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ri R , Sep 13,2004,17:30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受KEEN之邀。我将以前的贴子重新整理一下发出，以餐网友。
公允的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国共两党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兴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先辈，无论他属于何党何派，我们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词。因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国复兴的基础。
我开此栏只想纠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无视、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
这些集子的开篇语说：
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
此话说得很好，但却没有做到。
片中凡是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的地方，我将一一指正。
请给我一定时间来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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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坚持》
1944年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
“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但我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谁都没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这是1944年5月20—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何应钦说：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远征军已补充六万零四百三十二名，驻印军二万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队缺额补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调拨补充团及壮丁，补充人数共计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这就是说征兵总数为133万7千多人，其中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为8万5千余人，即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人数是征兵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说的30%。《一寸》公然篡改历史文献，在此又说了假话。
那么，这一期间国军的战损数是多少呢？何应钦说：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计官兵负伤者四七、三八八人，阵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说，伤亡79826人。伤亡不足8万，补充133.7万，还说兵员不足？
由于连年征战，兵员的合格率确实不高。何应钦在报告中说：合格率为33.7%。这就是说合格的兵员中有4/5补充到国内战场上，也就是36万人，是伤亡人数的4倍以上。还能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吗？
何应钦在1944年4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
“自抗战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计伤亡失踪总数二、七六二、七九九员名。”
在1945年5月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又说：
“总计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这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国军伤亡276万余名。从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壮丁1355万余名。考虑到1945年的兵员总额比1937年多200多万人，这里面有800多万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征兵的路上？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缅战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吗？为了抹杀史迪威的功绩，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滇缅战场的胜利意义在于重新打通这条国际运输线。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驼峰空运代价太高，飞行员的损耗也太多。中国战区大反攻所需的战略物资仅靠驼峰空运是不行的。输送到中国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飞航中；大战之前，燃油不足，机械化部队就无法作战。况且，大量的重装备难以空运。要迅速地将中国军队的装备美械化，为大反攻准备作战物资，必须打通滇缅公路。这是稍据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没有滇缅公路，雪峰山战役的那些美式重装备从何而来？那些整天在日军头上转的飞机的汽油又重何而来？这叫着：搁下筷子骂娘。
罗斯福9月18日给蒋介石的电文：
“阁下应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罗斯福要来这样一份电报，全力支持与蒋闹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旁注：
我在1942年第一次会见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寻找原因之时，他开始领悟到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职责是要把中国军队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其后，他的战略职责便是：用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去切断日本军队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到最后，再组建—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加入太平洋联盟，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传教士、顾问、教师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充其量只是对它有点干扰而已，而史迪威则不过是这个长队列里的最后一名队员。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见面时，他开始领悟到的就是全部战争的最高水准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变革便不会出现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竞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为什么”不得其解。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队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个政府的面貌，年复一年，渐渐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国那个得到美国承认的政府并没有发挥政府的职能。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如果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的话，就必须更换，——即使不能这样，它的国家首领也必须靠边站。
我现在清楚，我那时转向史迪威方面反对陈纳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史迪威的压力。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中国不仅是个供我们试验武器的发射台。它是一个实在的国家。它的本身和内部是辽阔的，神秘的，残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领土作为消灭日本的发射台的同时，同它的正在变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经过事后漫长的顿悟，我现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图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处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军服的将军们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灾荒才使我从赞同陈纳德的立场上转变，转而赞成史迪威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时，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无望，他将见到他怎样的下场，然而灾荒直接给我的教育还远不止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乱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灵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河南的灾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蒋主席此时此地面临着，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
“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很好！从蒋介石的这份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结症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的第一句，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这就证明了许多美英记者所言非虚，而《一寸》对这个事情的说法全部都是谎言。
史迪威只是一个军人，执行的是按美国利益作出的决策。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中国最多的是人，应该让中国人使劲的打日本，以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所以史迪威要奖勤罚懒，要把美国军械发到最能打日本人的军队手里。在他看来，将美国军械发给那些不能打日本的军队是浪费美国人的钱。
而蒋总统的想法是：让盟军替他打败日本人，然后，再用美国的军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两人的战略目标就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所以才有五角大楼、罗斯福支持史迪威的举动。但是，史迪威不是政治家，而罗斯福是政治家。罗斯福考虑到了战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因而只好牺牲史迪威。
“赫尔利听过这番话，终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给罗斯福发出了电文...”
