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
国共在秘密战线上的较量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他一直强调“对大陆布建工作应依次以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方为当前派遣重点，并应确实控制鹰厦路，欲控制鹰厦路，须先控制浙赣路”。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形成对我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支持下，整顿强化间谍特务系统，形成由蒋经国指挥的特务体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蒋经国以“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份领导“国安局”，由该局督导“中委会二组、六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1953年3月，国民党“中委会六组”和“西方企业公司”联合组成“心理作战总部”，进行“敌后建党”，策动大陆残余反革命势力呼应活动。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争取使用来自敌人阵营或与敌特有某种瓜葛利害关系的成员，施展谋略，支持情工人员，深入敌内，获取情报，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几个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注意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提高警惕，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了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机上起火，坠落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驾驶员2名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要求全体特工“不怕死，不怕牺牲，创造革命历史”，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地区，其中浙江杭州排行第二，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这些虽是敌人的纸上谈兵、如意算盘，但都被我们及时获得。当然，我们都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这一情报得到各方面印证属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再则，如果有意放他进来让他向纵深推进，然后围歼，恐负面影响太大。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公安部要求我们，运用各种渠道、方式，迷惑敌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情报”，我都亲自审阅，并报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首长同意，先后分几次几个渠道通给台湾。大意是：沪杭、浙赣线军队南调紧张，转业军人重返部队，基干民兵配发枪支弹药，进入战备状态，温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军队到达，舟山海军部分南移，温福公路军车昼夜疾驰等等。并与省军区协调行动，军队也做了夜间调防的阵势，以“佐证”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获悉，蒋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准备，“光复大陆”高调放低，军事袭扰也就鸣锣收兵了。
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敌人规律动向愈益准确。1962年至1966年间，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
这个沈之岳，浙江省仙居县人，是戴笠手下一员干将，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
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沈之岳曾随胡宗南在大陈岛担任情报站站长。当时，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
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来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沈之岳受到蒋政权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些都不出我们之所料，有力地粉碎了敌特机关又一次掀起的阴谋破坏行动。尽管敌特机关怀疑他们内部有问题，但却始终发现不了他们的“盲区”。
