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儒将熊向晖
胡兆才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36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转战党的统一战线和外交战线。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过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周恩来把战略棋子熊向晖下到了胡宗南的身边，胡宗南不但没有察觉,还直夸熊向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加以重用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于武汉。朴实忠厚、聪明好学的父亲,让熊向晖早年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秉承了父亲的品质,读书十分刻苦认真。《孟子》、《论语》、《左传》等书,他不仅会背,而且能深刻地理解。从私塾读到中学,他的成绩总是优秀,被老师和同学看作神童。1936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经许立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变化,还是从认识中共北平市委学委蒋南翔开始。入党后,他在参加组织生活时认识了蒋南翔。他特别好学,有问不完的问题,有时竟然问得蒋南翔难以回答。
“七•七”事变后,熊汇荃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7年12月,周恩来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利用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队“服务”的机会,打进国民党内部。周恩来对胡宗南十分了解,为了能顺利达到目标,他提出此人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言谈举止要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
蒋南翔听到这些条件,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人,那就是熊汇荃。他向周恩来介绍了熊汇荃的个人情况后,又说：“他的父亲现在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兄姐四人都在读大学。”
熊汇荃的情况令周恩来十分满意,他说：“此人非他莫属,赶快通知他吧！”
这天,党支部负责人郭见恩接到蒋南翔通知,要他代表组织通知熊汇荃,让他更名后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部“服务”。熊汇荃接到通知后十分疑惑,不知道共产党员为何要到国民党军队去“服务”,更不明白为何还要更名。
郭见恩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你要坚决服从。如果有弄不明白的问题,还是去问蒋南翔,他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于是熊汇荃不再追问,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更名为熊向晖,报名参加了服务团。从此,熊向晖这个名字他延用了一生。
服务团几天后便从长沙乘火车去了武汉,进驻武昌师范学校。一天,熊向晖在校园里看到一则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为12月31日早9时。
在看布告时,他听到两个青年小声地议论：“这个演讲一定要听,你知道吗？听说蒋介石最伤心的就是国民党内没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
“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介石对他是又怕又恨又佩服,心情矛盾得很呢！”
熊向晖久仰周恩来的大名,有这样的机会岂能错过？到了31日,他早早地赶到珞珈山。上午8点钟,礼堂内已座无虚席,他只好靠着墙边站着。有人在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在会议主持者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们挥手。
演讲开始后,礼堂内一片寂静。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演讲时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听众,讲到精彩处,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总是用双手向下按一按,示意大家安静后,再继续他的话题。
他说：“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是到军队里去,第二是到战地服务去,第三是到乡村中去,第四是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这时,会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周恩来结束精彩的演讲后,微笑着向听众们挥手告别。
当晚,服务团的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了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从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分三批接见了服务团的人员。熊向晖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副官唐西园安排他们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戴中将领章的军官,介绍说：“这就是胡先生。”
熊向晖打量着眼前这个个头矮小的军官,不禁有些意外。胡宗南手持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规定,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则审视一下,然后说“请坐”,接着提问,等回答完毕,他会在名册上画一两笔,然后点下一个人的名。熊向晖觉得胡宗南是在考察每一个人,问题都不相同,但最后一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到本军来？”
这时,熊向晖冒出一个念头,他要引起胡宗南的注意,也想让别人感到意外。因此,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他故意坐而不立,只是举起右手,说道：“我就是！”
胡宗南果然感到意外,瞪眼问：“贵庚？”
熊向晖依旧坐着回答：“再过3个月又4天,就满19周岁。”
“熊先生为何要到本军来？”
“参加革命!”熊向晖大声回答。
胡宗南再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是的!”熊向晖肯定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反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的含义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紧绷着脸问：“照你的说法,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胡宗南又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与熊向晖就这么一问一答,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胡宗南问完之后,在熊向晖的名字上画了几笔。
点完名后,服务团的人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找熊向晖,说胡宗南要找他谈话。熊向晖不知凶吉,问唐副官还找了什么人,唐副官说：“只找你一个。点名时,胡先生在别人的名下有的画1个圈,有的画2个圈,有的画3个圈,唯独在你的名下画了4个圈。”
熊向晖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先是问了熊向晖的学历,然后很随意地考察熊向晖的政治情况,如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为何反政府。熊向晖回答说,这不是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表示,自己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反对日寇的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胡宗南又问他,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熊向晖提到“民先”,说自己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当胡宗南问到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时,熊向晖解释说,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但他记得中山先生说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宗南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说：“不错嘛,你对‘总理遗训’很有研究。”他接着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熊向晖回答：“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交谈结束后,胡宗南非常满意地与熊向晖握手,又问起他的家庭情况。熊向晖如实回答。胡宗南告诉熊向晖,他明天吩咐唐副官去熊向晖的家,专程请他的父亲来吃便餐,他紧握着熊向晖的手说：“请你转告令尊,务必光临!”