需要注意的是，赫尔利给罗斯福的电文是在10月13日发的，这是在10月3日，美军参谋部降低了中国战区的作用后发出的。这时军事考虑已不重要了，它让位于政治考虑。而蒋介石对赫尔利讲这番话是9月24日，《一寸》中所谓“赫尔利夜不能寐”完全是鬼话，如果真的夜不能寐，为何要拖19天才给罗斯福复电？
同样对于这件事情，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第139页写道：
但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军作出了进一步降低对日作战中中国作战的地位的决定。也就是说10月3日，美国综合参谋本部放弃了预想将要作出很大牺牲的台湾、厦门作战，决定了攻克吕宋岛战略以及绕过台湾向硫黄岛和冲绳前进的路线。结果，被指定支援太平洋战争的中国战场对于美国的作用，进一步下降。因此，美国政府得以优先考虑政治判断而后考虑军事判断。
美军为何改变作战路线？显然国军的战斗能力已经被看成一文不值，美军只好自己干了。
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攻陷独山，重庆震动。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没有几天，收复独山。
“...独有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独山抗日纪念碑），在黄昏里矗立着。过路人当不会知道，这里正是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
2000多日军，作战保障完全没有，却敢孤军深入296公里。说“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这句话好听吗？
既然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先期赶到，其主力部队应在第2天也能赶到。不能全歼该敌，让其退走。就能功勋卓著吗？
把独山抗日纪念碑说成是“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太过誉了。因为直到第二年8月15日之前，国军也没有发动战略反攻。独山之战只是一个防御战，其后的雪峰山战役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御战。若论第一个胜利的防御战，则是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个全歼日军的战斗，则是平型关之战。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应属台儿庄。独山之战是哪个第一都没捞上，就连最后一次也没捞上。
把独山之战说成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句笑话。
对于那段扑朔迷离的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看的呢？
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写道：
P127
对此中国战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兼在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坚持夺回缅甸公路，并依靠由此而得到加强的中国陆军，来反击日本军。这本是美国陆军的构想，史迪威想实施这一计划，他为了在中国保持空军活动，认为“第一重要措施是拥有能够占领并保持航空基地的陆军”。史迪威的想法，引起了不愿意将国民政府军投入战场的蒋介石的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中期开始逐渐恶化。
北缅甸的反攻作战，是中国军第一次从正面进攻日本军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土兵具有“我们也能够打败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亲自向世界证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中国土兵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
P129
所谓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打通平汉线(北平至汉口)、粤汉线(武昌至广州)、湘桂线(衡阳至柳州)等各铁路——贯穿中国南北大陆的战役。日本军发动作战的目的，是歼灭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挫败美国空军空袭日本本上的企图；依靠打通中国南北的铁路，确保与南洋方面的陆上交通；挫败中国军的抗战意志这三点。日本军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日中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兵力，即15个师团，兵力约50万余人。
首先，日本军华北方面军的第十二军，1944年4月17日，渡过黄河，5月19日打通平汉线。随后，第十二军的主力西进，5月25日占领路阳(以上行动叫京汉作战，中国名叫豫中会战)。当时，驻守河南省的中国军是第一战区(司令官是蒋鼎文)的十八军，约30万人，拥有兵力是日本军的两倍，其中中坚力量是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军队 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但是中国军除了守备洛阳的非嫡系部队奋起抵抗以外，其余都在日本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随后日本军第十一军，5月27日，从洞庭湖东北岸的岳阳附近向长沙开始进攻。在这以前日本军进行过三次长沙作战，都是从正面攻击，因此遇到中国军的反击，不得不撤退。所以这次日本军采取从三方面包围长沙的战术 6月18日占领了长沙。失去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长沙南边的战略据点衡阳，用坚固的阵地抵抗日本军的进攻。衡阳是粤汉线与湘桂线的连结点，也是美国空军的重要基地。衡阳的攻防战从6月26日开始，激战持续了一个月之久。8月8日守备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日本军投降，战斗结束。
衡阳失陷后，中国军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军第十一军在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帮助下，占领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占领南宁，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属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军的一部分，12月3日占领了贵州省的独山．威胁着贵阳和重庆(以上称湘桂作战，中国名叫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
这样，可以说日本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虽然日本军的战斗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国军仍然惨败，是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军的战斗意志显著下降，军队内部腐败。当时国民政府军的兵员，在战时状况下，总数约为650万人。正如前章所述，由于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士兵的军饷大幅度下降，这成为战斗意志下降的一个原因。将校们的腐败也是很显著的，在河南会战中，当时河南的中国军所有的七八百台军用卡车中，只有100台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其余的都被将校们用于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后方西安。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优先考虑政治的战略，影响了防卫战的有效执行。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军队撤出中国东部战线，把他所不喜欢的、属于军阀或民族主义的军队配置到前线。例如在衡阳奋战的薛岳是广东系的、与蒋介石不投机的人物。蒋介石还采取反共优先于抗日的政策。日本军向河南省进攻的时候，没有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嫡系的最精锐部队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军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阳失陷后，出动了胡宗南部队的一小部分到前线去反击。
第三个原因是：变为战场的地区，经常出现民众背叛国民党的现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农民7000多人，为反对国民政府军的征收，夺取了驻守在信阳西部的军队的武器。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此进行镇压，屠杀了5000多农民，国民党这种残酷行为成为导火线，农民暴动从河南省南部，扩延到湖北省北部，数万农民提出“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歼灭了屠杀农民的军队。这样，不受民众支持的军队其战败是必然的结果。