沈之岳1990年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来过杭州，1995年在台病死。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1956年2月7日，国民党“中二组”委任的“上海特派员”张毅，潜入杭州、嘉兴等地活动，慑于群众警惕性高，受我政策感召，向杭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我们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后，决定从宽发落，并于4月23日召开大会，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张毅不予起诉，市公安局还给予物质奖励。《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走张毅所走的路》和《自动投案是反革命分子唯一出路》的社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以及塔斯社、路透社、法新社、安莎社、读卖新闻等也先后转发消息。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了《两条道路》专题纪录片，在全国掀起了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强大的政治攻势。
在我们浙江：
当时就有国民党“中二组”杭州工作站独立台台长、派遣特务曹湘海，在张毅投案自首得到从宽处理的当月，在杭州投案自首；
5月11日，又有“国防部二厅”经外勤人员训练后派至浦江县，企图长期潜伏、搜集浙赣铁路军运情报的特务吴文鸿，向浦江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7月17日，“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括苍山行动队”周庆宝武装特务6人，携带电台２部、密码5本、手枪9支和子弹500多发，偷渡潜入温州，阴谋在括苍山依靠亲属关系立足，但每到一处都遭到亲友劝说，动员他们主动向人民政府自首投诚。他们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9日，队员林邦清潜至青田温溪贵岙他姐姐家，林的姐姐和外甥都劝说他向政府自首，并牵制林的活动。林在无法脱身下，向乡政府投案，交出枪支，并交代了周庆宝等5人的去向，我迅速捕获这5名特务，全案告破。
至1957年11月，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少将特务郑其祥，潜至衢州的第二天即向我公安机关投案，说是受我政策感召，要走张毅的路。
对张毅、郑其祥，我们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张毅、郑其祥虽有冲击，但“文化大革命”后又落实政策，给予保护。
张毅的投案自首，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张毅，又名元谋、源茂，化名郭永寿、谷瑞生、郑有庆、李东发，浙江镇海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参加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被选送松江接受军统特务训练。1938年到成都参加国民党航空通讯训练，担任特种电台通讯士。1945年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自称中统局上海“特派员”。 1949年上海解放后，经舟山逃到台湾，立即投靠国民党空总二署（情报署）。1954年即转入国民党“中二组”，接受潜入内地的特务派遣任务。他曾三次偷渡均告失败。这次是在国民党驻香港特务组织的策划下，持广东梅县“李东发”的春节回乡通行证潜来杭州的。
其实，早在一年前，我方已获得国民党“中二组”谋划派将官级特务张毅来内地的情报。我们对他在大陆的旧关系，可能落脚的地方，都做了严密细致的工作。所以，张毅一踏入杭州，即落入我方的视线之内。
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向我汇报说，张毅曾去杭州、嘉兴找某某，某某劝他向政府投案自首，但他有些犹豫不定，丛问我怎么处置好。我当即告诉丛鹭丹，要争取张毅为我所用，如他不主动来自首，要想个办法，逼他来自首。丛即布置杭州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在张毅即将登上火车离开杭州站的一刹那，把他“请”到了派出所。
侦察人员问他：你在杭州住了两三天，为什么不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张毅立即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
又问：你的名字叫张毅，为什么在入境通行证上写“李东发”？
这时，张毅紧张起来，说不出话。
再问：你是浙江镇海人，为什么写的是广东梅县人？
一连串的问话，使这个老牌特务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显得很不自在，惶惶不安。
