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芳
陈艺谋
在这些美伊战争一触即发的日子里，革命工人远动不但要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帝国主义"人道卫士"面具下的利润动机，也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在几十年民族解放斗争中，伊拉克工农大众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无产阶级了解和吸取；伊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代表谁的利益，它的政治前景怎样；伊工人阶级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应对本国统治集团采取什么态度。
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路线：先反帝，后反资
20世纪4、50年代，正当阿弗莱克们苦思着如何开辟"与民族文化底蕴相吻合的阿拉伯道路"之时，伊拉克的工农运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鼎盛阶段。普通工农首先关心的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抽去内涵的"民族尊严"、"民族振兴"、"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权"等等天外飞仙似的概念。劳苦大众摆脱惯常的消极沉默而投身政治，总有一个（或几个）煎熬得全社会难以再忍受的具体原因起着鞭子般的刺激作用。
1956年3月，伊30多个城市群众上街声援埃及革命，工人炸断了石油管道，几天内各地相继罢工，军营出现兵变。当局大开杀戒，勉强恢复了秩序。在所有的斗争火在线，都能见到共产党的身影。二战后，伊共高举起打倒英帝殖民统治的大旗，党员干部前仆后继，表现了大无畏牺牲精神，这使它赢得了很多任务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信赖。伊共的致命伤，在于它始终把反帝与建立工人政权看作是两个不兼容的独立阶段。1945年党的一大通过了名爲《民族宪章》的纲领，它包括了"民族独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清除外国资本家对伊经济的垄断、土改"等内容。但是，伊共却避而不谈在独立斗争中，劳资矛盾会如何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不肯正视以下疑问：独立后，弱小的民族资本如何防范帝国主义金融信贷和先进技术的"和平"渗透？民族资本的振兴，是否要以对工农的持续压榨、甚至加大压榨程度爲代价？在反帝斗争胜利鼓舞下，如果工农不愿继续忍受这种压榨，想"兑现民族利益"改善生活，他们是否有权利结束民族资本对他们的剥削？这是不是意味着成立工人政权（有人更愿用工农政权的名称也行）？共产党对此该持什么态度？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清除帝国主义经济影响，势必牵连到某些民族资本，如果补偿后者的损失，从哪里筹措补偿金？要群众忍饥挨饿凑份子？他们不肯怎么办？
有人会说，问这些琐碎事，岂不是妨碍反帝吗？不见得。阶级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上面提的每个问题，都指向一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能否哪怕是在某个阶段被调和或是人爲压抑？需要付出哪些代价？谁是付出者？反帝斗争是因此前进的更快了，还是会因爲群众积极性被挫伤而孤立、翻船？
1958年革命
1957年初，伊共和复兴党伊拉克分支等四个政党组成了名爲"民族联合战线"的反帝统战组织。那时，大变革的惊雷已在天边隐隐作响。1958年7月14日，卡塞姆等爱国军官发动兵变，结束了英帝对伊的政治控制。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长久封死的闸门打开了；工农群众对国家事务的大规模干涉成了家常便饭；阶级力量的对比每天都在变动。颠簸在一浪接一浪的"洪峰"中，共产党显得缺少准备：干部奇缺，几乎每个 7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同志如今都要管一摊子事；党员和侯补党员的比例极爲悬殊，新人参差不齐，造成不少党组织难以有效贯彻既定方针。这些缺陷本身只是一个革命组织在空前壮大中遇到的问题，并非不能解决，更不是致命的。1959年党内骨干增加到两万五千人，一般积极分子至少有五十万。党员成份主要是工人、学生、农民、小职员和士兵，以及少量的下级军官；所有主要的群众组织，包括名爲"人民抵抗力量"的民兵团体，都服从伊共领导。相比之下，1956年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干部只有三百人，1959年这个数字达到一千二百人，加上一般积极分子也未超过一万人。在共产党的骄阳下，复兴党蔫了巴叽的熬着。