熊向晖的父亲本来反对他弃学从军,可是应邀与胡宗南餐叙后,就改变了态度。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要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这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蒋南翔不在,董必武接见了他。熊向晖向董必武汇报了上述情况后,董必武十分高兴,他说：“这和周恩来预想的一样。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有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也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然后,他将周恩来的意见一一转告给熊向晖。
董必武说,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依赖的人。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董必武还说,从胡宗南和熊向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有抗日的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必武肯定了熊向晖对胡宗南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保持这个态度,他说熊向晖是周恩来筹划的一颗闲棋冷子,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谈话到最后,董必武还毫不留情地说：“你的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他转告熊向晖,周恩来特别提醒熊向晖要注意的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目前只有周恩来、蒋南翔和董必武三人知道熊向晖所负有的特殊任务。等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再设法与熊向晖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绝对不要离开胡宗南部。取得联系后,听从组织的安排和指挥。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和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内,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肯用脑子、胆大心细的长处,善于随机应变。
董必武最后叮嘱说：“你已初步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以为就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是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策划“闪击延安”，熊向晖及时密报，朱毛两电退胡军，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处境尴尬
1938年春节一过,胡宗南部队开赴陕西驻防。3月的一天上午,胡宗南来到服务团,找熊向晖谈话,他说：“我听团长说,你在服务团表现很好,能吃苦,能帮人,你的同事们也夸你能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你还像一棵小树苗,虽茁壮但暂时还不能用,要浇水施肥整枝,长成大树后才能用。我要将你培养成材,将你送到黄埔军校七分校去学习,锤炼你成钢。你看怎么样？”
熊向晖两脚一并,响亮地回答：“我坚决服从胡长官的决定,任凭胡长官调遣,只要是为胡长官服务,我会拼着命干,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很好!”胡宗南非常满意地拍拍熊向晖的肩,说,“你准备一下,我明天就送你到西安军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抗战开始后迁到成都,并建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熊向晖是七分校的第一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做第十五期。这样,熊向晖便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并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10月,胡宗南再次传见他,夸他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了。他又一次问起熊的家庭情况,听到熊的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的消息,不久便安排熊的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过他们。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他向毕业生致辞,讲词是熊向晖自拟。在讲台上,熊向晖慷慨激昂,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会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我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我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令胡宗南十分意外,追问其原因时,熊向晖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工作,我不好办事,别人可能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情况我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熊向晖不再推辞,就任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替代的工作,就是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说熊向晖起草的讲稿短小精悍,尽是豪言壮语,他最喜欢。所以,他只要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的部队去作“精神讲活”,这讲话稿都出自熊向晖的手笔。
1940年,组织上派吴德峰、曾三先后到熊向晖的家中找他,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是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他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
1941年夏,地下党员王石坚搬到西安长住。熊向晖不定期地到地下党员陈忠经家中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反共,熊向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转眼到了1943年4月15日,这一天,共产国际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出望外,赶紧密电胡宗南：
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部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胡宗南当时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手下集中了4个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驻甘肃武威,准备进入新疆；第34集团军驻潼关至宜川一线,扼守河防；第37集团军、第38集团军全部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正面,负责封锁边区的任务,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北制共匪”。胡宗南奉蒋“闪击延安”的密电,最初的部署就是准备使用这两个集团军,对延安实施打击,并于6月初会同蒋派出的“钦差大臣”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一起赴关中、陇东防区视察,秘密进行策划部署。