张毅后来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说，在派出所从你们这三句简单的问话中，预感到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原先设计的防线已守不住了，于是下决心投案自首……
张毅投案自首后，对他的处理，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他建为情工关系，继续与国民党“中二组”周旋；二是公开处理，以分化瓦解敌人，狠狠地打击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
权衡利弊，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二尤案件”的教训
1962年，蒋介石军事冒犯东南沿海的阴谋失败后，加紧了特务活动。台湾等待潜入的武装特务，多次进行以攻击我沿海机场、码头为目标的水底爆破、海上拦截和滩头侦察等训练和演习。“国防部情报局”、“特情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GG）”合作，从1962年至1964年间，开办各种特工训练班，共训练了600余人，其中被“东引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选调的有200人，内有浙江籍52人。
1963年5月，蒋经国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负责空投、偷渡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军两栖部队情报处长、水上爆破分队队长等人，先后到马祖、东引检查和布置向我沿海地区偷渡、渗透活动。已发现有14座电台、8艘船艇用于特务运输、联络活动。蒋军船艇在浙闽外海捕捉我省籍渔船62艘，从渔船民身上搜取情报和猎取衣服杂物，供特务潜入时伪装掩护或仿制使用。5月20日至6月15日，台湾蒋军侦察机12架次先后在浙江沿海和浙闽接合部山区侦察飞行。6月，台湾成立了“联合空降特遣队”，美国帮助台湾空军改装的P-2V飞机，频繁地进行夜间低空多方向飞行训练。情报证实，台湾蒋帮组织小股武装特务偷渡或空投入区骚扰，已是蠢蠢欲动。
浙江全省，特别是沿海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落实全线布防，即“海面观察监视，海岸警戒守卫，地面控制侦察”三道防线。加强同驻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联防，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进行反敌特武装偷渡和空投的敌情教育，使军警民筑起东海长城，厉兵秣马，万众同心，严阵以待。“三道防线”是在解放后沿海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沿海群众，包括渔船民，经过民主改革，发展生产；进行阶级教育，划清敌我界限，不做危害祖国、人民的事；加强边防部队建设和港口的行政管理，加强侦察和秘密力量的建设。这“三道防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使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取得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被公安部充分肯定。
但是，在重要时刻，发现某些环节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963年1月29日，象山县莲花公社蚶岙大队治保干部严保华（32岁，共产党员）向墙头区公安特派员报告，尤尔诚、尤阿魁已乘逃跑下海的原船回来，去过蚶岙村欧连生（即原来帮“二尤”租船的人）家，因欧去象山西周公社探亲未遇，二尤回到停泊在蚶岙的船上去了。象山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侦察员赶到港口，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将二尤逮捕了。
尤尔诚、尤阿魁是宁海县峡山人。尤尔诚1954年3月间驾运输船装木炭去上海，中途被大陈蒋军掳去，关押３个月，被蒋军发展为特务之后放回。放回后经我们审查，他交代了敌人曾布置他搜集我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策动地富反坏分子下海的情况，但隐瞒了参加特务组织、长期潜伏、发展组织等关键情节。放其回家后，作为特嫌分子，布置一般的监视控制，未起作用。1961年尤尔诚开始活动，先后发展了尤阿魁等7人为特务，建立“中国反共青年联社”特务组织。他给特务机关规定的香港转信地址去过信，没有回音。
尤尔诚于1962年9月2日，偕尤阿魁从象山蚶岙租了一条船去台湾，和“情报局”联系，要求给予武器、电台、经费补给。因遇风浪受阻，12日到了马祖岛，由“情报局”闽北工作组将两人送往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单训室受训，“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亲自交代任务。其间，友邻部门已数次获悉二尤拟趁我捕鱼季节从大陈岛附近潜返大陆的情报。我省公安厅将二尤和船型照片等通报沿海各公安机关预作控制。象山县公安局还派出一名教导员去石浦港守候。
二尤于1962年12月25日在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受训结束，26日叶翔之亲自送行，30日抵达马祖，1963年1月18日，驾原船从东引海面驶返大陆，21日进入平阳县海域，29日到达象山蚶岙。
