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席对文革中一些人和事的评价分析文革的三七开得失
主席在文革的后期给文革做了两个基本的结论，一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二是“基本正确，有所不是”。“在有所不是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主席的这两个结论都是文革到后期的时候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走到这两个评价的过程确是值得人们好好的思索一番的。我们试着从主席对文革中一些人和事的断语中理清这个过程背后的一些逻辑线索。
1. 评江青
首先，要说的是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但后面还有一句：“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这里说江青反潮流、敢想敢干实际上主席是在说他自己，只是这个“敢”过了头，变成了打倒一切，因此才得罪的人太多，使得文革运动到后来变成“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纵观主席的一生，主席自己说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小岛上，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是大大的成功了，没什么人反对的，而第二件事却因得罪的人太多不得已失败了，为什么两件事的结局如此之大呢？许多研究过的人也都给出些道理来，但好像都还不太得要领。
主席第一件大事成功的关键时期是延安时期，这个时期主席做了许多的工作为我们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确立了一个能够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内核是新民主主义，外延是民族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以主席为核心的5%的民族精英团结了95%的人民群众，从而在解放战争中摧枯拉朽一般的横扫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完成了中华民族一百年革命奋斗的夙愿。这里要强调一点这个体系的建立是在不断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反观第二件大事，通过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实践，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路线逐渐显现出来，这个新体系的核心是继续革命论，外延是发展主义的统一战线，但这条新的思想路线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极大挑战，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中自由主义有西化演变的倾向，官僚主义有修正主义的倾向，而无政府主义则来自小农经济的历史思想惰性。这三股思潮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固有结构的表现，因而在党内也有典型的代表势力。
在毛泽东思想与三大思潮的较量中，官僚主义是最大的挑战，而且从文革的进程来看这股思潮的势力也是最狡猾、最善变、最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势力，当他们受到革命的冲击时，他们立刻躲到社会的中、小资产阶级范畴内，把官僚社会结构中反人民的官僚属性染成中、小资产阶级的温和色彩，大叫稳定、发展、现代化等等，同时借助官僚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几千年的积淀，对社会中的许多中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群体施以各种政治、经济的推拉骗诱等手段，赢取了这些保守的中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众的同情和信任，使得他们主动的充当官僚群体们的政治挡箭牌。
相反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们放弃了发展主义的统一战线，没有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意图以一役毙之。当走资派们躲到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阵营里的时候，把战火无谓的延烧到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域内，“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使自己丢掉了5%的核心的威望，反使自己的敌人承当了95%的群众的核心。
这就是主席说的“得罪的人太多”这句话的所指吧。
革命派在方法上的过激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根由，但是继续革命理论中还存有的一些不完善恐怕也是造成打击面过大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点我们试着从主席对张春桥的评价中找一找。
2. 评张春桥
主席说：“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
这段话标志着张春桥将以文革理论家的名头而名垂史册，那么张春桥写了什么理论使他能获得主席的如此青睐呢，这就是那篇张春桥的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在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里，张春桥摘取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思想，他通过强调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从而为文革提供一条贯穿始终的理论指导，所以主席才会封他为思想家这样一个如此重的名号。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那么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就是供给制，当然供给制下所有的等级就是不存在的，人的所有的差别、所有的分工、还有阶级自然也就被消灭了，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任务就是在不能一步到位的实现共产主义之前，通过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消灭等级制度。
这是多么美妙的人类的前景呀，可是，消灭等级制度的思想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到底是消灭等级本身，还是消灭等级的私有化，也就是说消灭的是法权本身，还是法权的资产阶级化，也就是私有化。这是文革理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消灭等级是否就意味着取消一切形式上的上下级关系，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结果不仅没能乱了敌人，反而乱了自己。
消灭等级是否就意味着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打到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主席讲：“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了，不行了的”。
消灭等级是否就意味着为了取消一切分工所造成的差别，就需要消灭分工本身，进而造成绝对的平均主义。在现在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不断的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生活的社会环节不断细化，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下，取消分工怎么能是进步的呢？
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是以分工的强化、深化、细化为显著特征的，并因此创造出巨大的惊人生产力，那么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有一种手段凌驾于社会分工之上，他的作用一是指导分工得以实现，二是保证分工的成果得以顺利分配，那么这种手段一定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并且是由社会的法的权力赋予的这种强制性，因此叫法权。任何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等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法权是通过资本在历史的或现实的社会化的法制的确认下体现出来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权来源于政治权力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里历史的或现实的延伸，但是无论其来源如何，它本身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法的强制性，第二就是私有性。
