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周总理几次在谈话中提到“北京工作组”或“首都工作组”，我一直没搞清它具体指什么。这篇文章解答了一些疑问。同时，这篇文章也为林彪做了一些辩护。71年后批林彪时，有人指责他的518讲话是念政变经。其实，防政变是毛主席自己部署的。他从1965年底离京，直到1966年7月下旬才返京。因为到7月底，“北京工作组”已经明了北京没有政变的威胁。
王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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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5.18讲话”中提及：“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试图根据目前国内已公开的资料，对“5.18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作一概述。
一、更换中办领导人
1965年11月29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话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须立即调动杨的工作。
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加诸于杨尚昆的罪名主要有两项：
1、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中办机要室曾自1958年11月始，对毛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次年11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录音，但机要室似乎有些“阳奉阴违”（批杨时认为是得到其支持），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外出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大为光火，指示随卫的汪东兴即行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中央书记处据此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以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此事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为对杨极不信任的诱因？很大可能是1965年10月期间，又发现中办下辖的中央档案馆的所谓“失密”问题（即杨的罪名的第二项），这样，两事虽相隔四年，但帐却合起来一起算。
11月5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工作调动，离京到广东工作。
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
有学者论及，1965年11月中央是“撤销”杨的职务，不确。中央正式通知，用的是“免去”的说法，与“撤销”性质有所不同。杨的罪名，是在半年内逐步升级的。
12月14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杨尚昆是12月10日离京去广州的，但到穗后职务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见将其调离北京决定之匆促。29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电中央，催问杨的具体任职。30日，中央书记处方研究决定并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后通知中南局，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自然，对杨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衔。
半年后，1966年5月22日，陶铸、赵**（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杨传达中央决定称，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免去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同月底，中央同意杨自己调换工作地区的要求，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7月3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审查。
1966年5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8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为中 办政治部主任。
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
在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五天后，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停职审查。中央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变动，令人很难相信纯为巧合。
肖向荣停职后，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一般认为，毛这段话是针对罗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华东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受命代表中央与罗谈话，会后，罗停止工作。12月29日，中央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的两个新职，都带“代”字。罗瑞卿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军事系统，他最具实权的职务还不是总参谋长，而是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据 此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显
然，以杨成武的资历和威望，远难承担如此重任。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这一决定，着眼点其实是最后一位——叶剑英，毛意在将投闲置散已久的叶推上第一线。以叶剑英的元 帅身份，当然足可以将罗比下去。
3月4日至4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其实就是由该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牵头主持。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并于会议结束后的4月24日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四人联名向毛、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除罗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已去世的空军原司令员）、肖向荣、梁必业（总政副主任）三人。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批转了七人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决定停止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如此这般，罗在军内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主要者由叶剑英接替，杨成武辅之。
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
早在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台在现场进行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心血来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那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向
全国和全世界讲话，原政府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毛泽东当即吩咐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当年10月13日，根据毛、周的意见，中央调陆军第63军政委丁莱夫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文化人出身的原书记梅益降为二把手。次年4月，中央批准广播事业局建立党委，丁为第一书记，梅为第二书记。
在毛泽东与李质忠谈话刚好一个月后的1966年1月14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3月27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
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491台、沙河573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4月8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5月30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5月14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0时40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
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功能与存在时间，我们至今得知尚少。从它的组成人员来看，似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部门的高层次的协调性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5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5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
5月18日，即林彪“5.18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63军189师和陆军第65军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第二政委（7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兼第一政委）。扩编调入的部队，与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5月27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189师番号不变。6月15日，军委电示，将陆军第24军所辖的第70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
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从仅有新建的一独立团增至拥有四个师的建制。其中189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步兵团、一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五个团，5月31日至6月6日，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70师为陆军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24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摩托化步兵团、一高炮团、一加榴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六个团，6月20日至21日交接完毕，位于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1967年2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
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将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是历史性的倒退。此前，公安部队的建制属公安机关，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毛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认为“太散了”，为此，开倒车也在所不惜。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
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407次会议决定。
5月29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经周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6月6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6月7日，军委发布命令称：“遵照毛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外（余注：这里没有提及首都警卫师，是因为该师在调归卫戍区前虽属公安部队总部领导指挥，但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7月1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此后，全国公安部队按照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进行了整编。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于6月30日拨归各军区领导。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36万人（实有37.8万人）。
以上概述，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
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
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5.18讲话”后第三天的5月21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三，“防止反革命政变”一役，使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谢富治、叶剑英、杨成武及肖华，都是此役中风头甚劲者。区别在于谢、叶、肖等人似乎都没有山头，或者说从不显露出有山头，而杨成武却是有山头的，与其说是后来所指的“华北山头”，不如说是“63军山头”。我们注意到，在“防政变”的大部分措施中，隐约都有63军的影子。杨本人，是该军前身冀中部队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先后担任过该军军长；黄作珍、丁莱夫，先后担任过该军政委；路扬，曾任该军政治部主任；王寿仁，该军参谋长。调入北京卫戍区的189师，是63军的老部队。毛泽东最忌山头，“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语），此为两年后的“杨余傅事件”，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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