此时，正值农历除夕，千家万户送旧迎新，敌人钻了空子，二尤沿途经过5个县、6个港口，活动了8天，都被蒙混过关。在平阳海面遇我边防大队巡逻艇，执勤人员上船检查，发现船上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心理战传单、台湾产的食品，包装的塑料袋上印有“马祖”字样，检查人员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二尤回答： “是吃的东西。”二尤说着，便从袋子里取出冻米糖，要送检查人员吃，分散了检查人员的注意力，结果检查人员没有深究而了事。
二尤继续北上，船至乐清黄华海面，遇我民兵盘问，劝其进港避风，二尤不从，民兵将其“行驶证”扣下，命令其进港。二尤强调缺油，还是不从，民兵将“行驶证”交到大队部，要二尤风静后去大队部取证。二尤熬过一夜，翌日，壮着胆子到黄华民兵大队部取证，值勤民兵竟然二话没问，将“行驶证”还给了他们！
船到象山石浦港，二尤8次登岸，探听虚实，并购置食品和两本电报明码本，以及被指定编密码用的《新华字典》、《红岩》两本书。
留守石浦港的公安局教导员因业务不熟悉，工作不得法，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直到1月29日，二尤船抵蚶岙，才被发现捕获。二尤供认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积极准备向浙江沿海偷渡小股武装特务的动态，二尤负有投石问路、了解我沿海布防情况的任务。
二尤案暴露了我们沿海设防措施缺乏具体化、干部群众思想麻痹两大问题。“三道防线”二尤冲过了两道，到第三道找关系人时才被发现。
我带着问题，于1963年3月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先到宁波、宁海、象山、临海，是从陆路走的；从椒江乘部队的炮艇经大陈、温岭、乐清到温州状元桥上岸，是从海上走的，并带了宁波公安处长鲁冰、台州公安处长于克家同行。到温州后，与温州公安处长苑宝芳、副处长丁履甫一起又到平阳、瑞安等县进行调研，一路上同各地同志交换意见，并在温州召开座谈会，着重研讨反间谍特务偷渡问题。我在会上讲了话。
我当时分析，认为二尤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抛出的一块“探路石”，下一步可能会有较大的动作，我们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敌特偷渡登陆，证明了当时的预见。我那时认为进一步加强沿海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于是提出了沿海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解放军武装守卫与发动群众加强对敌斗争相结合；严密治安行政管理与加强秘密斗争相结合；长期打算与逐步建设边防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同时强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调组织有关部门，一致对敌。
我建议沿海各县恢复海防委员会，沿海主要港口建立港口委员会。
我明确要求沿海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同志，必须树立两个观点。从思想上树立起牢固的巩固国防的观点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观点。必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懂得对台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论是争取和平解决或准备武力解决，都必须加强对敌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即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保卫国防，这是我们长期的斗争任务。现在干部和群众，思想麻痹，就是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沿海工作才能切实加强起来。
此后，全省公安机关，特别是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四个沿海地区公安机关和边防部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都认真地联系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军警民加强联防协作，检查落实边防工作，强化“三道防线”，严阵以待。对二尤案件则给予公开处理，《浙江日报》作了报道。筑起“无形的长城”
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务10股，其中6股为我军警民歼灭，总人数58名，计俘获34名、击毙20名、自毙3名、投案自首1名。除2名解决在第三道防线外，其余都解决在第一、二道防线。缴获长短枪72支、电台8部、密码8套、“太武”训练班训练内容记录2本，击沉军用小艇１艘，缴获小木船4只、橡皮舟1只，以及一批子弹、手榴弹、炸药、定时炸弹、伪装衣物、伪装印章、证件、相机、收录机、望远镜、指北针和心战传单、金条、人民币等。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陆，折返台湾。在我省迎头痛击美蒋特务偷渡袭扰活动的同时，福建、广东等地同样取得重大胜利。
