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武汉市开了会，因为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中学毕业生分两批下乡。我因为自己没有参军，就想要带头下乡去锻炼。当时又怕方铭他们阻拦，就在中山公园开大会的会场上，公开提出来要带头下乡，请方铭主任批准，在这样的场合上，方铭站起来鼓掌。我在会上讲，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是毛主席的指示，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开展，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张体学的姑娘当时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有一次开会，我就对他说，体学同志，干部子女下乡要带头，不能都叫别人下去。
1968年12月1日，武汉市第一批下乡知青离开武汉，当时锣鼓喧天。我们下乡之后，想到潜江县去建设红十月人民公社，而且也认为学生下乡之后到处都是，可以起很大的社会影响，后来说我们是下乡去隐蔽起来。因为我先前参军已经通过了，还给发了服装背包，结果市革委会没有让走。我离开武汉的时候，找到人武部的孙习成，说把背包军衣还给他，他说送给你算了，做个纪念。去之前，空15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还特意跟我说，我曾经就你当兵的事情给你许过愿，你要想当兵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当兵呢？
我们到潜江之后，人武部长兼任的县革委会主任来接待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要去什么地方，大家都是争着要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潜江县最穷的是渔阳区，我们去了最苦的高湖公社联合大队6生产队，这个地方是水稻区。王再平在新台大队。我们到达潜江的时候，满县城都是知青，一分散下去就非常分散了，我们的队里只有几个人，这是对广阔天地之“广阔”的第一个深刻感受。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完了，下面进行传达，参加革委会结合的人，都集中在天门听会议录音，我、小王都参加了。林彪所做的报告很长，印象比较深的是毛主席把刘邓区别对待，毛主席说我们要开除D**的党籍很容易，大家一举手就通过了，我看是保留党籍比较好。毛主席还说要把政协和民主党派恢复起来。在提到群众组织的时候，毛主席对各地群众组织的情况非常了解。感到江青和陈伯达的讲话不是蛮理直气壮，有点吞吞吐吐。我们回来之后也组织了讨论，还向农村的代表做了传达，还刻印出来。
1969年武汉发动了反复旧运动，有些同学就要回武汉去参加运动。我当时与杨道远也有联系，他定期寄些资料给我。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不主张回武汉。我当时认为“复旧”是存在的，群众代表不起作用也是现实，但是革委会是通过三结合成立的，应该在内部做争取工作，巩固权力把代表群众的作用发挥出来，说话算数，不主张在革委会外面来搞，也不主张杀回武汉，农村才是我们的战场。后来老杨他们去北京，康生讲不断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阶段性的，革委会成立是文革胜利的一个标志，应该在革委会内部搞。
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就在农村做宣传，扎些台子搞广播，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公报，然后讲给农民听，基本上能够大致不差地把公报重复出来。听到夏邦银（武汉钢工总勤务组成员，老党员和劳动模范）被选为中央委员，个人非常高兴，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能够进入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至少在文革之前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能够进入革委会，也没有想到汉轧的劳模夏邦银成为中央委员。后来我们在农村就组织游行，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对于九大传达的内容，今天印象比较深的是周恩来说林彪成为毛的接班人是历史必然，当时还有小道消息说陈伯达反对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
当时我们六队和七队的知青，还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主要内容就是宣传一些政策，当时武汉市革委会和老杨都有时寄一些资料给我。后来审查我时就说我在农村办地下刊物。
