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得失（下）
抢船抢船，刘伯承直奔皎平渡/“失去匪踪”，蒋委员长竟要左右逢源/得船4条，“朱毛”头上的阴影散去了一半/苦觅“匪踪”，“匪”之身后却多日不闻枪声/进了会泽，罗炳辉狠狠地发了一笔洋财/进展神速，中央红军大举渡江/风水倒转，现在是“朱毛”要“销毁船只”/瞎蒙乱猜，蒋公“龙主席”都在做梦/“匪已过江”，“龙主席”向蒋公深刻作检讨/弓弦弓背，爱将向统帅发难/会理会议，毛泽东说林彪“还是个娃娃”/领袖群伦，历史属于成功者/从容北上，中央红军另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拉开序幕
四
5月8日，军委和红军总部一直住在江边，等候红一军团赶到渡江。
红一军团行走的道路是金沙江边最崎岖难行的路段之一——聂荣臻后来回忆“一夜过了48次急流”，在经过了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后，红一师于傍晚时分赶到皎平渡口，晚22时开始渡江，红二师及军团部则在红一师之侧后跟进，当夜进至新田地域，准备次日凌晨在红一师之后渡江。
当天在经过鲁车渡时，正在对岸西进接应的红十一团找到了一只小船划过江来，红一军团野战医院遂将伤员及医务人员送至北岸，红十一团则继续向姜驿方向前进，准备阻滞有可能从龙街渡过江来追击的滇军部队。
担任的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为防万耀煌师主力追来，仍以一个营和团侦察排在坎顿阻敌，红三十九团主力则位于赵村以为后盾，军团主力全部移驻皎西地域警戒备战。傍晚时分，董振堂李卓然得到中革军委通报：红一军团已陆续赶至，明9日晨可全部渡完。董、李遂将坎顿、赵村的红三十九团撤回，与主力一道赶往江边，仅在杉乐树留下一营准备阻敌。
深夜时分，因仍不见追敌赶至，该营亦随主力跟进江边，准备次日渡江。
毛泽东那天一直就在江边“穿洞”里等待红一、红五军团前来渡江的部队，见到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及时赶到他非常高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菠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1）”
5月8日深夜，蒋公和“龙主席”对“匪踪”之研判才开始向“正确”靠拢。
是日晚上，蒋公在将刘元璋求救电和“龙主席”“匪在龙街渡江未成……”之研判两相比较一番，终于有点回过味儿来：“环州之匪或系匪之掩护部队，其主力潜由洪门渡河。观其焚毁行李，其决心渡河可知。（2）”
其实“龙主席”这会儿也回过味儿来了，当天晚上他也得知：“查匪自江日（5月3日）起即已在禄劝属之鲁车各渡陆续偷过，截止今日，已有数日”，但却把一肚子窝囊气撒给了下属——“而我追击部队昨今两日反徘徊于元谋一带，殊欠果断。似此犹移，匪速我缓，何能灭此狡诈百出之匪。”（3）
醒过味儿来的两公本能反应当然是督促各部“全力赶赴江边实行堵剿”。可都到这当口了，那是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蒋公“龙主席”麾下兵马中就没有那一路伸手就能摸到“朱毛”。能摸得着“朱毛”的倒有一位，那就是金沙江北岸的刘元瑭，可此公这会儿哪儿还有那个胆儿来摸“朱毛”哟，“朱毛”要能发发慈悲不摸他一把，他就该吃佛念斋烧高香了！
最惨的是原本靠“朱毛”最近的万耀煌，7日他刚令所部回师禄劝，这下好了，又得屁颠屁颠地往回赶，而且紧赶慢赶赶到了也只能捡到一大堆人家扔下的烂草鞋，这才真正是冤枉得不能再冤枉的冤枉路哟！
万耀煌将军字武樵，1891年生于湖北黄冈，保定军校出身。此公在“剿共”乃至抗战中虽罕有突出业绩，但却是能与蒋公“共患难”的死党：几年后的“西安事变”中，时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万将军与蒋公一起被张、杨所执，万利用其眷属在张学良将军“女人无政治犯”的宽容下所拥有的自由度，与所部暗通信息以与张、杨抗衡，蒋公对其表现极为满意。而此后万将军虽然多居闲差位置，却把与蒋公患难与共的生涯一直延续到了海峡对岸，直至1977年1月31日在台北去世。
笔者认为万耀煌将军有一件业绩还是值得史册一书：抗战胜利后万将军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时，为“效忠国家，敬恭桑梓”计，曾四处奔走八方筹措，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然此间蒋公正困扰于“剿匪”所需浩瀚经费，对万将军之屡屡恳请未予理睬，万将军宏伟的建桥计划当然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但十余年后，这个“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伟蓝图在蒋公和万将军的终生对手共产党治下还是变成了现实，而万将军当年筹措建桥时所留下的勘察和设计资料，也为实现这个蓝图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这大概也是万将军此生唯一一次与共产党为同一目的不期而遇异曲同工的真诚合作。
当然，当年在金沙江边的万将军也与共产党“合作”得不错，虽然这里头并没有“真诚”。
5月9日凌晨，红一军团主力赶到皎平渡口，紧随红一师之后连夜过江，清晨7时，全部过江完毕。后卫红五军团凌晨1时赶到拉戛厂渡口，清晨时分紧随红一军团之后开始过江，至傍晚时分，全部过江完毕。过江后，军团侦察连留守渡口，准备阻扼追敌，主力则连夜经中武山、通安，进至平山宿营。
军委和红军总部随红五军团一起离开渡口，当晚经通安进至张官冲宿营。
张爱萍率红十一团二营赶到姜驿时，刘元瑭部那个团已经撤回会理。红十一团即沿江岸警戒。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跨过金沙江天险，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5月9日晚，中革军委电告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
A、我野战军今日已全部渡过金沙江。三军团及干部团正围攻会理，其增援队第五旅由西昌南开。我一、五军团明日开会理附近，准备消灭敌援队。估计蒋敌为配合刘（元璋）敌行动，有派兵由蒙姑渡江可能。
B、我九军团仍执行消灭刘（元璋）敌单个部队，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以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明10号，九军团(缺一个营)应即开蒙姑，利用善泅水的实行排渡、偷渡与隔河射击的种种办法，焚毁或捣沉、击沉对岸所有船只，并坚决扼阻追敌过江。九军团之另一个营，带小电台从小路向巧家对岸侦察前进，到达后应进行同样破船、阻敌的任务。
C、九军团不论在行进与驻在中，如遇到敌单个部队，应坚决消灭之。
D、九军团应注意发展沿江的游击队，筹款与扩大红军。（4）