这次大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极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国民政府军兵力的损失达到六七十万人；国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新沦为日本统治地区的民众有6000多万人，有许多难民背井离乡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国民政府的战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对于这场大惨败，当时在中国战地的英美记者看到了真实的原因，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与在延安的中共接触。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中记录了这个事情。
P183
1944年10月22日,我来到了延安。
时间，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获得澄清，使一切久远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缛节，暴露了历史和决策的本来轨迹。我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和势力集团的报导。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场革命正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准备宣布它的出世，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全国的筛选，正从地下状态云集延安，筹备其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情还不仅如此。在那几周里，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离异以及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共产党人正推备拟出一份完整的，也许是永久性的与美国结盟——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希望，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并准备把它坚持到未来的年月。如果这种延安气氛继续下来的话，或许就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宫：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泽东、周思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以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坏、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抉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
延安是—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会见。他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个会用枪来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强迫历史朝着他的理想迈进。
产生伟大历史力量的对话，在一开始就因为谈话自身的变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见的事一一美国民主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在官方的首次接触时就遭到曲解的实例。中国方面的发言人是毛泽东，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是个天才，赫尔利是个白痴。赫尔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这个谈判是被偶然事件拖离历史轨道的最明显的实例。
赫尔利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抵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记员与会作记录)就同毛人其他领导人开始了会谈，出示了他和蒋介石以前共同拟定的条乱一个五点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两党都矢志于团结，共产党将得到合法承认，在将来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矢志于进步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解散其军队．放弃他们的“解放区”政府(已经统治着8000万人民)，他们的军队要听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应——是爆炸性的。他对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都作了谴责．指出，军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一个阉割军阀和地方部队将领的装饰性机构，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给共产党的部队是不够的，以此来让他放弃他那在中国首屈一指的部队及效率最高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使你的一只脚迈进门里。毛说，如果你的双手被反绑在你背后，进去这个门里没有什么好处。赫尔利明智地提出建议．让共产党拟出一项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解决条款，他将乐意洗耳恭听。那个下午，他们为这个谈判建议暂时中止了会谈。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拟出了他们的书面提议，措词之绝妙，使赫尔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强硬企图。赫尔利兴高彩烈地说，共产党的建议确实挺好．但就是迈的步子还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评论。
赫尔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一个美国民间的那种漫画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间在迪克西使团的窑洞里，他竟以美国最优秀的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而对共产党说来，当他们在10日的上午见到赫尔利的修改稿时，一定会被那修改过的提议弄得眼花缭乱。
在赫尔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团结：“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一致同意作为三种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这几乎是一些辞不达意的话——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惊——意思是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蒋的独裁政府)将被更新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的党派一律平等。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下，还将有一个“联合的全国车事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从国外所得之供应将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将同时武装两党的军队。总之，经过赫尔利英国式的润色加工后，全文的基调完全是美国宪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热情洋溢又让人翻译不出来。这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赫尔利写道，将使人民获得“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权利，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和居住的权利。”赫尔利在使美国承担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义务，在使一个东方国家接受美国的人权法案。
当然，赫尔利的这个协议最终成了一片废纸。国民党认为被出卖，决不可接受。协议不得执行，使共产党认为受了美国的欺骗。
第四十集《天亮前后》
