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中国社会与中国无产阶级(下)
（五）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
我们说中国目前还不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但存在官员资产阶级化的倾向。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在哪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所谓官僚资本的含义。官僚资本就是大官僚们所组成的集团，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法定权力直接掠夺、掌握和经营社会资本，并独占这种资本利益。因此，判断我国目前是否存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标志就在于：
1生产性与非生产性 我们前面说过，凡阶级都是“在产”的，即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担当某种固定角色。贪官污吏在什么朝代都有，关键要看他们攫取的社会财产是否用来从事资本经营。目前我国的官员腐败行为大多数不具有这种性质。
2合法性与非法性 不管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如旧中国四大家族），还是由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如前苏联社会），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合乎法律规定的权力来经营资本并独占资本利益。在八九年以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各级官员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不允许由官员家族近亲繁殖操控国家权力机关，独占国家部门资本利益。
3集团性与非集团性 一个临驾于社会其它阶级和阶层之上的全国性垄断集团，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组织特征。从全国来看，目前官员腐败仍是分散的个别的现象，集团腐败也只是在部分企业、个别部门或地区中存在。在反腐败斗争中，“康华”一类全国性的官倒集团一经发现，即予以查处和取缔。反垄断法的出台，将更有力地防止官僚垄断集团在中国经济中出现。
但是，在我国，官员资产阶级化的倾向、产生官僚资产阶级的条件是存在的，这也是事实。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即官僚体制与资本形态相结合，其自然的发展趋势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从一九五六年起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同这种体制这种趋势作顽强的斗争，努力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因此同苏共、同中共其它领导人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一生批判过许多政敌，但从未用过象批判官僚体制那样的愤怒言论，我们也从来未发现有哪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象毛泽东那样，同官僚体制势不两立，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他甚至不惜粉碎自己亲手建立的党。
目前的确有一部分人仍在顽固地引导中国走向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在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有充分的体现。
这份报告把中层以上实权干部称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这个“阶层”包括“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10）《报告》就以这种“独立阶层”的表达方式，宣布这些干部不再从属于工人阶级；
《报告》认为，中国社会最大量资源由这个阶层所垄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主导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最为重要的资源，即政治权力。”（116）《报告》还指出，这个阶层“中的党团员比例高达95~100%。这表明，首先是这一阶层与党和政府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35）
《报告》主张，党的干部无须保持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本色，不应再奉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主义信条，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应当享有最高的经济利益：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10）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主导阶层，……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是切实保证这个阶层的合法经济利益，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声望等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性。”（116）
——“应当保证他们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和财富，使他们的付出与收获形成合理的比例，从而使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对的满意感。”“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据1992年的资料，新加坡国家官员的工资（包括奖金和其它奖励）超过私有部门同级领导人的工资。在韩国，国家官员的工资为私有部门同级工资的80-100%”。（117）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主张摈弃“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提法，代之以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其它资产阶级、经理阶级的联盟为基础。《报告》说：
——“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在现有的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其中的精英分子尤其如此，所以，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 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105）
——“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107）
——“私人业主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一些人则进一步看到这个新生阶层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对这两种社会力量结盟的可能性感到忧心忡忡。”（98）
是啊，“忧心忡忡”。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如此反动的政治宣言竟出自共产党的最高理论研究机构！
但是，这些人的企图在中国是很难得逞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决反对。中国人民有着同官僚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经历，有在毛泽东领导下反对官员资产阶级化的独特实践和理论遗产，而且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其次是中、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前途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专横的压迫与掠夺；第三是国际资本势力反对。在新的经济规模之上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及其在中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这三种势力的基本态度及其差别，都通过十三年前的“反官倒”口号得到充分表达。「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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