当日深夜，“龙主席”在得知安恩溥旅追至白马口却“未与匪接触”的消息后，始断定“江南岸似已无匪”，即刻向蒋公作出了恳切万分的“深刻检讨”：“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于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巨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掬诚上闻，伏祈鉴核。（5）”
而“剿匪军”各部官长却全然没有“龙主席”这般“政治觉悟”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得悉“匪已渡江”的信息后，各部官长谁也没有理会蒋公“龙主席”关于“猛进”渡江与川康军夹击红军，歼红军于西昌、会理间的命令，而是统统放慢了脚步，慢吞吞地向金沙江边挪去。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在会理休整5天的电令：
甲、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城亦须14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
乙、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迫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
丙、依上述决定，我各兵团应以备战姿势进行部队中尤其新战士的战术教育、队列整理，开干部及连队会议传达战斗任务，检阅工作，加紧扩红、筹款及地方工作等。但牵制部队须加强沿江警戒，攻城部队须加强坑道作业与收买硝药，其他兵团则须以消灭援敌为一切部署中心，不得丝毫懈怠，以实现全部战斗胜利，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6）
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集结于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来路侦察警戒；红五军团集结于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警戒；军委干部团集结于景庄庙、沙坝一带，分别向白沙、大栏河两方警戒；红九军团则在巧家附近执行破坏渡船的任务。
军委纵队先驻朱家坝，后迁铁厂。
同日，蒋公飞抵昆明，南岸各路“剿匪军”始陆续抵达金沙江边，开始架桥。
多年后，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李德也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坦陈：“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7）”
但这并不是当时所有中央红军领导层成员和红军将领们的共识。四渡赤水西进云南期间，因为战争指挥活动所特有的上下级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不对称状态，以及因各自所处环境、地位、视野的不同所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中央红军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这期间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上上下下都存在着的跑路的情绪和怨气一经交汇，就自然要寻找渠道予以渲泄了。
在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毛泽东的爱将林彪就渲泄了一把。
多年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袍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笔者没有发现过林彪这封信的原文，不知道他在信中究竟是怎么说的。除了聂荣臻上述回忆外，我们现在能得以确证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
而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大致可以这样解读：毛泽东不要再插手军事指挥。
爱将向统帅发了难，真稀罕！
五
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彭德怀。
据有关回忆称，遵义会议后，刘少奇曾接替袁国平在红三军团当过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那段时间又正是红三军团上上下下牢骚最盛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在部队中收集了许多反映给中央写了个情况汇报。这个情况汇报刘少奇杨尚昆都签了字，但彭德怀却觉得与自已观点并不相同因而没有签字。
于是汇报便以刘少奇杨尚昆的名义电告中央了。
按理这个汇报也是“政治部主任”掌握部队思想动态的份内工作，然而据说这个汇报里反映的意见是跟林彪那些“弓弦”、“弓背”的议论差不多——这也不难理解，跑路的怨气大家都有，象“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也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当伤员！”“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什么前方后方，前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之类的牢骚话，非常普遍，肯定也会传到中央决策层诸公耳中，如此便让读到了这个报告又读到了林彪那封信的毛泽东很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些猜测：林彪这封信后面会不会不还有什么“始作俑者”？有人说、彭德怀曾鼓动林彪闹情绪。从种种迹象分析．十有八九不虚。不然，林彪为什么单单提出让彭德怀直接指挥部队呢，彭德怀为什么又不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上签字呢，是否是为了避嫌？所谓虚则实之，一种计谋。此外，洛甫（张闻天）也不大明朗，每每反映王稼样的意见，面露模糊之色．是不是和彭德怀达成了某种共识……
毛泽东肯定非常恼火：我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好容易才使这支队伍暂时摆脱困境，现在就连一直都没有服气的博古、李德等人都没了话说，自己的爱将却对自己发难了！而前头还有恁长的路要走，恁多的事儿要办，要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怎么去走后头的路，办后头的事儿？
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张闻天和周恩来读了林彪的这封信后，也认为信中流露的是一种消极情绪，既不利于团结，又有碍于发展，必须予以澄清、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而此间张闻天本来就听到过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的不少意见，也觉得应该开个会让大家议一议统一一下认识，遂提议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下边议论的事拿到会上来说道来解决。