1969年我作为武汉市的代表参加国庆观礼，当时荆州地区的代表都已经到武汉集中了，我是一个人后来才接到通知的，又是一个人坐船回武汉。当时其他的代表都已经在洪山宾馆集中，省军区副司令员梁仁魁带队。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家，梁仁魁就叫车子跟我回家拿东西，当时朱鸿霞、胡崇元、张立国也都是观礼代表。我们到达北京之后，跟荆州地区的代表一起住在友谊宾馆，当天北京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人还来看我们，记得有温玉成。朱鸿霞他们住在中南海，住的离毛主席越近，条件就越差，他们是睡地铺吃窝窝头，后来还有人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不过我没有资格。在十月一号这一天，我的席位在在东灰一台，灰就是指灰色的区域。当时看得很清楚，毛林周都出来了，毛主席两头走，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了。十几号的时候，毛主席在大会堂单独接见观礼代表，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因为地势高，毛主席从后台走上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时周恩来把林彪和董必武安排到毛主席的两边，并让留影。
在北京观礼期间，还参观了首钢、燕山石化和北京地铁工程。当时燕山石化还刚刚开始修建，地铁一进去就看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大幅标语。感到建筑很雄伟，建设成就很了不起。此外还看了一些戏，红色娘子军就是其中的一部。
会后回到武汉，我去跟老杨说了，听说要在北京办学习班，我就找到武汉市革委会的政工组长，要求参加。他说北京学习班不让中学生参加，要我还是回生产队去。
在北京学习班里陈伯达就开始动员抓五一六、北决扬之后，武汉也开始搞。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开始是武昌造船厂的，人是造反派，后来就迅速更换成六棉的，人就换成保守派的人。保守派的人一来，就把我和小王从潜江搞回来办学习班。开始还是依据事实，追查12-5事件，这件事确实是我们错了，小王痛哭流泪做检查，我们对事实也没有任何隐瞒，他们也是尽可能地往老师身上扯，把一大湾子都牵进去了。后来要搞五一六、北决扬，开始隔离。他们清查“决派”的时候，先从成分不好的学生中突破，吴老师也被突破了。但是在我这里梗住了，他们把一些人根据他们意愿写了材料拿给我看，上面有的说参加决派是出于我的布置，并安排填表，我要他们拿证据，这些口供都是非法逼供讯搞的。我们学校的造反派中间确实有几个与鲁林安关系密切跟着走的，我还曾经劝过他要注意，还有个女同学跟浠水县农民造反派巴河一司有些关系，我也曾经劝过她。这些组织后来都被中央9-27文件说成是反革命大杂烩。
1970年一打三反开始后，学习班就太多了，搞也搞不清楚，我们就说办学习班我们没有工分，吃饭有问题要他们给补助。结果就回农村继续办，我们先是在区里集中办，负责人是贫协的罗主席，他搞不清楚武汉的事情，对付他就很容易，有时候还有人故意出他的洋相，把他搞毛了，他就怒声大吼。我们在区里的时候，可以看到报纸，有一次看到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说四个伟大讨嫌。后来九一三林彪出事，我们就不感到意外。区里还组织我们去仓库劳动，劳动完了还给工钱，我们就把工钱买肉来改善生活。那些在生产队里办的学习班，就很苦，完全是当做敌人对待。1974潜江县苏湖公社办学习班，一天只有9两米的定量，但是却要人拉犁耕田，还有就是挖井，都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身体就这样跨下来了，有一个姓黄的同学就在这个学习班里呆过，身体跨了，后来他招工去武钢，身体也一直不好。一个名姓叶的女同学，只是因为参加了9-2到9－4日在湖北省委门口的绝食，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办她的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省里面在首义路招待所办批林整风学习班，武汉军区三办的刘志做讲话，讲了一个下午。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其中有《五七一工程纪要》《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这个学习班说是学习，其实是继续抓五一六。老杨当时还是单独监护的，还没有恢复自由。当时的批判都是空对空，这个学习班的表面上也是非常宽松，我在学习班里还学会了打雀牌，跟动力和军代表做对手。我后来雀牌打得很好，朱鸿霞还教我玩剑。在学习班里还经常安排看电影，都是社会上看不到的，如多瑙河之歌等。
后来有人跟我说，军区准备对造反派搞杀关管。朱鸿霞在组织准备向中央反映情况。我年轻比较冲动，就去找军区的徐剑、许文强他们，说听说要对我们杀关管，徐剑竭力否认，说没有这个事。后来赵华说我不讲方法。这样就把张体学请出来了，张体学当时已经是癌症在身，当时是热天他过来的时候穿着衬衣。张体学过来的时候，跟我们座谈，要我们安心学习，讲些大道理，大家都不做声。朱鸿霞当时也在，就说伙食太差，张体学说那好办，就从梁子湖搞鱼过来加餐。张体学来过学习班两次，伙食都很不错。当时我们在学习班里，伙食标准是每月24元，很不低，省里面还给我们生产队每天8毛钱补助，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这个学习班办了8个月，没有什么结果，是年底结束的，讲三个长期斗争，给我的印象是不了了之。当时我们都听说北京四三派、四四派互相赌狠，说是看20年后谁杀谁。学习班里也说，肯定和否定文革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学习班结束后，老陈就跟我回潜江，到潜江后，也没有让我回生产队，而且到广华的一个五七干校。我一个人在那里，鬼也不管，叫写材料，我就跟潜江的学员闲聊。后来又通知我回生产队，结论也没有。