“...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八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可见国民党缺乏自省，只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战，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中国不死，必然蕴涵着生机。中国象凤凰一样，要在浴火中重生。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战争中发展健全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便是中国新的生机，破壳而出的新生命力，将促使中国向世界强国迈进。
经济的崩溃、道德社会的解体即是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应对灾难的需要，行将灭亡的征兆。国民党不知调整，不能有效的应对灾难，不去变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固守于旧的、行将灭亡的政治、经济体制。败亡则是必然的事。
国民党只是到了台湾后，在几乎灭顶之灾时，才知变革，才得以生机再续。国民党的灾难还未消失，还将面临生存危机，是就此灭亡，还是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重回中国国家级大党的地位，就要看国民党诸君在危机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了。其实在政治这个世界里，也应了达尔文的那句话：适者生存。
“在国际上，苏联不断扯国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但更狠毒的则是渗透西方世界，进而左右美国政府高层的对华政策方向。像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国民党并不积极抗日，他们争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对付中共。’的宣传影响。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华物资，我们无法充分利用。两亿美元的黄金采购案，被耍了乌龙。以至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国政府中这一股左倾的隐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资，去装备中共部队...”
这些话好像不是经过脑子里说出来的。国民党是否积极抗日，那些派在国军各部队、战区的美军观察员看不到吗？美国政府高层决策判断的依据是来自苏联？还是来自他自己军队的观察员？莫不成这些美军观察员统统被中共蒙住了双眼？
至于说到“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平江惨案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这件事发生在皖南事变的半年前，新四军的一个通讯处，且在大后方深处，有多少人马？能进攻27集团军的部队？究竟是新四军通讯处攻击国军？还是国军攻击通讯处？
究竟是谁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于《一寸》，只能有一句话来评判，那就是：满口胡言！
“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沦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来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机场，以长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一万七千五百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作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
湘西会战日军以失败告终，为日军在华的攻势作战画上了句号。
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罗斯福与邱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背地里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广岛死伤为20万1千余人。
1945年8月9日，全县被收复。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长崎。苏军出兵东北。
“虽然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同样受尽了痛苦煎熬，但当他们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亲耳听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广播时，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桥上。”
“8月15日这一天，无论是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第四十一集《激情过后》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东京湾内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英大小舰只达380艘之多，诚有舳舻千里之气概。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兴起[50年前甲午之役果能一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米苏里舰上签完受降书后，徐永昌和他的随员转往东京，当时，目睹日本警察守岗如常，老百姓循规蹈矩、沉默肃静的景象。他对同行人员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计日可待的！]这是在风光的受降日子里，一个中国高级将领内心的感受。显然徐永昌说对了。”
“事实上日本从这一天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便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工作。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却又落入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渊藪。”
“在激情过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是比战时更为严酷的现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路是坎坷与漫长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形。1945，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我们的国土所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支离破碎的局面，此时日本在华的总兵力仍有128万人左右，...总共210余万人。遣送这些人出境，是战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
“由此可以证实，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战败者的照顾，远比千里跋涉胜利还乡的军民们要好得多。”
“战后，各交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祸，曾经作了部分数据调查，以伤亡而言，根据统计，从民国26年7月7日开始，我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伤亡将士的总数为340万余人，老百姓则为860万余人。但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包装总公司兵籍户籍的制度未兴，取得准确的数据十分困难。”
“但经过一场飞来横祸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园。在短暂的胜利激情之后，去面对另一个茫然。”
“战后的许多国际法庭中，都将首要战犯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祸首谷寿夫，后来被引渡来华就地处决于雨花台。还有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从淞沪一带一路杀过来的野田和向井，当年他们以杀人为乐，今天也要轮到自己，经历面对被迫结束生命的恐惧了。但是这些人，就算被枪毙十次，对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补呢？”
“1945年8月15日，蒋委员长的[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惩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压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忠恕为怀的传统文化精神。”