新华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日，先后4次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揭露美蒋特务的阴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祝东南沿海军民歼灭登陆敌人的胜利》、《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无形的长城》、《粤闽浙沿海军民再歼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和《来者不拒、全部歼灭》的社论。蒋介石怨天尤人，斥责部属，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在浙江沿海登陆，被我歼灭的这６股武装特务分别是：
（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31支队”。由原“特情室太武训练班第3支队”改编，代号徐威力，计11人。1963年6月24日晚8 时，由“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亲自送行至基隆海军码头，交太（湖）字25号舰艇送到东引。26日下午3时，由东引出发，当晚8时，至平阳县官山（现属苍南县）东约15海里处换乘橡皮舟，太（湖）字25号艇返回。11名特务于27日零时在大渔湾门州垄登陆，都换穿伪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冒充沿海巡逻，通宵赶路，企图向内陆窜进。因每名特务都穿大皮靴，负重百余斤，夜色中迷了路，至凌晨4时，走了4个小时，又回到距登陆点仅2公里处。
当地村民林秀平等3名妇女到门州垄海涂作业，发现有反动传单和国民党旗以及衣服等物散落，判断是有敌人从海上登陆了，便到附近的王家大队报告情况。7时，王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姚存许通报中墩和龙沙的民兵。民兵立即出动，包围可能有特务躲藏的安峰山，进行监视控制，在山上又发现特务丢弃的棉被、电台、药品等物。
上午11时，县公安局侦察员和边防部队一个班赶到现场。听民兵报告，在安峰山背后的吃水坑有可疑人迹，经研究分工，边防部队迅速逼近吃水坑，几路包抄上去，顿时“缴枪不杀”的呼喊声震撼山谷。敌“31支队”参谋长杨廷尧（四川万县人）、中队长屠永兴（定海人）、陈金明（平阳人）、黄满贵（淳安人）举手投降，哀求饶命。口供证实，他们在安峰山后分路，另有7人在半山腰岩石下隐蔽。我追剿同志又逼近目标，敌开枪顽抗，副班长胡寿林在敌人左侧，架机枪压住敌人火力，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见副班长倒下，愤怒的枪火便集中射向敌特。在枪战中，敌支队长吴镇（兰溪县人）、大队长杨大荣（安徽安庆人）、唐永谋（湖南人）、中队长徐道元（湖南人）、施鹏（杭州人）等5名特务被击毙，副支队长房希禹（河南人）在追捕中自毙，大队长兼军医潘崇智（仙居人）被迫投降。这次战斗中，缴获卡宾枪8支、子弹2000余发、炸药5磅、手榴弹7枚、橡皮舟1只、电台2部（含丢弃的1部）、密码2套、马达1台、对话机2部、收录机2台以及金条、金戒指、人民币、粮票、药品、伪制证件和心战品等。台湾特务机关要求这股武装特务登陆后，深入浙南山区，建立游击基地，务求“隐蔽、生存、巩固，点燃大陆反共火焰”。结果是，他们一登陆，就遭到铁拳痛击。
（二）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11支队”。共有12人，于1963年7月22日，由“特情室”上校处长陪同，在基隆港登上太湖号护卫舰，紧跟一条“成功2号”机帆船，于23日凌晨3时到达玉环县坎门镇东30多海里的洋面，换乘“成功2号”机帆船，3名护送人员和太湖舰返回东引，并约定，登陆后派一人返回东引报告登陆经过。当天晚上8时30分，“成功2号”船驶抵瓯江口外双排岛附近海面，特务化装成渔民，换乘2只木质小钓鱼船，每船6人。支队长王范辉和参谋长王金厚率领一船在前，由中队长余志芳领航；副支队长王宜堂率领一船在后，由中队长南桂芳领航。两船相距1000米，约定在永嘉县梅园登陆，化装成当地山民，昼伏夜行，要求在10天内到达永嘉、仙居两县接合部，建立括苍山游击根据地。小船驶至瓯江口遇上大风，两船距离拉大，失去联系，前船于零时10分在梅园以东400米的老虎岩靠岸，沉没了小船，向北横穿公路上山。后船于零时30分在梅园以东700米的百亩田靠岸，其中5人也穿越公路上山。但南桂芳没有上岸，约定由他驾小船返航报告登陆情况。
永嘉县梅园距瓯江南岸温州市区仅6公里，穿越公路就可上山，是永嘉县此次反偷渡活动的重点布防地区。24日凌晨１时，永嘉县公安局副局长贾明银、罗浮区派出所指导员麻银星、永嘉县兵役局副科长冯荣策、民兵陈聪生等巡逻至此地，发现特务登岸时遗留的物品，立即报告地市公安处（局），公安处随即报告省公安厅。县委迅即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了5000多民兵，形成三道包围圈。县公安局由局长、副局长带领40多名公安干警赶到现场，向特务可能流窜的胜美尖山上阻击。凌晨5时，公安处长、侦察科长、公安支队副支队长、参谋长、直属中队长、军分区作战科长率领干部、战士赶至特务登陆的地点延伸2.5公里范围包抄。公安厅政保处处长刘德芳带领侦察干部黄荣波等星夜驱车赶赴温州，协助指挥围歼战斗。