6月9日,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相继决定由第37集团军、第38集团军分别组成陇东兵团与关中兵团,在东线阎锡山部、北线邓宝珊部的策应下,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边区,夺取陕北全境。一切部署完毕,胡宗南于6月下旬回到西安。然而,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第38集团军因镇压西北民众暴动的任务至6月底仍未完成,不能按计划参加“闪击延安”的行动。
胡宗南只得置“东御日寇”于不顾,从坚守河防的第34集团军中,抽调第1军、第90军西上,接替第38集团军的任务,参加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为避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数先遣人员活动,大部队在发起总攻前两日进入指定的作战位置。预定发起总攻击的时间是7月9日,当时中共留在延安的正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359旅,其余的就是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敌我实力悬殊,中共中央面临严峻形势。熊向晖立即将胡宗南制定的“闪击计划”报告了联系人王石坚。王石坚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电台向延安报告,一方面派人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办事处通过密台立即报告了延安中央军委。
毛泽东接到报告,震惊之余,与朱德紧急磋商应对措施。他们权衡再三,于是采取了三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力量制止这场战争；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胡宗南的进攻；三是请此时由渝赴延途中的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交涉。
毛泽东的第一项措施,使中国现代史上诞生了“朱毛两电退胡军”的传奇。
“朱毛一电”是毛泽东于7月4日发给重庆董必武的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请董必武立即将此消息外传,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果然,美英苏等国领事馆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威胁他不得发动内战,否则立刻停止援助。“七•七”纪念日当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采访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弄得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
“朱毛二电”是朱德总司令于同一天发给胡宗南的急电,揭露：“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等等。毛泽东下令,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等各种新闻渠道,刊登朱德的这份电报,广泛向各方面宣传,弄得重庆舆论哗然。
熊向晖7月4日收到朱德的电报后,当即送给胡宗南。胡极为震惊,看了两遍,又让熊念了一遍,紧皱着眉头说：“共产党这一手太厉害,我们的‘闪击延安’计划,他们怎么知道的？”
熊向晖说：“究竟是谁泄的密,此事一定要一查到底!”然后,他又煞有介事地说,“从朱德的电报上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是不许公开评论的。闪击延安行动,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急得团团转,拍着脑门说：“怎么查,怎么查？”
熊向晖认真地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知道后逃跑。但从现在起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
胡宗南连连点头,当即命熊向晖找来特务头子刘大钧,交代密查共匪间谍的任务。
胡宗南生性多疑,每逢这种场合,从不让第三者在场,熊向晖知其特点,主动退出,所以没能探到胡宗南到底怀疑何人。不过,当日晚,胡宗南通知熊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这一仗到底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人员会议,可以证明他当时还没有怀疑熊向晖。
当晚的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并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打,理由是不能坐失良机；另一种主张不打,如日军趁火打劫,无法善后,所以坚持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岂知胡宗南却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而入,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攻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胡宗南说罢,当即令参谋长起草电报,由他核发报蒋。
蒋此时被弄得焦头烂额,心情烦乱,已无心权衡利弊,收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之事。胡宗南于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
一场“闪击延安”的闹剧,未经报幕,便悄然收场。
熊向晖提醒周恩来注意胡宗南的敬酒之计，周恩来与酒客们周旋,既巧妙地批评了“闪击延安”的阴谋,，达到了团结胡宗南的目的。周恩来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感动得熊向晖热泪滚滚
按原计划,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百余人由重庆返回延安。
7月9日,“闪击延安”风波刚平,胡宗南获知周恩来路过西安,事先要熊向晖办了两件事：一是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的意图；二是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出30人,各偕夫人出席陪同,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他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称周先生,对邓称周夫人,对蒋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邓颖超因身体不适推辞了这次宴请。胡宗南叫熊向晖坐他的专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周恩来一见熊向晖便认出了他,但为了他的安全,周恩来故作不认识,问他姓名,熊向晖也不敢表示亲热,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紧握熊向晖的手,两人朝门口走去。熊向晖则在出门前用英语小声地叮嘱：“请小心,提防被灌醉。”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车子来到了小雁塔,胡宗南迎候在会场外,周恩来下车后,他恭敬地向周恩来敬礼,陪同走进会场。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发出“起立”的口令,周恩来挥手致意。
王超凡致欢迎词,结尾时他说道：“请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他高举起酒杯说,“现在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这很好!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的提议让胡宗南愣了一下,在座的陪酒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依旧笑着说：“看来各位对我的建议有为难之处,我不会强人所难的。这杯酒就免了罢!”