“后来，不知怎的，有人竟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改成[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从此，[以德报怨]竟成了我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态度]。既然以德报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论语]有关[以德报怨]的记载，在宪问35章，原文为：或曰：[以德报怨，如何？]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有人问孔子说：你认为[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我认为我们要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报答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见，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违反了我们中国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待人处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将[与人为善]改成[以德报怨]，等于陷一个国家元首于不义了。更何况，当时蒋中正确实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赔偿已经开始，从1948年1月直到1945年9月，从日本运回中国22条船，招商局派去22条船运回中国3万多吨物资。...所以这个赔偿已经开始。后来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变动，内战的关系，因为国际间美苏的对立，冷战的开始，这样的话这赔偿才停了。”
“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和约]，那个时候的苏联呢，气焰非常的嚣张。所以呢，美国为着防止苏联，同时要利用日本的过去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里面，美国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和约]呢，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因此到1952年，中华民国给日本签定和约的时候，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到大陆去访问，他跟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也...大陆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可以说，当时对日赔偿要求的放弃，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他为着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为对付苏联而引起来的。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黎东方说：“蒋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闹要赔偿。是美国人后来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叫蒋介石，不许要日本赔偿！以为我们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设起来，抵抗苏联。你中国需要钱，将来我们美国给你。美国给了没有啊？后来直到韩战以后，美国才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给我们的，借的，照加利钱还的。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交到了美国政府，总算领教了不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大战中另一个轴心国家——德国，战后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游芳悯说：“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计要超过600亿美金。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犹太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还要领德国政府每个月发给的津贴，大概是950块美金。每个犹太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人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认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要求回复那个赔偿嘛。”
“...至少也有1000亿美元，因此，有人算过，假如中国坚持要日本人赔，那么当时日本全国就算倾其岁入所有，100年也赔不完。这么一来，他们可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谁还记得这码往事呢？今天，他们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他们有钱买下洛克菲勒广场，却不愿意偿还台籍军伕那么一点点小钱。除了摇头叹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华这个民族是蛮可爱的，是可引以为荣的。...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传统中国人是不轻易向人借钱的，万不得已借了，也必定会还，所谓言而有信。在战时，我们确实是在十万火急之下，才向盟国伸手的，但这些钱，不但每一分毫都还清了，而且还给过了头。”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靠老美的两颗原子弹赢得全局胜利的。我们不否认西太平洋战事逆转，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和原子弹的致命一击，提前结束了对日战争。但是1945，民国34年春，事实上，我们第一梯次30个师的新军已经训练完毕。只要美国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该给我们的物资，及早拨给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复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战役中的伤亡，可能要比丧生于原子弹之下的人数高出数倍。照这么说，大和民族应该感激促使战争提前结束的原子弹才是。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
“抗战八年，中国人因为贫穷，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们却未曾沦落到人穷志短、穷斯滥矣的地步。...有人说中日之战，[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其实不然，中国的胜利应是光荣的。因为，从表象上看，中国之[惨]，打战争一开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后，我们赢得的是尊严。这正是当代人可以流传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珍贵资产。”
“为了取得此一胜利，中国人和他的强敌在八年中进行了22次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以及像[卢沟桥]那种规模的战斗达38931次。这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真刀真枪要命的厮杀，在这些战役中，后人很难想像先人那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情怀。甚至连他们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远去了。今天留下来的，大概只剩下几柱碑记，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独的矗立着。好奇的观光客，就算很仔细唸完铭文，恐怕也无法想象，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第四十二集《 永恒的祷念 》
“我们深知这一套影像记录片，对整个历史而言是相当寙陋的。但即使如此，它已是唯一比较完整的保存了，至少这里面也记录了我们[把历史还給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的客观与诚意。”
当不知历史真相的人们，听到这番话时，仿佛看到了一个诚实如斯的谦谦君子，对其所言深信不疑。
但在了解当时历史真相的人而言，则如同看见了一幅厚颜无耻的骗子嘴脸。
《一寸》做到了“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把历史还給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吗？
没有！《一寸》打着“真诚面对历史”的旗号，做着篡改历史的勾当！
《一寸》说：他们走遍了大陆、台湾，也到过日本、美国、俄罗斯。却偏偏有意篡改了许多历史事实。
1、明明抗日战争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在对日作战，却偏偏抹去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一寸》秉承新四军是“叛军”的说法，剿灭即不存在。然而，历史事实是，新四军在敌后对日作战中壮大起来，以至抗战胜利时，国府还都南京都害怕。淮海战役吃掉国军50万大军就是新四军干的。