对，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生产资料是公有化的，但是法权却依然是私有制的。尤其是计划体制下，人们的各种生产生活活动是在各种计划官僚的计划下进行的，而相反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却应该是倒过来的，计划官僚的计划是围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经济计划是官僚们自己关起门就可以决策的私事，所以，文革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党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那么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仍然有私有制，那就是法权的私有制，那么就仍然会有斗争，而且还会是激烈的斗争。
但是，在张春桥的名作中我们遗憾的只看到消灭等级制度，而没有看到消灭等级的私有制。这一点导致了打到一切的许多错误做法，其中就包括江青同志的许多得罪人的做法，失去了团结95%大多数人的机会。
3. 评王洪文
在文革后期，主席不仅在思想体系上意识到革命派在统一战线上的缺失，而且也意识到组织路线上有些冒进。这一点从主席对王洪文的评价中看出来。
主席说：“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提的快了”是什么意思呢，王洪文是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坐着火箭升到中央来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是太快了，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问题，但是这个快了仅仅是一个人事上的简单的错误吗，恐怕不是，这种提拔给社会各种势力带来的标志性意涵就是：造反的目标就是要夺权，而如果能够借助主席个人的强大的政治实力，这种夺权就能成功。这样一来各个派别便都以获得主席的个人支持为最终目的，这样运动的结果就使得革命的5%们过早的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争取95%群众的斗争第一线，脱离了与人民群众共同斗争、艰苦结合的磨炼，没有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政治威信和社会基础，那么当失去主席的核保护伞的庇佑之后，革命派才发现其势异也，革命的5%成了孤家寡人，而反革命的5%却成了95%群众的核心。
这种政治结局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党内和群众中革命势力的消耗殆尽，由于过早的把自己突出暴露出来，使得革命的敌人那么轻松一举的割了革命的韭菜，一场三种人的运动就把革命的势力连根拔起了，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损失都没有这次彻底，从此党内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了，从此马克思主义在党内被彻底边缘化了，下一拨韭菜长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修正主义的危害蔓延到整个社会以后，真正地从人民群众中觉醒的一代新人了。
实际上，文革仅仅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夺权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完成的使命应该是在消灭法权私有制的号召下，发动人民群众搞一场社会各个生产生活领域内的分权革命，所谓分权就是在革命的道德主义的强势社会意识形态下，逐步建立一整套从人民群众到基层党组织，然后从基层党组织再到党的执政层，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保证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行使权力的社会形态，并使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过程中结合群众、磨炼意志、优选带头人，坚持不懈的与修正主义斗争，逐渐的在把这些创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实在的过程中，孤立修正主义的5%，建立革命派的坚实社会基础，如此一来，当主席去世后，社会主义的路线就能保持下来，并且还能在不断的斗争中壮大，直至最终取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提的快了”是一种战术上的冒进。“以后恐怕要补课”则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必然要修的“学分”
4. 九一三事件的背后
在文革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元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元素就是军队。文革中9.13事件是对主席打击最大的一件事，虽然，表面上只是林彪的个人小集团的毁灭，但是，这件事所表现出的深刻社会矛盾却是需要深入分析的。
从林彪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早期林彪扮演的是“钟馗”的角色，这一点主席曾有过定语，但是主席对这个“钟馗”是不满意的，实际上我们从林彪的身上看到的是整个军队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而军队的固有结构与文革的理论目标是不一致的，文革是要革法权私有化的命，而军队却恰恰是最严格执行等级秩序的社会结构群体，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的属性以及这个军队中成员的小资产阶级的主流思想，决定了他们的现实代表林彪的政治走向，即既有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革命性，又有掌权后自己成为新的官僚压制革命派的反动性，我们从571纪要的许多核心内容中可以看到，其中的许多内容是与后来的拨乱反正的内容相契合的。
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参加革命必然是这个结果，只是林彪这个人的个人秉性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而后来军宣队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文革后的政治走势都不过表明了党内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主流思想的顽固和复杂。
在对军队的问题上主席是无奈的，如主席在评价叶剑英时，提到：“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
这段话的意涵就是说军队的革命化是党的革命化的结果，而反过来由军队主导的政治的革命化是危险的和有害的。
5. 法权民主
从军队本身在文革中的作用引申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不断的衍生小中产阶级的社会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尤其还要一代代的传下去，这个历史任务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但是，就像马克思思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不断的制造着自己的掘墓人。
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法权的私有制也是与资本的私有制一样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样的社会也就一定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在法权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动力下，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们在自己崇尚的竞争理论指导下，不断的竞争出精英阶层来，同时也把自己从社会竞争的序列中剔除出去，排斥在社会生产资料的使用、支配和受益之外沦为弱势群体。
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就会在社会中蔓延开来，在中国就是毛泽东热不断升温，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95%们就会逐渐的凝聚出自己的5%来，那么他们的旗帜上就一定会写上“法权民主化，消灭生产资料的一切形式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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