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悲歌
——不匹配的分配
考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垮台,其兴起的原因几乎都是要完成本民族或本地区的工业化的根本任务,摆脱被首先发展起来的资本掠夺的命运,从而走上脱钩发展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是成本最小的选择。这或许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各个落后地区得到广泛发展和呼应的根本原因。而随着苏联解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宣称历史终结的意义,只不过是又一次得到廉价的掠夺对象的得意洋洋的欢呼而已。
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较大的地区或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本国和本地区的工业化,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功,有着极其惊人的效率。其实现本国或本地区的工业化的时间非常短暂,都是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工业化的巨大成果如何分配就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首要问题。执政党没有注意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也没有认识到公有制下工业化成果的看守者——政府官僚、国营企业官员以及御用知识分子——对这些成果的占有之心,是如此的迫切,以至在生产关系的重要一面——产品如何分配上——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就是在全社会实现人民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并最终使得公有制失去人心,造成社会的崩溃,公有制的成果借助一些错误的方案而落入了少数人之手。
这个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主要就是看守者自盗。看守者自盗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明白。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看守者——政府官员们、国营企业领导们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享受着许许多多的特权和物质供给,有度假和保姆,等等,在社会产品分配中占尽优势。这是看守者自盗思想的起源和修正主义思想的起源。到后期,看守者们不能满足特权了,也就是不仅仅满足分配中的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走到了前台,分配更进一步向看守者们倾斜了。由于分配的不公平,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苏联在历史选择的紧要关头,“8·19”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人民再也不能相信,出现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叛卖。现在来看,光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还只是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产品如何分配——也必须同时解决。那么,如何避免看守者自盗呢?
我通过学习毛主席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观察近些年来的反腐败发现,所有者的政治权力被剥夺是造成看守者自盗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反修防修,其实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产品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也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只有加强基层人民的政治权力,才能解决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而“文革”之所以失败,就是看守者不甘心失去他们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反攻倒算的结果。反观“文革”失败后,人民的大民主的政治权力被取消,看守者自盗在我国越演越烈,共产主义信仰在我国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迅速消散,从头再来谈何容易。而失去共产主义信仰后,动员人民的能力只能每况愈下,到今天不得不走上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道路了?
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又是如何丧失的呢?缺乏组织是所有者的政治权力被剥夺的原因。通观古今中外,总是有组织的少数人战胜无组织的多数人,并进而剥夺多数人的政治权力,取得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在19世纪以来,工会运动使得工人组织起来,争取到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我国的工会失去了组织工人的功能,使得城市里工人成为一盘散沙。农民更是连个组织的形式也没有。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者们事实上是无组织的群体。他们面对组织纪律严明的看守者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不被剥夺政治权力才怪。毛主席曾经试图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力,把陈永贵和吴桂贤推上副总理的宝座,可惜这两人不知道组织基层群众的重要性和如何组织基层群众,因而在看守者们的联合进攻面前,迅速下台失败。
“改革”明确地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就是把分配中的不平等完全合法化。面对如此重大问题,所有者——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真的为他们未来所遭受的苦难而无法悲哀!我国的看守者们比苏联的高超多了。
总之,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们,不能不重视分配问题,既要解决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还要同时解决分配问题。否则,社会主义实践还肯定要失败!「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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