上午7时30分，在胜美尖南侧山岙中发现这股特务，经呼喊“缴枪投降，宽大处理”不成，特务依托山岩险峻。双方枪战至9时，歼敌6名（毙4名、俘2名），我副支队长寻永成和公安战士李日银中弹负伤，直属中队长曹福平在攀登峭壁追击时受伤，继续战斗中又被手榴弹击中牺牲。中午12时，在胜美尖东侧发现另5名特务，经过20分钟猛烈枪战，击毙3名，俘1名，另１名逃至中村，无路可走，向民兵投降。
这时的南桂芳没有直接回东引，他是洞头岛人，想回家探望母亲。他一人驾着小船于24日凌晨３时到达大门岛，将小船隐蔽好后，躲进一个岩洞观察动静。是日凌晨4时，大门岛黄大岙大门公社社员朱美者等7人，在神前涂海边发现一条半沉半浮的木质小船，船上有操舟机一台、空油箱4只，判明是特务偷渡，立即报告了公社，公社急报温州市公安局和当地驻军，并封锁全岛。公安局政保科干部徐包龙赶到洞头，当天傍晚在大门岛召集外逃特务、海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开会，宣传政策，南桂芳母亲也到会。当晚9时多，南桂芳潜至其婶母家打听，婶母见南后惊讶地说：“你果真来了，赶快去坦白，你娘刚刚去开过会，主动坦白会宽大的。”并立即找来了南母。南母缠住南桂芳不放，稍后，便拉着儿子向公安干部自首投降，缴出卡宾枪1支。
至此，敌“11支队”12名特务全部被歼，共缴获卡宾枪7支、加拿大手枪12支、子弹1500余发、手榴弹11枚、美制定时炸弹2枚，以及电台2部、对讲机、收录音机、金条等物甚多。台湾特务机关妄图建立什么“敌后游击根据地”又成泡影。
（三）浙江公安厅陆续获得情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经过所谓“洪武”、“威海”训练班受训的特务整装待潜。果然，他们紧步“特情室”连续惨败的后尘，派遣“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30支队”，妄图“到括苍山区生存发展，配合大军反攻”。我及时获悉特务登陆预定地段，省公安厅派出一个工作组，和台州公安处、温岭县公安局一起组成战斗队伍，到温岭、玉环沿海各重点地段作了部署，驻军船艇加强了海面巡逻。敌“30支队”，共7名特务，受“情报局长”叶翔之接见训话后，于1963年8月25日13时，乘“情报局”1号船，并有2号船作掩护由台北淡水起航，26日20时至我省披山以东偏北20海里（预定为披山东10海里），换乘有操舟机的塑料小艇，时速达30海里，预定当晚可到达玉环、温岭接合部的茅草山，登岸后立即内窜，拂晓可抵达横山谷岙，然后通过元宝山，计划用 7至12天进入括苍山区。由于换乘塑料艇的地点与预定地段的距离拉大，小艇行驶2小时后，发现迎面有两个黑黑的影子（系我巡逻炮艇）就绕道前进，结果驶偏方向，靠近三蒜岛南侧，已是凌晨4时，且油料耗尽，恰遇我温岭莞岙东峰山流水坑村渔民潘小玉、张加忠等10人出海的两条渔船。“30支队”特务见渔船便呼叫“救命”，企图诱抓渔船，视情登陆或逃回台湾。在对话中渔民发现他们的形迹可疑，没有靠拢，以正在吃早饭为由拖延时间。渔民经商议，趁朦胧晨雾，潘小玉船驶返石塘镇报告情况，张加忠船距“30支队”特务船200米处停机监视。东方露出鱼肚白，“30支队”证实已受渔船跟踪监视，便开枪强迫张加忠船靠拢。张不从，腿部中弹。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其偷渡特务的身份，张加忠便加速返航，向石塘边防哨所报告。
“30支队”自我暴露，欲逃无望，便在三蒜岛岩崖下，将小艇、电台和部分物资沉入海中，将报警鸽子放回台湾，携带枪支、弹药和手榴弹登上三蒜岛，企图向岛民要船逃回台湾。领航员孔伯荣见已入瓮中，就用手雷自毙。
三蒜岛有居民25户78人，以种地捕鱼为生，安居乐业，爱憎分明。“30支队”剩下的6名特务仍抱侥幸心理，到了礁山头，遇上正在施地瓜肥的岛民，要船没有，附近又无藏身之地，队员金兴法也用手雷自毙。岛上男女老少闻声赶来，与“30支队”对阵，岛上的乡人民代表郭加良等三四人向5名特务喊话，宣传政策，动员他们放下武器。特务向郭加良哭拜，哀求放他们一条生路，郭等肯定地说：“你们缴枪，保证能活命，如果带来的东西全部缴了，还可以得到奖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宣传，特务同意缴械，5名特务在距群众50米处放下武器。老渔民刘阿良对特务挨个搜身后，让他们坐在地边，等待石塘镇来人接收。
石塘镇委收到潘小玉等船只的报告，立即报告公安局和哨所。7时30分，海军从披山、大陈出动4艘炮艇，封锁三蒜海域，断敌逃路。县公安局、人武部、边防大队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时30分赶到三蒜岛，向群众接收了支队长高小玉以下5名特务和武器装备等，当日下午押至温岭县公安局。
三蒜岛渔民智降武装特务，一时传为佳话，军警民又高奏一曲凯歌。5名特务坦白比较彻底，免予刑事处分，后来安排在长兴国营林场劳动就业。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为庆贺蒋介石生日和国民党“九全大会”的召开，派出6艘特务船，先后从台湾淡水出发，到闽浙接合部海面，试图抓捕我渔民进行报复行动。当到达南麂长腰山岛附近海面换乘橡皮舟时，我海军奉命拦截，将敌艇击沉。击毙8名、俘虏5名武装特务，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1963年11月9日，台湾“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从威远大队洪武训练班挑了8名精干特务，组成“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16纵队”，亲自授衔训话。 11日20时，从淡水码头启航后，误入下大陈岛。19日上午6时30分，我驻岛部队3连6班战士蔡基茂去雷台山执勤巡逻，发现特务遗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队报告。我军便布置了火力包围圈，向躲在山洞内的敌特喊话。在政治攻势下，8名特务接连出洞缴械投降。他们原奉命要上天台山以示成功，向国民党“九全大会” 献礼，还要争取去奉化发电报，祝贺蒋介石寿辰，结果都成了泡影梦呓。
