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悲剧
诸葛亮是个对我们民族精神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三顾茅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一个历史人物能产生这么多的“典故”，化为妇孺皆知的成语活在民族的语言之中!自六朝以来墨客骚人写过多少吟咏诸葛武侯的动人诗篇哪!诗圣杜甫“飘泊西南天地间”之际，“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直接凭吊，吟咏武侯的诗篇就不下十余首；像《蜀相》、《八阵图》、《咏怀古迹》都是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名篇；“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等，早已成了脍灸人口的名句。人们常常借助于这些名句，表达自己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无限敬仰与无尽的叹惋之情。
“历稽载籍，贤相如林，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诸葛亮作为一个分裂割据的蜀汉小国的丞相，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出名这样赫然地凌踞于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之上呢?《三国演义》的批评者毛宗岗认为小说人物中有“三绝”，而诸葛亮为三绝之首。他说诸葛亮“其处也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知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毛宗岗以小说为依据，概括得很全面，但它还未能从民族的文化心理发展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所以说得还不够恳切。诸葛亮出名的原因，这里不拟作全面探讨。但有一条肯定不能忽视，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执着信仰、忠于托付、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失败英雄，千百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凝聚为一种人人崇敬、赞叹、感喟不已的情结，从而成为一种观念或精神的象征，镌刻在我们这一古老的民族的心灵之上。
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的大势，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的事业几乎是无往不胜。“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外便为霖”，其政治军事才能是何等超拔!“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只因先主叮咛后，星落秋风五丈原”，那忠贞、那执着、那高风亮节和牺牲精神是何等感人动人!“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千古以来多少英雄人物，壮志末酬，赍志而没，一提起诸葛亮，“前后出师遗表在”，怎能不“令人一览泪沾襟!”。
汉末群雄逐鹿，优胜劣败，曹孟德父子以强凌弱，霸有天下；司马仲达父子，依样画葫芦，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天下。宋、齐、梁、陈、隋，纷纷效尤，尔虞我诈，阴险凶残，君臣、父子、兄弟相杀戮，三百年间七次易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丑恶的记录。以诸葛亮的才干和威望，以刘禅的孱弱无能，在刘备身后他“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吴魏两国在孙权、曹操身后，都发生过多次篡杀和政变，而唯独偏居一州之地的蜀汉小国，在刘备身后却始终保持着政治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相形之下，诸葛亮的人格和节操——它不单是愚忠，真真是光照千古了。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诸葛亮的历史遭遇是何其不幸!然而，他又是何等的幸运啊!诸葛亮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多重意义的悲剧人物!
对于诸葛亮的失败悲剧，晋宋以来，人们曾反复进行过思索和探讨，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汉朝气数已尽，诸葛亮蒙刘备三顾之恩，后来更受托孤之重，他以“兴复汉室”为己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以听天命，最后的悲剧结局，是他在出山之前就已料定了的。把悲剧原因归结于天数，这是《三国演义》的主调。《三国志》的陈寿，虽然对于诸葛亮的才干和人格给予崇高的评价，但他认为诸葛亮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是因为他“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就是说诸葛亮的治国才能优于军事才能，而在军事能力方面，又长于治军而短于谋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拒绝采用魏延出奇兵走子午谷的奇袭长安的战略，有人认为魏延是对的。去年一位长于标新立异的戏剧家还写过《祁山夕照》的剧本，宣扬这种观点，获得了一片叫好声呢。