于是中央决定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与会者和有关当事人发出会议通知：
A、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德怀）、杨（尚昆）、少奇三人及林（彪）聂（荣臻）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场。
B、彭（德怀）、杨（尚昆）不在时，由叶（剑英）、袁（国平）代理指挥。
C、林（彪）、聂（荣臻）不在时，由左（权）、朱（瑞）代理。（8）
是日14时，会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
这个“铁厂”所在地域现在是会理的红旗水库，会址已没入一片汪洋而无从寻觅。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纪录，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也只是与会者的一些回忆，甚至连会议究竟开了多久也有多种说法，有称当晚就结束了的，有称开了三天的，等等。
这个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现如今对这次会议作文学性扫描的作品很多，中间夹杂着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这些发言很多都没有原始出处笔者也不敢胡乱引述，只能根据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刘英等与会者们或知情者们有限的回忆资料，将会议的基本概况和结论作一简要归纳：
一、会议是中共中共总负责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四渡赤水以来的军事指挥。
二、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对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作了总结，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什么”，还称“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批评彭德怀“右倾动摇”。
三、彭德怀批评了林彪：“林彪同志这封信，事先我并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的。我也认为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局面才出现转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极不适当，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还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在土城、鲁班场战斗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打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
彭德怀对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和误解没有辩解，后来在自述称他当时的想法是“日久自然明”。
一九五九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此作了说明：我写的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四、林彪在会上作了解释：“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针对部队的疲惫状态……”。
五、周恩来、朱德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
六、除了会议发言中被点名批评者以外，毛泽东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也产生一些看法，认为彭、林的牢骚和信件与他们也有关系。7年后在延安整风期间，因有人反映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拔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张闻天还专门找到有关人士调查取证，并在自己的“整风笔记”中对此说予以澄清。
……
林彪写信这件事儿在“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被上了很高的路线纲，甚至八九十年代还有文学作品称此间的林彪鼓动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是假，自己想谋取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真，不知道这些说法都有什么过硬的客观依据。其实那个时候的“林总”虽然很能打仗，在中央领导层眼中却仍然是个“娃娃”，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中地位甚至还低于彭德怀——彭德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还曾经是合的关系，而同时期的林彪跟毛泽东最多也只能算作师生；彭德怀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林彪那时还在这个圈子之外；彭德怀曾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而林彪那时就是个军团长。就是放开让大家投选票，也不可能有人把“林总”选出来挂帅。说得再不好听一点，就是选出了彭德怀，也轮不到林彪。这一点，当年的“林总”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力荐彭德怀挂帅……
那会儿的“林总”，想谋取帅印的可能性，极低。
要知道，“林总”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副统帅”，离最高统帅的角色，还差着老远一大截哩！