真正可怕并最终毁了共产党的，是伊共领导层甘当资产阶级附庸的尾巴路线。1958年9月，就党的当前任务，伊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纲领性决议[1]。决议认爲"7·14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工农的主要责任，被伊共中央确定爲"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国"。如何保卫呢？"就是团结一致，就是加强人民、政府、军队和共和国领袖的合作"。对革命的方向问题，伊共中央提出"退出不平等条约；实现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以此爲基础选举议会，制定一个民主宪法；尊重库尔德人民的民族权利；改善人民工作生活条件，取消苛捐杂税"。也就是说，共产党希望看到的"新伊拉克"应该是一个先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不是工人国家。对此伊共并未掩饰，在决议里它多次声明："7·14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伊拉克的半殖民地身份，直接来源于帝国主义对它的征服和压迫。在1946-1958年的反帝抗争中，是工人、学生、农民和城市贫民，而不是民族资本发挥了先锋作用。不是西方"民主阵营"，而是苏联、中国爲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反帝运动的支持、帮助，让伊拉克（不仅仅是伊拉克）军队中的爱国者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7·14革命在国内要无産大众为它护航，在国外要社会主义阵营扶持、帮衬；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亲帝反动派积极策划反扑，就在1956年，英法联军还试图从革命后的埃及手中夺回苏伊士运河。对在伊国际石油资本如何处理，让民族工商界十分作难；工农急不可耐地想改善赤贫处境，也让它颇爲反感和警觉，革命领导权却偏偏落到它的手中！
这一切使得7·14之后的伊拉克社会没有走向"全民大团结"，反倒更加紧张，阶级冲突迅速表面化。共产党出于"先反帝后反资"的两步走革命战略，极力撮和冲突各方"以反帝大局爲重"。这一骑墙立场也反映到9月决议里，对关于革命方向的党内分歧它写道："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制止群众和个别党组织对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亲帝反动派的过激行爲，也要反对那种以爲不能批评政府、只有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带头人的想法"。
应该承认，卡塞姆政权并非虚僞的投机者。革命后他们释放了全部政治犯，容许一定的新闻、言论自由，先后退出了王室与英美签署的几个军事条约；颁布了土改法，镇压了一批亲帝分子，与各工人国家改善了关系，并最终同苏联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但是，新政权的每个有限改良都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里了。大批留任官员抵制土改，农民运动与地主武装的混战日渐蔓延，偏袒地主的地方政府先后逮捕了近千农运干部。在城市，工人和贫民和一些伊共组织"私设刑堂"，逮捕、处决亲帝反动派，展开"没收行动"，巨商们对此怒不可遏，掀起同盟歇业浪潮。工业下滑，农业歉收，卡塞姆等人手忙脚乱疲于奔命，革命政权危机四伏。怎么办？
1959年3月，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团结》发表了第一书记萨拉姆·阿德勒答记者问，他向政府提出以下深化革命的建议："1/。鼓励发展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2/。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贸往来；3/。巩固币值，从英镑集团下解脱出来；4/。严格监督在伊外资石油公司；5/。在有确凿证据前提下，没收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大地主、封建领主的土地，同时保证农民和小地主的私有财産不被侵犯；6/。进行土改，起草劳动法、推行社会保险制度"。阿德勒最后说："上述要求是符合每个爱国阶级的利益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是社会主义纲领"。这句话既是讲给那些怀疑共产党"想搞赤化"的资本家和地主听的，也是对党内外群众的警告："现在不是社会革命，不要越线！"。
考虑到土洋老板源远流长的合作史，共产党不提驱赶外资石油公司，只要求"严格监督"它们；没收亲帝反动派地産也得讲"确凿证据"；更把"鼓励发展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摆到了重中之重。相比之下，仅在末尾捎带提了两条改善本党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温和措施。至此，伊共"民族资本优先，无产阶级靠后"的立场已显露无疑。
也许，在伊拉克这样的落后农业国，无产阶级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暂时受点委屈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民族资本与土改