一种意见是认为诸葛亮死得太早，否则“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难矣”。唐代中兴名相，大家熟悉的“雪夜平蔡州”的统帅裴度，即持这种观点。上文所引，即是他为成都武侯祠被后世称为“三绝碑”所撰的碑文中的话。在碑阴文中，孙樵更公开地指责陈寿贬抑了武侯。学者认为，陈寿虽称良史，然其父陈式本为诸葛亮的部下，因犯法为诸葛亮所诛，故寿为诸葛立传有失公正。
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是“跨有荆、益”作为根据地，然后待“天下有变”，分两路出师北伐，一路向宛洛，一路向秦川，以统一中国。其后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刘备伐吴又遭彝陵大败，致使蜀汉国土失半，元气大伤，再无统一的可能。杜工部《八阵图》诗所谓“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即表达了这种观点。近年还有学者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本身就包含着悲剧的因素。从历史、地理的因素看，汉末的中原(包括关中)与荆、扬及益州，已经发展成为三个互相对抗的经济区，它是三国立国的社会基础。荆州与扬州联为一体，为东吴所必争；而荆州和益州因为崇山峻岭的阻隔，它们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区，联系极为不便，蜀汉集团无论以荆制益还是以益制荆都无可能，所以失荆州实为历史的必然。故诸葛亮的隆中决策预见天下三分，有着非凡的眼力；认为刘备只有向荆、益二州发展，也很正确；但他的“跨有荆、益”作为立国和发展的基础，是不现实的，这也注定了他的理想要成为悲剧。
此外还有多说，诸如认为诸葛亮用人苛严，求全责备，致使蜀汉无人啦；不重经济致使粮馈不继啦；北伐本来就是以攻为守啦，等等，不一而足。
从社会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中寻求社会变革的原因，夸大个别人物在重大历史事变中的作用，这是历史唯物论产生之前一切社会历史观的基本特点，也是近些年又重新时髦起来的“新观念”，其实如果你不带偏见，认真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法”去观察一些使你感到困惑的社会历史问题，你马上会有一种醍醐灌顶或恍然大悟或豁然贯通的感觉。诸葛亮的悲剧问题，何尝不是这样。有的论者驳难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汉高祖也是以汉中为基地战败项羽，故不能以实力悬殊为诸葛亮辩护。可是他们忘了，彼此的对手不同；夏桀、商纣、与项羽都代表腐朽落后的势力，这注定了他们要失败。而曹魏集团统治所依恃的社会基础恰恰不是这样。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而当它的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它自己无法解决时，社会便会呼唤外力将这种生产关系轰毁，或者通过外科手术将社会的“肿块”切除，这之后，社会生产才能在新的框架内继续发展。汉朝末年，政治极端腐败，世族豪强任意兼并土地，使被剥夺的农民不是流离失所，就是沦为奴婢，使社会生产很难继续下去，因此酿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继之是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祖国北方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景。经过董卓杀掠，中原地区“民人死者且半”，关中“无复人迹”；徐州汉末时“户口百万”，经过“曹操屠戮”，“自泗南至夏丘”，“鸡犬不闻”，“城邑无复行人”，一直到曹魏统一北中国之后，虽然“奄有十州之地”，然“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长期战乱，鱼死网破，留下大片大片的无主荒地，曹操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招流民，兴屯田，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这才为他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分裂已久，期望统一，对于世族豪强来说他们也许憧憬着过去的黄金时代，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恐怕主要是憎恶，所以刘备和诸葛亮的“恢复汉室”的口号，对于中原人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当然，诸葛亮不是袁绍，并不是旧的豪强世族的代表。但他和刘备从刘璋手中所接过的地盘，却是一个与中原地带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表面看起来，这“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战乱中，是一片相对稳定的绿洲，可这里豪强兼并，政治腐败，仍沿着汉末的道路下滑。刘备从刘璋的手中接管了益州后，并未清扫那里的地基。他的蜀汉政权，是以他的东州地主集团和原来的巴蜀地主集团联合统治为基础，土地难于重新分配，生产秩序无法重建，想“屯田”而无地可分。北方的社会是切除病灶后的肌体，而巴蜀用的是保守疗法，当然比起前者来要缺乏生机。加之诸葛亮及其后任的连年征战，超过了国力负担，故到蜀亡之前，已经是“入其土，民有菜色”的地步。刘禅投降，向魏方呈献户籍薄，蜀汉全国“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令人难解：以94万的老百姓供养着14万的官吏和军队，平均不到7人即负担一个，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在汉末那种生产力水平下这样一个社会怎么能长期存在下去呢?而这则是诸葛亮统一中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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