胡宗南还没回过神来,周恩来就放下了酒杯,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依然谈笑风生。倒是胡宗南被周恩来将了一军,有点神不守舍。
不一会,又来了十几位将军举杯向周恩来走来,为首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接过话说：“胡长官虽然刚刚讲今天不谈政治,但这位将军提到我当年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作为政治部主任,就不能不谈政治。我请问胡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恼怒地望了望这些人,对周恩来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就让他们喝,算是罚他们。”
这些将军们只得遵命干杯。周恩来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问了每人的姓名、职务。他们个个受宠若惊,面露喜色。
周恩来继续与胡宗南交谈着,隔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批夫人。其中有一位看着稿子发言：“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一睹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不能光临。不过,她虽没来,但有周先生在,我们各人敬她一杯,请周先生代劳。我们祝她尽早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请周先生不要回绝。”
一直是笑容满面的周恩来严肃起来,他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的好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这样,我们彼此都尊重。”
夫人们举起酒杯一口干了,周恩来以茶代酒,回敬了她们。胡宗南摇头叹息,一脸无奈。
酒会就要结束时，周恩来举杯说：“我感谢胡长官的盛情款待。昨天，我到西安看到了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长官的电报。里面说，胡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长官，有没有这回事？胡长官说，那都是谣传。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后十分高兴，我想大家也会和我一样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长官及各位将军和夫人们敬一杯酒。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我的建议的，请干杯！不同意的，我仍是那句话，决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在场的所有人也都跟着干杯。
酒宴结束后，胡宗南陪周恩来向外走去，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
熊向晖上了车，坐在周的左侧。车启动后，胡宗南行注目礼，周恩来向他频频挥手。
途中，周恩来告诉熊向晖说：“刚才我告诉胡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长官。”他用左手握了握熊向晖的手。熊向晖明白，周恩来有话要跟他说。
周恩来领着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的一个小屋，关上了门，再次紧握着熊向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简单的一句问候，竟让熊向晖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说；“时间紧迫，只能有一刻钟时间，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熊向晖擦了擦滚到两颊的泪珠，点点头。
周恩来问道：“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
“这要看全局，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周恩来点点头，继续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向晖告诉周恩来，胡受蒋重用后，有知恩图报之心，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支持。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为密切，可指挥军统，井自建了特务机构，侦察、破坏共产党。他在西安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办反共刊物。
熊向晖又说，“不过，我发现他把你1936年9月1日写给他的信一直珍藏着。他曾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日美开战后，他请示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的调子不突出。去年，中共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关系，可是蒋又不准。这次蒋命他闪击延安，虽事情败露，他也可蛮干，可是他没有，而是主动请蒋准予罢兵。”
周恩来笑笑说：“这些说明他的两面性，他既想抗日又要反共。在军事上，他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而将‘北制共匪’放在第二。”接着告诫他说，“胡宗南生性多疑，要取得他的信任不是容易的事。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身在虎穴，必须要小心谨慎。你是党的一枚战略棋子，对党要忠诚，对敌要圆滑；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于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看了看表，时间不允许他们再聊下去了，他紧紧地握了握熊向晖的手，依依不舍地说：“我不送你了，我们胜利后再见。”
熊向晖告别周恩来，此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几个人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报纸、杂志送到了熊向晖的车上，又给了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这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他是怕熊向晖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短暂逗留引起敌特的注意。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开西安，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用尽职守，给胡宗南送去了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时间都有详细的记录，并提到走时带了几大捆东西。