其实林彪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对走“弓背”不走“弓弦”不满，要渲泻一把。渲泻的方法、渠道也基本没有问题——除了了私下鼓动彭德怀挂帅以外，党的干部，写信向党的中央反映意见和情况，就是说错了，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跟“路线”应该说没有多大瓜葛。“路线”什么的，那是要以“政治纲领”为依托的，而那会儿还是个“娃娃”的“林总”，恐怕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纲领”……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林彪的批评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成份，纲也上得有点过高——对林彪甚至还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的“家长作风”之嫌。对张、王、彭等的猜测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客观基础，会理会议上的“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应该说都是比较粗糙简单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与会者都“心悦诚服”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会理会议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是勿庸置疑的。大敌当前，领导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团结对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不管是谁的队伍，都不会放任各种有可能破坏团结涣散军心的言行任意泛滥。而会理会议的确起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积极作用，维护了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也维护了红军领导层的团结，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尔后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重大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考虚到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会议的简单粗糙色彩应该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其实会理会议之所以取得了积极效果还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队伍是党的而不是哪位将领的个人私产。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当时的林彪，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有意见有牢骚也把没有将这些意见牢骚与个人的私利联系起来，意见和牢骚的初衷与动机与毛泽东等的殚精竭虑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致性”，他们才会在此后更多、更严峻也更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逐步接受、领会和实践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并且还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很难想像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支队伍能够与之相匹。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的战略大机动中，以其出色的战争指导艺术，将濒于覆灭边缘的中央红军从危境中挽救出来，使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逃跑”，变成了一次堪为今古奇观极具主动色彩的战略大机动，目光远大而脚踏实地，视野开阔而匠心独具，在这一场对手和战友们都予以了非常关注的特珠“考试”中，战胜了力量强大气势逼人的对手，也赢得了众多曾经“政见不同”的战友，这为他最终成为全党全军衷心拥戴的领袖人物，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蒋公当然是最大的失败者，蒋公把一场大气磅礡的“追剿”，变成了一次疲于奔命赔钱赚吆喝的“送行”，虽然也借机攫取了“黔政”染指了“川政”得了不少外快，但放走了最大的对手，而且再也没找到比这更好的“剿灭”良机，最后还把江山都送给了人家，甚至就连掺和这场“剿匪”的众多诸侯和下属，都成了对手的朋友对手的座上客有些还做了对手的官儿……
蒋公赔的本钱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此后跟“朱毛”打交道，蒋公基本上就再没有过赚钱的机会了。
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决定了一件大事：
中央红军在会理稍事休整后即经西昌北上，抢渡大渡河，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理会议期间，红三军团主力正为筹粮筹款而围攻会理县城。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先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会理非通衢要冲。红军攻城，为的是筹粮筹款，解决给养问题。既然咫日难克，劳师费时，又徒增牺牲，攻之无益。不如断然弃之，以赢得时机，保持主动。
中革军委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伺机抢渡大渡河，寻求新的机动。
5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和红九军团开始分别从会理、宁南北上。
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另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拉开了序幕。
