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泽东取消军衔制的激动和忧虑
1965年5月30日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毛泽东专列时称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据黄庆荣近年回忆，5月30日毛泽东一上专列，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报务员向总理发报，告诉周恩来他的行踪。当夜全体人员在专列上就寝。黄庆荣和鲁毅被安排在前驱车，这个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后面依次是专列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一般工作人员车厢，最后是八三四一部队车厢。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樟树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缓缓散步，背着两只手，静静地来回走动，黄庆荣看见毛泽东目光带着一层忧虑。
第二天，l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我军从成立第一天，严格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再次强调了我军这个建军原则。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建国前都体现在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国家主席刘少奇9月17日签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4日写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9月17日讨论和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数年前，即使在提前释放战犯，这一不涉及国家军事建制的问题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比较注意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涉及我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问题，是我军的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1965年5月，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儿“简单化”了。在涉及军队最高统帅相关事宜方面，任何“简单化”都会使一些矛盾交错复杂起来，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复杂紧张、随时准备打仗的非常时期。
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后，国家经委党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首批12个试点托拉斯企业(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负责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和辽宁、江苏两省的负责人。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托拉斯为英文trust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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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5页。
6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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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8～1000页；《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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