胡宗南看了这份报告，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我的眼睛。”
周恩来遗失了重要的小本子，熊向晖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新婚蜜月，熊向晖夫妇刚到杭州就遇上了军统特务要带他去见胡宗南。吓得熊向晖一身冷汗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官运亨通，蒋介石调整各战区时，他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晋升上将军衔，得到了一枚大勋章。
从重庆受命后回到西安的胡宗南，兴致勃勃地邀请了几个心腹，为他大喝庆功酒，熊向晖也在其中。酒宴之上，三杯酒下肚后，胡宗南便飘飘然起来，他用神秘的口吻对几个心腹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绝密的消息，在重庆委员长私下对我说，半年后国民政府要由重庆迁到南京，一年后国民政府要学美国的体制，成立国防部。”他得意地说，“委员长说，这第一任的部长非我莫属。他要我从现在起，为建设军队和国家出几个高招、绝招。我想了许久，向委员长建议说，派人出国留学，为建国建军培养人才。委员长听了很满意。”他举起酒杯，招呼说，“来来来，为我的高招干杯！”说罢，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
心腹们当然一顿吹捧，争着向胡宗南敬酒，一杯接着一杯，转眼胡宗南喝了有半斤，他又说：“我计划第一批派16个人出去，”他指指身边的熊向晖说，“当然少不了你，我要你去美国好好深造深造、镀镀金。我如果当了国防部长，你就是我的部长助理，我要让你戴中将军衔。你觉得怎么样？”
熊向晖回答说：“谢谢胡司令栽培。我一定听从胡司令的安排，忠心耿耿地为党国效力。”
“好好好！”胡宗南一个劲地点头，“这个态度就对了。”
出国的手续必须到南京去办，熊向晖的未婚妻家也在南京，他便离开西安，抵达南京后住在卫巷32号。离开西安前，他向党组织及时报告了这一情况。党组织告诉他，周恩来现在就在南京的梅园新村，要他到南京后一周内的上午都不要外出，会有人到他的住处，用暗语和他联系。
6月 10日上午，他正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头戴草帽的小个子陌生人。此人说出了暗语后，熊向晖便像出门逛街似地离那人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穿过了闹市区，走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大石桥边，那人停住后告诉熊向晖，他叫童小鹏，是周恩来派来的，周恩来在梅园新村30号等他，那里的特务很多，但有个规律，下午5点以后到第二天上午的10点钟监视最严，大白天反而比较松。
稍后，一辆小轿车开来了。童小鹏叮嘱他上车后要自然地躺卧在后座上，用巴拿马帽盖着脸。车子开到梅园新村的会客室前停下，童小鹏先走下去，熊向晖随后下车，神情轻松地走进会客室。
董必武迎了上来，一边与熊向晖握手，一边打量着他说：“一别八年，你一点都没变，就是长高了一些。”
这时，周恩来推门进来了，拉着熊向晖在沙发上坐下。周恩来紧皱着眉头说：“我不小心出了事。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将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记事本上。前天由于天热，我没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回南京后还要谈判，所以在专机上躺了一会儿，谁知竟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时我都不知道，回到梅园新村后发现小本子没有了。我回想了一下整个过程，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小本子从口袋里滑了出来，也就是说，小本子一定在马歇尔的专机里。”周恩来懊恼地说，“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是不应该将你的地址写在小本子上的，更糟糕的是我还在上面写了一个熊字、我已将此事打电报报告了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熊向晖听到这个消息、并不因为自己的安全可能出现问题而担忧，而是为周恩来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敬佩。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把这个错误毫不避讳地告诉了熊向晖。熊向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万一出什么问题，我会应付的。再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就作好了随时为党牺牲的准备。请周副主席不要过于自责，人都会有大意的时候。”
周恩来严肃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作为组织没有理由让党员平白无故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
周恩来告诉熊向晖，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派他的副官来找他，送来一个用厚纸包着，用火漆密封的小盒子。周恩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丢失的那个小本子。
“小本于完璧归赵，这样不是没事了？”熊向晖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却不这么看。他说：“马歇尔虽然将这个小本子送到了我的手上，但是，他一定会要他的亲信将上面的内容拍照，所以你暴露了。按常规你要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对你不能采取常规的办法。因为毛主席说过，你熊向晖一人顶上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研究，分析马歇尔拍了照后会怎么处理，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会送给国民党，而且是直接送到蒋介石手上。蒋介石一旦得到这个记事本，立即就会派人抓你；另一个可能是马歇尔不会将记事本送给蒋介石，原因是他怕蒋介石拿到小本子后就会派人抓你，这样也就暴露了他自己，他就会失去作为‘调处人’的资格。”
周恩来打听熊向晖在南京有没有可靠的熟人，这人不但和熊家有来往，而且和王石坚能通信。熊向晖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未婚妻湛莜华有这些条件。他告诉了周恩来，并介绍了湛筱华的情况。