在1975年春节回武汉期间，我曾经去找过省委里面主管组织的书记姜一，并把这个名单的抄件给他看，问他知道不知道这回事。我还对他说，姜书记，本来我下乡就是准备急流勇退，不想再搞运动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曾思玉刘丰确实是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对待，要杀我们，姜一书记不要总是说我们不识大体，喜欢闹。姜一用手指头点着这个材料说：小柳，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都是曾刘他们搞的。
1974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渔阳区长来生产队找我，说接省委组织部通知，要我回省委组织部报到。我回来之后就去组织部，是副部长唐振生接待的，说根据省委指示，准备安排工作，要我等通知。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团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大会，要我在这个大会上做讲话，也就是要我亮亮相。我要同学江给我准备一个讲稿，后来觉得不能体现我的意愿，我就自己起草了一个稿子。我的稿子里面讲了要揭林彪死党刘丰的盖子，要为杨道远翻案，还准备把他们搞的杀关管的名单的事情捅出去。这个稿子的火药味相对比较浓，也是结合当时批林批孔的政治气候来讲的。在准备开会的时候，我在休息室坐着，正在奇怪没有人来审查的我的讲话搞，姜一就来了，对我说，小柳，把你的稿子给我看一下。当时谢在我的旁边。姜一看了之后就说，小柳，有些话不能这样讲，杨道远的问题省委还在研究，不要把炮开在前头，把这些都划掉，连刘丰的名字都不让提，我不同意，结果僵住了。姜一又要谢来劝我，姜一还说外面的代表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说不要冷会，叫我为难。最后，就做了一些修改，把语气改得缓和多了。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经过大幅删改之后相对温和的讲话，在会场上就赢得了极为热烈的掌声。第二天的湖北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时候，连我的名字都没有提，只说是有关方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我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头。果不其然，过了一些时候，胡厚民就说姜一要他带信，让我先回潜江，补台的事情以后再说。
在五月二十几号，中央对湖北的事情有一个七条指示，讲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林彪死党的盖子不能捂；武汉七二○的案不能翻；这样我们在华师开会，表态形成一个统一意见，拥护中央七条，要按照七条的指示精神办事。会后方、丁和我各带一个组，分别在武汉三镇进行宣传演讲，我们把七条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我和周带了一个小组在武昌区委门口做宣讲。
后来胡厚民跟方说外面来的学生要先回去，是收的架势。方、丁也都走了，我也回到潜江。
我回到生产队之后，只有我一个人了，其他的知青都已经通过招工等方式回到城市了，除了我之外，小王的弟弟在七队，小何在三队。因为人数少，三个人就都安排在小学教书。我们回农村之后，农村也在搞批林批孔，大队里进了工作组，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当时大队有一个地主写了副对联，明显表述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工作组倒是没有去搞他，他们要搞的事情却是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对社员房屋前后进行丈量，搞什么前三后四，对农民的副业、竹园、养鸡换点油盐钱，包括对自留地都大力限制。当时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队门口，指责他们这种整群众，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作法，我们三个知青老师和几个民办老师都在大字报上署了名。现在看到了一些资料，才知道1975年是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D**安排的工作队，当时D**批判了江青四个月，可能是小平要跟江青比谁更左，当时是他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周恩来已经病倒了，他就派了100万工作队下乡去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
他们工作组没有直接跟我们接触，但是把区里、公社里的干部叫来，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不要这样搞，要服从组织。我反驳他们说，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当然要通过党的领导来体现，要通过各级组织来执行，但是必须是真正执行革命路线，你们搞社员和农民是不对的，我们又写了几篇大字报批评他们，他们就把工作组撤了。我们第二张大字报的题目就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没有来整我们，但是他们去搞民办教师，威胁他们，有一位年轻教师的父母被他们逼得要投水自杀，后来我们写的大字报就不要他们签字，王始终陪着签字到底。结果我们贴了几张大字报，就把这个“割尾巴”的工作组给轰走了，这个事情在当地影响很大，后来被称为“高湖事件”。再后来我就顶职回武昌车辆厂，王又平后来考上华师京山分院。
