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诚信超越一切前人
1949年，一个新政权破壳而出，左派猜他是只公鸡，右派猜他是只母鸡。可事实上，他却是只雄鹰。自从它磕磕碰碰地飞上天空后，所有中国人都为之扬眉吐气：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人终于站起了。“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岂止是梁启超的梦想，他代表的是近代全体中国人的追求。从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但只有毛泽东为我们流下了一个乳虎啸谷的少年中国，这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诚信吗！
诚信有大小之分、远近之别，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孤立地看待诚信，只会走入痴人说梦的误区。讲诚信的宋襄公被不讲诚信的敌军击败，非但成为不了英雄，反而成为千百年来的笑柄。相反地，不讲诚信的列宁在击败白匪军后丝毫不影响他世纪伟人的光辉形象。“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在大是大非面前，小诚信当然要让位于大诚信。也许乐道于小资情调的右派朋友们更喜欢“尾生抱柱”的忠诚，但我很怀疑他们一旦获得爱情后，能否信守对婚姻大诚信。“红杏出墙”不正是他们这些年来大肆渲染的英雄必备素质吗？
1957年，一些被社会主义改造剥夺财产的资本家借着党向人民征求意见时机大倒心中苦水。什么“九天九地”、“不守民主承诺”等等，毛主席当即表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资本家很没良心，但只能这样。”为了补偿资本家损失，党调整了对资本家政策：“政治上地位低些，经济上地位高些。”可这一切改变不了资本家报仇雪恨的决心，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右派分子在1957年到处兴风作浪，罢课、罢工、寄恐吓信，想在中国重复一次“匈牙利事件”。对此，毛主席轻蔑地说：“几个学生娃一闹，就想让党、政、军一举垮掉，除非我们这此人都是饭桶！”于是，反右派开始了。按照封建统治者的说法，这叫谋反，按律要诛灭九族的，而且不分主从犯，一律死罪。我不知道被右派誉为最讲诚信的唐太宗遇到此类事件做何处理，是否听之任之。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套用封建主义的治国理念，反右派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扩大化就大错特错，给各单位下达揪右派指标更是愚不可及。这直接违反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把一个个鲜活的人量化为一个个僵硬的指标，这是懒汉行为，是犯罪行径，是封建主义遗毒。这种遗毒不是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吗，无处不在指标和任务不是一直在压迫着我们吗？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任务重，我们怕的是工作成果被精英们窃取。“始作俑者，岂无后乎！”谁是这一切的制造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从建国始，毛主席一直在期待“山花烂漫时”，为此，年纪并不老的他宁肯退居二线，可惜接班人却个个不争气。那个挂帅反右的人曲解上意，把一场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当成焚书坑儒推行了下去，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作法，只要有运动就拿右派出气交差。这就不仅仅是“懒”的问题，而阶级立场的问题。不错，也只在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当反面教员。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仅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并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的苏维埃职员中产生。”
“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巨，行动也因之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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