周恩来又问熊向晖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让他找个借口住几天。当熊向晖说和著名书法家马公愚有交往时，周恩来觉得此人在上海的地位高，特务一般不敢轻易打扰他。
接着，周恩来决定让熊向晖到上海去避避，以防万一。他分析，如果这个小本子的内容落到蒋介石的手上，他一定会交军统查办。军统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措施，顶多半个月便会见分晓。周恩来还要熊向晖将这一情况告诉湛筱华，请她在熊向晖去上海后，密切注意南京的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熊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熊向晖，熊就立即到上海的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会将熊向晖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去。因为小本子丢失的教训，周恩来叫熊向晖用脑子记住王炳南名字及他的地址。他说：“如果半个月内不出问题就安全了，你也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然后去西安见胡宗南。”
董必武说：“这个计划我和恩来研究了很久。可以做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最为周密的一个方案。”
中午，餐桌上摆了一个冷盘，四菜一汤和一小杯葡萄酒。董必武对熊向晖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喝了这杯酒，算是慰劳你，也慰劳恩来。”
周恩来一边为熊向晖夹菜，一边问他，胡宗南要进攻陕北，为什么蒋介石叫他暂缓。熊向晖说：“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蒋介石则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火候没到。”
“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董必武问。
熊向晖说：“据我所知，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如复员整军是为了汰弱留强、汰疏留亲；战区改成绥靖公署，就是适应全面内战的体制，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已判明苏联会干预，并确定美国将给予支持。他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了，进攻陕北只是最后一着。”熊向晖的这些判断，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熊向晖提出，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他先去上海，半个月没有事情，就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他的理由是，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事，留下来还可以起点作用，对党有利。
周恩来觉得这样不妥。许多人眼睛都盯着，如果熊向晖主动放弃，会引起怀疑。周恩来说：“我们也希望更多地了解美国，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胡宗南既然派你去，我们求之不得。至于蒋介石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事，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学成回国后，照样可以为党工作。”熊向晖点头答应。
和周恩来、董必武告别后，童小鹏领着熊向晖上了汽车，车子驶到明孝陵荒僻处，熊向晖下了车，步行了很长一段路，他才坐公共汽车回家。到家后，他立即将情况告诉了湛筱华，然后到上海躲了十来天后，收到湛筱华给他写的一封信，内容是：“王兄康泰，阖府平安。”
经历了这次风波，熊向晖总算是有惊无险。他回到南京后，一边办理留美手续，一边去看望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的徐先麟处长，告诉他自己必须在南京等一段时间，请他办好所需费用的美元汇单。
8月中旬，熊向晖接到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入学时期是翌年2月（当时因船少客多，2月份的船票早已售完，熊向晖只订到3月上旬的船票）。熊向晖据此向外交部申请护照，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拖到9月底才办完。
周恩来曾要他去西安看一看胡宗南，熊向晖便于10月初飞回了西安。胡宗南对他态度依旧，但是，当时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2个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命胡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1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的痛击。9月下旬，胡赖以起家的第1师改成的整编第1旅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这使胡宗南处境十分尴尬。
熊向晖回西安后，胡宗南正搜肠刮肚地想办法，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借口解放军有进攻榆林的意图，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要求从山西调回整编第1军，会同他在陕甘的残存部队，于11月开始行动。蒋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陈赓部，消灭其主力。
熊向晖将这一情况报告王石坚后，王通过电台报告了中共中央。不久，王对熊向晖说，中央对这个情报十分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工作，周恩来答记者问时，谈到延安附近地区军事情况时，揭露胡宗南在南线集中10个旅，估计国民党政府将作试探性进攻。
11月下旬，胡宗南为熊向晖饯行，希望他在美国早点学成回国。
熊向晖回到南京，1947年1月初准备与湛筱华旅行结婚。这一计划遭到了湛筱华母亲的反对，她认为旅行结婚是私奔，提出要明媒正娶，请名人证婚。
熊向晖斟酌再三，选定蒋经国为证婚人。当熊向晖找他时，他欣然应允，而且提出在励志社内举行婚礼，所需费用由他承担。他还叫熊向晖把所邀宾客的名单和住址交给他，由他的主任秘书陈元代为印发请柬，安排场面。
婚礼过后，新娘新郎旅行度蜜月，第一站是到杭州。3月1日中午，他俩从灵隐寺返回大华饭店住处时，饭店经理在门口拦住了他，一边要熊太太先回房休息，一边将熊向晖带到了经理室。此时，经理室内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朝熊向晖抱拳拱手，自报家门说姓王，在保密局做事，特来看望熊向晖。