1970-71年的时候，开始在知青中间招工，先是武汉建工局招了一批，后来襄樊也去潜江招了一批。我们当初下去的时候，都是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没有人打算回来的。招工之后，知青思想的波动就比较大。到1975年的时候，还在农村的，基本上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在文革是比较坚定的造反派或者当过头头的那些人，这些人在当权派看来是有问题的人，其他的都走得差不多了。
农民人都很实际，说武汉来的都是好伢，个个肯吃苦，为群众做好事。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争着去最苦的位置，在我们刚刚到农村的时候，就是宣传两条：一是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二是要为群众服务做好事。我们的同学学农活，个个都是好样的，没有孬种。插秧割谷，耕田包括做副业，都蛮吃苦，没有差的。
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两项副业，一个是烧窑，二是在东荆河上摆渡，摆渡是生产队的一点现金收入。我们去之前，这个摆渡是经常换人，主要问题就是现金不容易收上来。我们去了之后，社员都说知青是最大公无私的，要交给我们来办。当时我们八个人就轮流来摆渡，现金一分不少如数上缴生产队。这个渡口平时2分钱，涨水的时候5分钱。后来我们几个撑船的手艺练得很不错，包括女生都一样，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小船装满秧苗，沿着一米多宽的小水渠送秧，往来自如，农民都很佩服。
在大队的窑场，我也干了很久，手艺也很不差。热天就穿着短裤干活，通身晒得黑油油的。和泥、做胚、堆垛样样在行，就是点水不会，那个师傅对我保密，不愿意让我看到，每次总是自己一个人做。小何当时去看过我，前些时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你们没有见过小柳做的砖，那可真是有水平，每一块都是方方正正，棱角一点不缺。
记得有一年洪水很大，为了保护五七油田，我们去抢险的时候，沿途的水都已经齐腰深，大家都迅速涉水过去，因为当时洪水水位上涨太快，从其他地方运土过来已经来不及，只好把大堤一边挖掉，来进行加高。
农民相对而言怕冒风险，显得保守一些。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参与搞试验田。当时我们参与推广棉花营养钵，这个确实有效果，对掌握季节和出苗率都有好处。在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之后，天门那边的知青也出了些事情，王震就到荆州来蹲点，王把招待所养的花都推倒，要种棉花，搞棉花王，也要推广棉花王。我们大队也搞了农科所，我们有一个初中同学名字叫李文生，他要试验合理密植，说棉花只要长到尺把高，每株只要挂4-5个桃子就可以了，加上合理密植，产量就会很不错，试验田亩产比原来也高很多，农民亲眼看见了，也很佩服。后来李文生去教书，也是一把好手。
那个时候省里有一个重点交通项目，就是修汉沙公路，修路需要石料，我们和农民一起到荆门的马良山采石，再用板车送到2000米之外的汉江边装船运走。采石要靠放炮炸开，当时打炮眼有点危险，都是我们知青来干，农民中间没有人愿意扶钢钎，怕大锤落下来偏了会伤着手，我们就主动来干。18磅的大锤一挥就是一整天，每天可以打两个炮眼，我们非常认真，大锤也是落点稳得很，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抡大锤后来就把手劲练出来了。拉板车我们也比农民跑得快，当时一板车石头堆好码齐，一车石头总有上千斤重，我们也是一个人拉一车，从江堤到水边是一段300米长的下斜坡，农民都是用肩膀扛住车把减速缓慢下行，我们都是飞车下去。
我们在潜江的时候，无论是种田还是教书，都是全身心投入。后来我挨整的时候，他们去外调时，农民没有说我们半句坏话。在招工的时候，农民和大队也总是优先推荐我们，因为我们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是站在当权派的对立面上，所以每次下面的招工推荐意见都不能起作用，我们就要社员不要再推荐我们，他们说不推荐我们心里过不去。在农村，社员家庭和邻里有时候闹点纠纷，我们出面说话，他们也都能够听得进去。
因为自己曾经参加过造反派，当权派招工的时候就总是压着我，总是回不来，农民写了多少次好的鉴定和推荐材料，都没有用。父亲就着急了，1975年父亲就要求退休，要厂里安排我回来顶职。厂里面派一个工人和一个干部到潜江帮我办关系，那个时候我在大队写大字报的余波，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事情我竟然成为当地的名人了。到县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还问你就是小柳？厂里的人说赶紧走吧，怕县里卡，当时我贴大字报驱赶工作队的事情还没有最后了结。我是国庆节之前回武汉的，在武汉过的国庆节。
回到武昌车辆厂之后，先是进行培训，搞安全教育，分配铸工车间当炉前工。人事科的人对我说回厂要好好搞，我的师傅蛮好。
九几年的时候，我曾经回去下乡的大队看了看，今天农村田地的样子非常破败，没有以前照料得好，农民自己也是出去打工，村里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村庄里面以前是很干净的，现在牲畜的粪便没有人收拾，到处都是，显得很脏，不太像样。原来的机械都已经没有了，水渠也坏了，耕作方式比我们在乡下的时候还要原始得多，都退回到解放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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