革命前的伊拉克经济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于边缘，专门输出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英帝刻意培植了一个大地主阶层，并鼓励民族资本向农业投资（在工业领域则予以排挤）。尽管生産方式很落后，但伊农产品市场却有鲜明的国际性格，海外销售环节则掌握在英国资本手中。与此同时，伊相对发达的畜牧业産品（羊毛和皮革）出口被美国资本控制着。
在英帝的扼杀下，伊民族工业极其薄弱。从1943年到1952年，本地企业总投资仅达440万英镑，1958年，民族工业的全部固定资本也只有1560万英镑。雇工在10至20人的厂子有433家，20人以上的厂子有294家，规模最大的是四座水泥厂和纺织厂。这是不是证明伊共两步走战略（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社会革命）的正确性呢？乍一看似乎是对的：民族资本那么弱，当然先要加强资本主义，等无产阶级跟着壮大后，再谈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把帝国主义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了。恰恰是因爲民族资本的薄弱和它对西方金融资本的经济（而且绝不仅是经济）依附性，使得它单枪匹马无法从帝国主义压迫中摆脱出来。当本国工农运动帮助它获得了政治独立后，民族资本又无力（哪怕是局部的）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从而与后者发生尖锐冲突。20世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本，往往与地主阶层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这又使他们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对立起来。在伊拉克，这个"民族资本综合症"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8年的绝大多数伊拉克资本家不是拥有田産，就是农业服务设施（比如抽水站）的业主，或是农产品中间商，并往往兼营高利贷。他们并不满意大土地所有制，但更怕农民造反把一点既得利益也吞掉。与其它英殖民地相比，伊农民的赤贫也是比较显眼的。佃农和打短工的无産者比例占到农村人口总数的85%，用伊共领导人扎基·赫里的话说，他们"爲了分一份土地，刀山敢上火海敢闯"。1958年4月，出现了地下农会。7·14革命后，农会在半年里吸收了50万会员，他们对地主的仇恨顷刻间迸发出来了。1959年初，革命政权发表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决定后，农会积极配合，终于在半年后引发了民族资本和地主的疯狂反扑。在军警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下，农会干部损失惨重。
面对激化的阶级斗争，1959年7月伊共中央全会再次重申：卡塞姆政权"代表了各反帝社会阶层的（总体）利益，这些阶级……在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矛盾相比，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伊共中央大声疾呼："必需尊重公民的私有産权"。不必说读者也猜得到，1959年哪些 "公民的私有産权"被侵犯的一塌糊涂。伊共中央表白道："伊共在许多场合态度坚定，特别是在工人中采取了反对罢工和反对过火行动的立场"，"党谴责过火行爲，尊重共和国的法律……党反对农民对地主、特别是小地主采取过火行动"[2]。
也许，愚昧的农民建立了"多数暴政"？半年后，另一份伊共文件无可奈何地道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部分真相。
"只要土改能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工业资本就能摆脱大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而解放。但这个总的抽象历史前景，和实际贯彻中的具体情况发生了抵触"，扎基·赫里在他的《土改报告》[3]里遗憾地写道。按照共产党路线，土改不能打破生産资料的私人占有，农民运动不能对民族资本的统治提出挑战，而是帮助后者在土改后获得自由发展的巨大空间。可是"如果民族资本看得不长远，它会觉得在土改中损失巨大。这……使得民族资本家无法领导彻底的土改"。赫里认爲有産者对土改的抵制是他们没有历史责任感，其实是他自己丧失了阶级现实感。1958年的伊拉克民族资本不是存在于抽象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验室"里，而是存在于帝国主义对全球市场的统治下，存在于工人国家群体已扩大到两位数的背景下，存在于依赖工农运动它才得以上台的前提下。民族工商界虽对美好的资本主义未来抱有希望，但更想抓住既得利益。此外，它很明白，工农运动才是7·14政权主要的力量源泉。当局固然保证补偿土改带来的损失，可谁来保证当局的保证会兑现呢？又是那些泥腿子和城里的苦力？但损失不正是他们带来的吗？！