熊向晖一愣，脑子里立即冒出有关小本子的事，他一边说“不敢当”，一边想，保密局是军统局的新名，戴笠摔死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个姓王的找我有何事？
那人似乎看出熊向晖的心思，主动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的密电，命他速查熊向晖是否住杭州。他在登记表看到了熊向晖的名字后，电复毛人凤。毛人凤又要他妥善安排熊向晖3月2日下午6时前往南京见胡宗南。他热情地说：“时间有富余，我要尽地主之谊，下午陪你们夫妇逛西湖，晚上在楼外楼宴请，明晨请你们夫妇坐我的汽车回南京，一路有人照料，尽管放心。”
熊向晖如坠云雾，不断揣摩着究竟发生了何事，此事是凶是吉？
熊向晖将这一突发情况偷偷告诉了妻子。他怀疑国共两党和谈破裂，马歇尔已返美，他可能将小本子的影印件送给了蒋介石，所以，保密局盯上了自己。他作了最坏的打算，为减少损失，他决定让妻子在上海下车，住在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个信，如果在5天后收不到他的信，那一定是凶多吉少。
3月2日晨，熊向晖到了南京的下关车站。这时，徐先麟派人乘车来接他，然后领他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到熊向晖便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太好了。”他转向徐先麟说，“你不是说杭州太杂，寻人很难吗？听我的话没错吧？再难再杂的事，交给毛人凤办就准能办成。我这个酒肉朋友我最了解，你要他在杭州找一个共产党员，可能要一年半载，可是，你要他找一个国民党军官，他会马到成功。”说罢，他问新娘子在哪里。
直到这时，熊向晖一颗不安纳心才算放下了。他说妻子在上海等着送他上船去美国。
胡宗南一挥手说：“推迟3个月，现在要打延安了，等打完了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赶快写信告诉你的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请她原谅，破坏了你们的蜜月。”他又叮嘱一句，“不要和她提打延安的事。”
蒋介石要直捣延安，这份绝密的天字号情报被熊向晖获得，蒋介石的“密令”还没传达到军长一级，共产党就先睹为快了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我来南京，我不知是什么事。当天中午，总裁就传见我，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号在莫斯科开会，我们已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中国谁坐江山还是个未知数。究竟是国是共，他们要在会场上讨论。总裁当机立斯，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 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第一天发起进攻，一天之内让共产党在地球上消失。”胡宗南神气十足地说，“到那时，谁当中国的家还用得着这些人讨论吗？总裁训示，此次剿共行动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就是要你给我负责七分政治。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比如人人有田种，农民翻身做主人等等。”
熊向晖提出最好还是等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比较好。
胡宗南摇摇手说：“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你不要推了，就是你负责。”
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到了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熊向晖端来了早餐和茶水。他说：“我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要研究作战计划。”说着递上一只公文包，要他紧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蒋介石参阅。
临走时，他嘱咐熊向晖一定要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
熊向晖答应着，等胡宗南一走，他便打开公文包，只见里面有两份绝密文件，一是经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一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的心中一阵窃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么绝密的天字号情报，对一个间谍来讲，是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
熊向晖激动得双手颤抖，他镇定了好一会，便照录不误，并于当日夜间默记在心后，及时将抄件销毁。
这样一份情报，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自抗日战争以来，胡宗南已经有两次攻占延安的计划，都是熊向晖及时地将情报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手中，第一次因蒋介石的“暂缓进攻延安”而取消执行；第二次也是蒋介石提出“暂不执行”，命胡宗南和阎锡山攻打陈赓部。
熊向晖又将这一重要情报及时送到中共中央。
熊向晖按照胡宗南的交代，首先起草施政纲领。可是什么叫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什么叫不要骂娘？胡宗南没作过多解释、但这个施政纲领的大帽子，盛文建议全称叫《国军收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时，胡宗南当即予以纠正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熊向晖暗自好笑，在胡宗南看来，用“解放”这种字眼，就是比共产党还革命了。熊向晖对此自然是心领神会，他驾轻就熟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等之类的高调，他明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但胡宗南需要这些。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主席之类的口号，在宣传品中也是少不了的。
胡宗南看了一遍，非常满意，并授权熊向晖在补充定稿后，不需送他审阅，由熊直接交特务头子刘大钧秘密印刷，待战役开始时广为散发。