后记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早已被编成了歌曲到处传唱。然而艺术化的概括终究还是不能替代对历史本原的考量，而那个在战争史上蔚为奇观的战略大机动之神奇魅力又绝非艺术作品所能传神尽述。所以笔者很久以来就一直有一个宏愿，要弄出一篇既有史料价值又具可读性的文字来把这段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逐一再现，以使更多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当年那些为了崇高理想而浴血转战的先贤们艰难跋涉的坎坷历程，以及他们在极为严峻艰险的环境中把人类的勇敢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的精彩表演。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那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完全可以诠释为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在这种置于战争舞台的考场上，赴考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环境的重压和对手的锻击，还必须通过自己战友和同志们各种挑剔眼光的考量，受到如此关照的赴考者几无从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径之可能。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在毛泽东此前此后所经历的“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中，属于难度系数最高一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才开始被他的战友和同志们更深刻地认识、接受且心悦诚服地予以拥戴，最终成为了全党领袖和全军的最高统帅。
历史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位于不同的视角或许会产生不同的观察效果。在本书中着重从当时最为紧要迫切的军事斗争角度来对这段历史作近距考量，当然也必然会带有自己的视角局限。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虽然已为世人所熟闻，但其原始历史资料仍有发掘整理和开放不够之嫌，这也给写作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保证本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在引述敌我双方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文字时均注明引证出处，对有明显错讹之处或存疑待查的资料也在脚注中予以标注。缺乏原始证据和证言的双方有关活动，都作为 “一家之言”以“推测”方式向读者阐明，而且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踏勘和调查的方式予以补充。
在每一章都绘有双方角逐路线的详图，但因条件局限，无法找到当年的大比例尺详图。只能在现有的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边作校正一边进行绘制。中央红军长征距今已逾70个年头，其间行政区域多有更动，当年地名与现在地名也有很大差异，还多有迁徙、更名、分治、合并等变故，加上红军长征时在相当一段时间也没有大比例尺详图，只能靠略图和侦察情况来决定行动路线，故而当年部署和电文中许多地名都是根据当地群众口头提供的地名译音而标注的，与现在的地名差异很大，考据订证颇费功夫，却依然无法保证没有错讹和遗漏，全部进行实地考察又受各种原因的限制无法在近期内完成。对此，恳请读者予以谅解，并希望提供更正意见，以在本书再版时予以订正。
谨向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以下领导和同事为提供的写作支持忱致谢意。本台领导对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许多同事为支持的写作和外出考察，经常无偿地承担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本职工作及节假日值班任务。没有他们，很难想像能顺利完成本书。
柳耀辉 张家禄 陈拓平 王善忠
杨 栋 齐德琼 傅爱武 曾宪华
唐 颖 李 键 陈必胜 邓志仁
苏 慧 严宗宝 党小红 吕宏津
刘 畅 朱 莉 陈 键 党冬芳
还有四川凯旅摩托车俱乐部的唐皓、张林、王旭、胡旭辉、王艺森、冯光瑞、杨立、胡逸飞、张吉、裴红信、叶光伟、张晓龙、恒鑫、李力、杨亮、孟传淦等摩友。凯旋摩托车俱乐部可以说是全国率先开展“红色旅游”的摩友团体，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时得到了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帮助。作为凯旋摩托车俱乐部的会员，为有他们这样的队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共赤水市宣传部、赤水市旅游局、中共习水县委宣传部、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赤水市委宣传部的何世灿同志、赤水市旅游局袁长江局长还陪同徒步踏勘了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箭滩等战斗的旧战场，习水县土城镇罗永赋书记也为在土城青杠坡战场的考察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在此谨向他们忱致谢意。
上一节 全书完
图10-1：中央红军从会理、宁南北上西昌行动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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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聂荣臻回忆录》第25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
（2）《蒋中正命二路军派队赶赴洪门白滩追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龙云命滇军向各渡口进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朱德关于我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及当前任务致罗炳辉、何长工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加注。
（5）《龙云为追击红军未果电请蒋介石严行议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朱德关于我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的部署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7）[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第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8）《朱德关于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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