民族资本想看到的是妥协性土改：发展现代大农场经济，变农民爲农业工人。扎基·赫里承认："这会造成农村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他指出，1959年夏天，富农阶层以民族资本爲后台，开始组织起来分裂农会。在工商界的压力下，土改法一再修订，使半数已耕地留在地主手中，20年内农民要向原地主（包括证据确凿的亲帝反动派）交纳补偿金，分给农民的土地多半尚未开发或是欠缺灌溉系统的盐碱地等等[4]。
民族资本借政府之手影响土改在前，亲自出马，破坏农业生産在后，一手炮制了当年的粮食歉收。扎基·赫里指出歉收的原因主要是"地主和民族资本的破坏：拒绝提供贷款和种子，毁坏水利设施，武力驱赶农民，暗杀农会干部"，以及旧官员的怠工："已出台的政府措施（向农民贷款、禁止无故抓人）无人执行和监督"[5]。
怎么办？象1918年的苏俄那样，在农会和工人代表会的混合基础上组建无产阶级政权？还是象1947年的中国北方，以党领导的土改工作队爲核心通过农会剥夺地主？都不是。伊共中央咬死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棒棰不松口。于是，赫里刚刚指出土改法是民族资本反对农运的産物，转眼就宣布"共产党支援土改法，因爲这一法令是革命政府颁布的，所以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意志"。
在1960年初发表的《民族纲领》[6]中，伊共较透彻地表述了自己的农村政策。纲领第12章《我们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声称要"争取小地主，他们反对农会是因爲经济利益被侵犯（比如禁止解雇农工），对他们要更宽大些。……对中等地主和大地主要区别爱国和不爱国的，分别对待。……不能一概反对补偿金制度"。这等于是对有産者的反扑全面投降，因爲区别"小地主"、"爱国地主"的标准，攥在地方官吏而不是农会手里，连伊共自己也承认各级政府的怠工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怎么办？伊共又来个"沉默是金"避而不谈，却说"最要紧的工作，是加快丈量土地和加强农会"[7]。谁来加快丈量土地？怎么加强农会？沉默，沉默….
要资产阶级政权，还是要工人阶级政权？
1959年7月伊共中央全会和半年后的《民族纲领》，没有向农会和工人的反剥削斗争提出清楚的政治前景，而是以免费高参的身份向土老板们挥起橄榄枝。共产党呼吁"鼓励私人资本的繁荣和发展；国家负责重工业；对外资控制的公共事业实行国有化"。伊共如何看待工厂里的阶级对立？"工人应同雇主合作，以利于民族独立和加强国民经济，雇主应尊重工人的权利，增加后者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不要让工人无偿地额外工作"。对同盟歇业导致生産下降，伊共倍感沈痛："鉴于帝国主义的阴谋，资本家不敢投资"。但是没关系："党号召工人义务劳动增加生産"[8]。
下一步怎么走？共产党都算计好了：
"通过自由选举，选出一个立宪议会，把政治责任移交给人民代表。这一切将保证我国的繁荣与进步"。伊共对资产阶级民主近于痴迷的信心，来源于它多年奉行的"两步走"阶段革命论。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个独立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制怎么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制度，能支撑起一场革命吗？尽管伊共的阶段革命论无法解释民族资本爲何如此反动，它还是诚心爲土老板们出谋划策。既然国内资本不情愿与国际资本决裂，共产党也只好向现实低头。怒斥了半天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后，伊共提出一个出奇稳健的石油政策。《民族纲领》第2章第10节"根据祖国利益制定石油政策"提出四要点："1/。把外资公司的生産特权限制在已开采油田内，新开发油田的收入统归伊政府所有；2/。组建本国油船队，打破外资的运输垄断；3/。在国际平均油价的基础上，修订与外资公司的售油合同；4/。禁止外资公司从事政治活动"。对伊拉克来说，不彻底废除外资公司的特权，就谈不上"光复油田"，也搞不了工业化。，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次次"合乎逻辑"地上演着阶级投降，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到否定彻底反帝，完全走向了群众运动的反面。到1960年初，两步走战略已被伊共发挥到极致，剩下的岁月里，伊共路线不过是松鼠踩轮车式的来回重复罢了。
对1958年的伊拉克来说，工人阶级政权意味着什么？
它首先意味着结束资産者作爲一个阶级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影响。不如此就不能放开手脚解决土改和石油问题。尽管1957年，全伊産业工人（含运输和石油工人）数量只有18万5千，占650万人口的3%，但他们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人阶级数量上的薄弱来源于民族资本的薄弱，不同的是，在新的生産方式下工人政权有能力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完成民主改革（工业化、世俗化、医疗和教育的普及、妇女解放）；而停留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民族资本没有这个能力。