“七分政治”搞定后，胡宗南指示熊向晖回西安办三件事，一是为他置办一台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二是指定几人随同行动，专门从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三是由熊随身携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对前一、二条，熊向晖明白，胡宗南是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第三条，他却有点不明白了。他问胡宗南带这些书干什么，胡露出一副儒雅潇洒的神情，说他在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他便可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范。熊向晖恍然大悟，不由暗暗发笑。
3月 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王石坚是西安《新泰日报》主编，在他新华巷1号家中的地下室里，他安置了一部秘密无线电台。凡是熊向晖送来的情报，他会分秒必争地发往延安。这天晚上，熊向晖将情报送给王石坚后，交代了一句：“胡宗南为了保密，此计划要待部队集结完毕才宣布。此时，他的军长、师长们对这个情报还一无所知呢。”
3月7日，熊向晖跑到王石坚处，说因美军常驻延安的军事联络组赛尔斯上校等人尚待撤离，蒋介石看在美国人的面子上，将进攻时间推迟了3天。
3月8日晚，伸手不见五指。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及卫兵，秘密离开了西安，先坐火车专列到潼关。天刚亮，他们又换吉普车去洛川。中午，来到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副司令长官斐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会面，组成前进指挥所。
他们的电台刚架好，一开机就收到两条消息：一条是整1军从山西出发，在宜川遭到不明番号的共军的袭击，2个团失踪，90师师长何明在河津翻车后大腿骨折；第二条消息是整76师48旅经过陇东合水，在西华池宿营，遭到不明番号的共军袭击，1个团失踪，旅长何奇阵亡。
战端没开就丢了3个团，胡宗南顿时傻了眼。
胡宗南的最新动向，熊向晖感到十分重要，必须想方设法报告延安。但是，怎么将这一情报传给在西安的王石坚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冒险行事。他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内，为防万一，他写了两封，一封写王石坚收，一封寄给了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请他转交王石坚。
信写好后他命摩托通信员送走。通信员哪知是送给共产党的情报，只知奉命执行公务。
3月 19日上午，胡宗南收到负责进攻延安的整1军军长董创的来电，报告说他们19日清晨占领延安，俘敌5万。
胡宗南得到战斗报告，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命令熊向晖起草给南京蒋介石的报捷电报。
其实，中共中央在敌人到来之前，机关和部队全部转移了，他们占领的延安只不过是一座空城。
3月 24日，胡宗南到达延安，董刘向他报告战果时，胡宗南挥挥手说：“我不听汇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要到俘虏营去看看俘虏，你在前带路，我们走吧！”
董到一听胡宗南要去俘虏营就傻了眼，他拦住胡宗南，用哀求的声音说：“胡长官，你还是别去了。我对你说实话吧，一个俘虏没抓到，延安只是一座空城而已。”
胡宗南一下子回不过神来。
董钊解释说：“胡长官，其实我们是为了你的名声才这么做的。这一作战计划是你和总裁亲自指挥的，你为了攻占延安，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揣摩作战计划，又兴师动众地调动了几十万兵力，结果一个俘虏没抓到，你这脸面往哪里搁？我想来想去，为了蒋总裁，也为了你胡长官，只好编造说俘敌5万。”
胡宗南哭笑不得，摇摇头说：“唉，难得你们的一番苦心。可是，如果中外记者来采访参观怎么办？”
董钊抓抓耳朵，突然，心生一计，在胡宗南的耳边叽咕了几句。胡宗南点着头说：“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
董钊首先在延安周围设立了门个战俘营，又从四周农村抓来600个农民，再从国军中挑选出2000个能说会道的士兵，集合在一起操练了两天，让他们扮演俘虏。但是这与5万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胡宗南又生一计，当记者们要求参观时，他就先带他们参观第一个俘虏营，到第二个俘虏营时，他就将第一个营的人送到第三个营，再把第二个营的人送到第四个营，“轮流应付”。
他们特别训练了一些士兵，只要记者一到，这些人纷纷围上去，向记者问这问那，倒好像记者成了采访对象。然后，他们又搞了个“战绩陈列室”。记者们参观的“战绩陈列室” 里陈列的“缴获品”，全是从守卫延安的董钊第1军搬来的。为防止解放军晚上袭击，武器弹药只能天一亮就送到“陈列室”去，天一黑再送回来。胡宗南还规定，每个假俘虏一天发一块大洋，以刺激他们认真扮好俘虏，不要露出破绽。
胡宗南就是这么糊弄了中外记者。
转眼到了5月20日，胡宗南突然对熊向晖提起去美国留学的事，叫他马上回西安，准备出国。
5月21日清晨，熊向晖带了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回西安。途中，车子驶经长约1公里的隘路时，前后坡地突然响起了枪声。熊向晖一惊，心想一定是民兵或游击队把他当成了敌人。
司机停车，警卫员拔出手枪准备还击。熊向晖怕伤到自己人，要司机加大马力冲过去。子弹打中前座玻璃，幸亏是土枪，没有打穿，熊向晖才得以逃生。若是此时此地被自己人打死，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7月，熊向晖在上海乘船赴美求学。1949年5月，熊向晖学成回国，到了北京。
这年11月 5日上午，熊向晖收到了周恩来的请柬，要他中午12时到中南海的勤政殿赴宴。当熊向晖出现在宴会厅时．周恩来指着熊向晖问宾客们；“你们可认识他是谁吗？”
张治中说：“怎么会不认识，他不是熊老弟吗？你是何时起义的？”
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他早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啊！”众人露出惊讶之色，宴会厅里一片哗然。
周恩来笑着说：“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 193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我们派到胡宗南那里去的。”
原是国防部次长的刘斐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
周恩来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那里，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啊。”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1期《读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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