2、以不实之词污蔑史迪威将军。不是公平地反映国民党、美国两方面的说法，执国民党一面之词，而伪称‘[太平洋学会]为共产国际所渗透’，虚构‘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的影响’。
3、毫无根据地指责苏联支持中共攻击国军。实际上有许多历史文献（国民党的、中共的）都能证实国共摩擦是国民党首先挑起的。我将在下一贴在列出证据。
4、有意掩盖了蒋委员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功绩——曲线救国论。从日军的枪炮下保存了50多万国军，56名将军，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蒋委员长派这些人替日军抵挡了八路军的进攻，让日军能腾出手来，有力地帮助日本人完成了‘一号作战’计划。
至于《一寸》中囿于错误的历史观和思维方法，所作出的非客观叙述，也还情有可愿。况且，我在前面已一一指正，不必再说。
影片的后续部分是对当年各大战场的巡礼。
“然而我们仍要强调，对日抗战，确实是我华胄亘古以来，最庞大、最惨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民族战争。尔今尔后，无论中国人将要走向何方，都不影响此一关键之战的贡献与价值。”
“我们当不忍心去扭曲已成事实的历史，更应让所有在此一役中流血流汗、忧心劳力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得的尊敬，与永恒的怀念。”
补正一：
从双方当时的文献来看，首先是国民党确立了反共的战略方针。因为，国民党发现：在1937、1938年，一年多的合作抗战中，虽然双方相互配合很好，但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共产党不肯如国民党所期望的那样打硬碰硬的阵地战，一直强调独立自主，敌后配合打运动战。这样打起来，国民党明显吃亏。
国民党军装备不如日军，士兵的军事素质也差了一大截，各路军阀又不能同心同德，各打小算盘。这样打起来伤亡惨重，只得节节后退。
而共军则不然，无固守一地的包袱，实施机动作战。常常趁日军无备之时，猛杀一刀，抽身就走。
这样一来，蒋先生欲借日军之手削弱共军之力量的算盘也就落空了，相反，沦陷区愈大，共产党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共军的军事力量在得到沦陷区民众的支持下也愈来愈强。
蒋先生自然不能“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于是只好自己动手了。
对比双方当时的文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基于一贯的防共、反共立场，鼓动地方军阀首先向共产党打了第一枪。
如鹿钟麟（原西北军）制造磨擦吃了亏以后，被老长官冯玉祥狠狠骂了一通，冯说：我让你打日本，要与共产党合作，你管那些反共的屁事干什么！鹿迫于蒋介石和冯玉祥两方的压力，左右都不是，只好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了事。
有关国共摩擦的历史文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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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部分：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了三件事：
1、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对于抗战到底的“底”作了规定。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蒋介石的讲话和日本政府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很相近，《近卫声明》中说：只要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实行日满华三国经济合作。中日双方便可停战议和。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亮出他的“底牌”，无异于以官方的身价、公开的名义回答日本的诱降。
2、确定了依靠国际调停“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方针。
3、确立了反共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反共。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的反共方针，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党政军机关。在蒋介石亲自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主要的有《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总纲，该件共四节、三十一款、六十项。其中
在“目前极待解决之问题”中，讲到陕甘宁边区，“绝对不能令其存在”；讲到晋察冀边区 “应遵令撤消”。
在“一般取缔办法”中规定，军事方面“其军令、军政，应统一于中央”。
在“党政方面”，“共党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应即严令取消，由中央指导机关接受训练”。
在行政方面，“‘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
在军事方面，“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党政军各机关对付共党之态度，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
“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运用民众力量，党改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须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
看见了没有，国民党在1939年1月后，就作出了“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的决定。若共军不接受编组，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是共军攻击国军。
按照国民党的逻辑：若强盗进了你家，你绝对不许反抗。你一旦反抗，那就是“以武力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必须绳之以法。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是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反共政策。
其引言中说：“查共产党在沦陷区之活动几较普通区为重视，为积极，以目前情势而论，大有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迅速之趋势。究其原因，一半由于日伪与本党之势力均多所不逮，一半即由于该党党政军在该区域内均能协同一致切实合作，故每至一地即如入无人之境，致令其组织活动日益坐大。”
处置办法：
(1)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
(2)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
(3)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打破过去一般党员对共产党之放任态度。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在第一节“问题性质之认识”中说：
“目前共产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各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之余地；如处置失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活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在此，国民党将中国之土地视为党之私产。故有“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之忧。而无‘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所控土地全是中国所控之土地’的念头。所以向中共收复国民党所失的土地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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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时期，中共的文献如何呢？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一九四○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文
朱彭，杨，刘邓，徐朱，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