伊拉克农民，特别是佃农和无産者，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地主和民族资本最可靠的同盟军。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工农是伊拉克工人阶级政权最直接的国际同盟军。古巴等历史经验表明，苏、中工人国家的堕落官僚虽然害怕新的工人革命，但对工人阶级政权的既成事实，还是有可能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伸出援手的。
1958年的伊拉克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缺少很多东西：军火和作战经验、象样的重工业，对宗教偏见的扬弃，但他们最缺少的是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和一支有能力落实它的先锋队。这两者的缺席，使7·14革命后的工农运动陷入与反动派的长期拉锯战，并最终导致血腥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独裁。
落花流水春去也，更无消息
这边厢共产党在替资本家深谋远虑，那边"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没闲着。从1961年起，复兴党逐步掌握了一些群众组织，并在经济罢工中显露身手：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你不领导我领导。群众运动渐渐低落，政府缺乏支持，1963年2月，复兴党乘虚而入政变上台。一朝权在手，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们开刀祭旗的物件不是西方老板，不是本国土财，而是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共产党。据伊共统计，仅从1963年2月到3月，包括第一书记萨拉姆·阿德勒在内的五千党员干部牺牲。
半年后，复兴党也下了台。新的军政府对伊共和复兴党同时镇压，既保持部分7·14革命成果，又对西方资本有所让步。局势显得沉闷。
尽管复兴党只有2500名干部（复兴党官方数字是五千人），1968年7月它再次政变上台。 复兴党根基渐深后， 1979年5月，新一轮清共开始了。被追杀得上气不接下气之余，伊共在地下宣布"退出全国民族进步阵线"，并表示要发起"一个新的民主阵线和在此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 1980年11月，伊共同7个资产阶级反对派组织在大马士革开会，成立"伊拉克全国民族民主阵线"，并通过 以"推翻独裁，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化和库尔德斯坦自治" 爲要点的《共同纲领》。[9]。
复兴党的土改、"光复油田"和工业化，使得群众看不出它与伊共在主张上有何区别，但是复兴党办成了共产党不敢办的事！伊共的社会基础日渐萎缩，1984年，它领导的游击战争遭到严重挫败。
清共后复兴党巩固政权发展经济
1972年4月，复兴党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伊苏友好条约"，大量苏援抵达伊拉克。1992年工人国家阵营覆灭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所有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爱国政权都会这一手：不是举着反共标语去美国要援助，就是举着反帝标语去苏联（中国、古巴……）要援助。有了庞大的苏东阵营作回旋腹地，复兴党对西方也就不太怵头了。1973年春，伊拉克政府颁布对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法令，民族工业得到了必要的资金。1977年，伊拉克从原油出口获得的收入占投资预算的92％。
1975年的新土改进一步降低了地主土地限额，补偿金制度被废除，并继续分地给农民。传统的大地主阶层衰弱下去了。到七十年代末，建成了一批大型国营农场[17]。复兴党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对国民经济予以强有力的干涉。80年代初，国家控制石油工业的100%，外贸的91%，汽车、钢铁、纺织、食品制造业的53%，农业的39%。所有银行收归国有。1990年以前，国家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90%以上。与此同时，中小资本在包括外贸的广泛经济领域内继续活动，并受到鼓励扶持，30年来，伊多数劳动力始终在私营部门工作。
1979年，复兴党提高了全国工资（不分国企私企）和退休金的平均水平，最低工资标准也跟着水涨船高；政府向建房家庭无偿提供土地和低息贷款，向特困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证；在一定范围内落实了免费医疗和教育，6－23岁的适龄儿童和青年的入学率在1980年达到67%[18]，1994年成人识字率爲57%。工农生活的改善，扩大了波拿巴主义独裁的社会基础。