（六）台湾特务机关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隽，去美国求得撑腰，于1964年4月返回台湾，坚持要继续搞小股武装偷渡活动。计划报到“国家安全局”和“最高国防会议”，再报蒋介石审批，蒋批“缓办”两字，计划退回时，蒋还口头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暂不准搞武装游击。”
时隔几天，徐人隽贼心不死，换了一个花样，以“短期突击性派遣”为由，再报蒋介石，获得批准，徐人隽喜出望外。于是又拼凑了一股以王达明为头子、5人组成的所谓“反共挺进军蟠龙小组”，王化名李静芳。该组于1964年4月30日16时30分在基隆和平岛乘成功2号艇出发。5月1日22时30分，在披山岛外 40海里处令该组特务换乘“河泥溜”小船，划到披山外10海里处的洛屿岛附近，被温岭县钓棚公社高岩大队渔民发现。当我渔民诱骗这股特务上船予以活捉时，被王达明觉察，他抢先登上机帆船，并开枪打伤我两名渔民后，持枪掌舵，强迫加速，企图逃回台湾。温岭103号渔业指导船闻讯追赶，11时30分在披山以东 3海里处截住，王达明（乐清人）顽抗，被击毙，4名特务被俘。
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偷渡特务活动彻底失败，待潜特务只得暂时储藏起来。1965年初，蒋经国革了徐人隽的职；对属下红极一时的叶翔之也革职查办。我们则对潜特做好严密的架网查控工作，毫不懈怠。台湾特务机关，尤其是“中二组”，为讨好美国，配合美帝侵越战争，制订了《荡寇计划》，阴谋对我浙赣、粤汉铁路实施行动破坏，阻滞援越物资运输。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了反行动破坏、反偷渡袭扰斗争的意见，落实侦控措施。
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内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经反复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了全胜。成功是主要的，失败或付出代价是个别的，有的则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忆起来，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心动魄！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党的领导和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认真执行党中央为隐蔽斗争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进行内线作战的结果。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侦察工作是整体作战，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轻重的，只有党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细末，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择；只有公安部才能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出决断。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蒋间谍特务反复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别是当时主管这条战线的副部长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斗争的实践中，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多谋善战的骨干队伍。应该说，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丛鹭丹，也是一个好助手，他肯动脑子，在一些案子的处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挥艺术，在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成了历史。现在情况不同了，但历史可以借鉴。隐蔽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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