶果，其实都是邓小平“启其门而禁其出”造成的。
不论做任何事情，总会有先有后，发家致富也不例外。在集体经济的年代，也是“富队中有穷人，穷队中有富户”。因此在致富的过程中，肯定是一部分人先富裕。我想，小平的初衷，是想加速这个进程，以便让他们去带动那些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共同致富。但是，中国人的人性以及文化传统却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先富裕起来的人在尝到甜头以后，还想更加富有，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去盘剥那些还没有富起来的人。例如著名的文景之治吧，朝廷从土地所有者中只征收1/30，而地主却向佃户收取高达50%的地租。到了王莽时期，就出现了“富者广厦千间，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而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区区20年，贫富悬殊之大就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大家想必应该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群众的生活水平确有提高，所以在国庆阅兵式上，大学生由衷地高呼“小平你好”。可是在短短的五年之后，当大学生们（包括潘太史在内）为反对官倒、打倒腐败而重新走上街头的时候，小平同志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昨日功臣，今朝祸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潘太史以为，改革开放的初期之所以成效显著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吏治在文革的余辉下还比较清廉，也就是说，权力资本还没有介入“市场经济”。那个时候，民享多劳多得之惠，官有伸手必捉之虞。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权力资本最终进入市场流通也就势不可当。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那些早就想捞一把的共产党干部们名正言顺地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农民要出卖产品，工人要出卖劳动力，而官员却只有掌握的权力可供出卖。所以“官因贿进，狱以赂成”也就理所当然，虽然中央里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为了整顿党风而不遗余力。但实际情况却是腐败问题越演越烈，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一年就能捞取百万以上，比起过去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不要说什么三个代表，就算再多几个代表也无济于事。前几年大搞“三讲”的时候，不是有人“白天谈三讲，晚上搞三陪”吗？共产党的干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放弃了应有的信仰，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空谈什么廉洁奉公，难道不十分可笑吗！所以，诸如“加强法制、三个代表”云云，不过是“启其门而禁其出”而已。
反之，对广大劳动人民而言，则只讲竞争，毫无保障。据说，在珠江三角洲，那里民工的收入在二十年间竟然没有变化；在包括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内，职员的合同也都是两、三年一签。更有甚的是，由于大学的盲目扩招，不少大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如此诱之以拼而陷之以死，多少有些“闭其门而许其出”的感觉。
因此，还是希望党中央能够正本清源，再绘向共产主义之宏图，重树为人民服务之宗旨。那些“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类的屁话，还是以不说为好。
200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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