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
(一)某方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
(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四)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五)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
(六)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七)具体布置，各地依此总方针计划之。
中央及军委
四月一日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文
陈罗，雪枫，胡服，并告朱彭(转左黄)，徐朱，刘邓，项英:
某方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罗附近之于学忠，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先念附近之川军、桂军、西北军，胡服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四月十二日
《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次苏北事件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毛、朱、王
铣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文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以上这些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电文，清晰的说明了，国民党所持的是进攻战略，中共打的是防守反击。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谢维思在1944年10月9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共产党，在未来的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国民党不进行共产党那样的政治、经济改革，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将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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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如何看《一寸河山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还原其真像？
当我们看待抗日战争的那段历史时，应站在我是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在那段历史中，最为纷乱密雾重重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既有协作又有争斗的活动，其核心就是希望壮大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手的力量。首先我们观察的基本立场是：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政党必有其私利。任何一个政党必有扩大自己力量或者说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本能，任何一个政党必有获取政治领导权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该党最大的私利。
在这个政党扩大自己势力范围时，获取政治领导权的过程中，必然与其他政党发生冲突。
如果冲突的各方都承认对方的目的是合法的，都能在法律范围内，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下进行约束，那么这种冲突就表现为竞争。注意，竞争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目的合法！
如果任一方不认为对方的目的合法，因而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武力。那么，有两种结局：1、对方被掐死；2、爆发战争。总之，一旦动用武力，其结果只有一个：某一方被灭掉。
且不论对方的私利是否合理，首先动用武力的一方无疑是将本党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因而，不惜促使内战爆发。
在政党冲突中，只要他们口中所喊，心中所想，手中所行，所谋求的私利不损害国家、民族这个最高利益，他们的政策、方针、措施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我们就应该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人民以各自的利益汇集成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们各自支持那一方，也就是承认那一方的私利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因此，站在某一政治派别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谋求私利，只是一种无聊的言论。难道他们那一政治派别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没有私利？他们真的就做到了“无私无欲”？
其实，任何一个指责对方政党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就包含了本党的私利。问题不在于有无党派私利，而在于其私利是否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
从已经公开的历史文献来看，可以肯定的说：国共两党之间武装冲突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有《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1940年11月14日的《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等文件作证。观察两党在那一时期的文献，可以看出国民党是主动进攻方，共产党是积极防守方。
国民党的《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文件中。在第一节“问题性质之认识”中说：
“目前共产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各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之余地；如处置失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活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在此，国民党将中国之土地视为党之私产。故有“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产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之忧。
另外，有些网友举出《中条山战役》指责共产党见死不救。但是他们却割断的历史的前因后果。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共产党提出13条要求。包括撤消“新四军是叛军”的决定，释放被俘的新四军官兵，惩办肇事者等要求，国民党一条也没答应。
1941年5月7日，日军进攻中条山。
我想问的是：
假如你与某个“盟友”并肩作战，但都心里盘算：打赢了以后，我俩谁是老大？
你的“盟友”突然对你猛砍一刀，使你一条胳膊重伤。你向他要医药费，他都不给你。
这时你的那个“盟友”陷入了危险，但你看得出还要不了他的命。
你会用你尚能动的一支胳膊去救他吗？
我敢说：世界上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出手救对自己下刀子的“盟友”。
所以，用《中条山战役》指责共产党见死不救是掩盖了历史真相的污蔑。
[江海寄余生]的转贴中也提到：
蒋介石急令周恩来转告延安，要求太行山、太岳山根据地的八路军从背后袭击日军，以解中条山之急。8日毛致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安开会。”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
这里，毛泽东显然利用蒋介石的危急，提出共产党的要价：（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
这个要价合不合理？显然是合理的。
蒋介石答应了吗？没有。
如果你说：把我身上的刀子拔出来，我就帮你。
但你的“盟友”不肯拔，你还会出手帮他吗？
我们看待这段历史，不是站在那个党派的一方，而是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上才能不受偏见所影响。
那个开口就说：“武装叛国分子就是杀的太少了，没有杀绝，中国才被贻害成这样的。”显然不能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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