1982年复兴党九大招开，提出在伊"建设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建设石化工业、钢铁工业、建成一大批农业合作社、大搞农田水利"等经济目标外，还提倡生産数据占有的社会性，但同过去一样允许对生産资料"非剥削性质的私人占有"，更绝不含糊地宣布：私人资本是"民族财富的一部分，必需受到保护"。纸面上的社会主义取代不了具体的资本主义生産方式及其规律和矛盾，工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后，行政手段就越来越难驾驭市场的力量了。1989年后复兴党开始对部分企业私有化，取消价格补贴，对外资更加开放。
在库尔德问题和逊尼、什叶两派穆斯林纷争上，复兴党总的政策是维持旧有的民族、教派偏见和压迫，不管要付出多大社会、政治和经济代价。乍看起来，这种保守似乎不符合复兴党的激进改革形象。实际上，夹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亲帝势力之间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他们越是在经济上、在物质上拼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越是要在思想文化上依靠剥削社会的传统偏见，并进而依靠那些寄生于这些偏见的利益集团。波拿巴主义上台后，它不可避免地迅速成长爲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当它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与原来依靠的小资群众渐行渐远（这是不可避免的），当它与无产阶级爲了政权而激烈冲突时，它是一定要捞民族、宗教偏见及其利益集团的救命稻草的。所以复兴党一面在伊推进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世俗化，同时维持少数地位的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欺压。
回到起点：工人阶级政权是民族解放的前提
有人会问，没有工人阶级政权，伊拉克工农业不是也上了几个台阶吗？与殖民地时期相比，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而帝国主义在伊的传统影响下降了，这些社会进步的成绩是否说明工人政权不是民族解放唯一的选择，而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也有合理的一面"？
无产阶级革命的缺席（在 "先反帝后反资"的紧身衣里，伊拉克工农运动空有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力量，却动弹不得）让政权落到无力进行有效统治的民族资本手里，结果要么象智利那样，回归帝国主义怀抱，要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监护人"。由于得天独厚的石油宝藏，更由于在世界资产阶级和工人国家阵营之间，复兴党成功地周旋而从双方都获取了诸多好处，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才得以存活二十几年。复兴党上台前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少量没认识到自身根本利益的工农；复兴党政权则是伊拉克阶级斗争僵局下的妥协産物，而这种僵局与苏共（以及后进的中共）官僚在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中倡导的"两步走"战略有直接关系。"两步走"纸面上承认"在原则上需要"社会革命，却于实践中把后者推到抽象的未来。社会的阶级属性却一点也不抽象：你拒绝工人革命，就得接受资产阶级统治。山不转水转，苏东、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伊拉克土改和工业化的相对成功，使复兴党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系统曾有过的意义。
21世纪初的人类，是大小帝国主义群殴的人质，美伊战争仅是这场群殴开端的开端，而帝国主义铁蹄是不知何爲"阶级妥协"的。复兴党还在挣扎，但美伊战争后它如不肯蜕变成十足十的西方奴才，就只有退居权力边缘。
共产党呢？2003年1月28日伊共中央发表声明，希望"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一会议不仅要消除战争危险，而且要确保实现民主变革，以便结束我们的人民的苦难，将伊拉克转变成本地区的和平的进步的因素"。除了把人民的命运交到世界资产阶级的分赃机构手里，笃信议会民主的共产党想不出其它的办法来制止美帝侵略。
战后的伊拉克，不会与1958年前相去太远，但它拥有一支比1958年多得多的産业无产阶级。工人们曾追随的组织--共产党和复兴党，不是早已颓败，就是即将灭亡。伊拉克的阶级斗争进入了新的"轮回 "，一切还刚刚开始。
1/03/03/
附注：
[1]见1958年9月《伊共中央扩大会议公报》。
[2][8]1959年9月6日的《伊拉克评论》刊登了《关于伊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决议的报告》全文。
[3] [4] [5]全文见《人民团结》报1960年2月21日至3月5日连载。
[6][7]全文见1960年1月10日《人民团结》报。
[9]毛派政治局在1968年全部被捕，大部叛变，少数牺牲，阿齐兹·哈吉投降。复兴党军队在围剿毛派游击队时，动用过化学武器。
[10]1994年相应数位下降到53%。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