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江起义到攻打长沙——彭德怀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
闸北区财革会、上海铁道医学院红教工、中教联、中教司翻印
编者按：三反分子彭德怀是军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在六二年抛出八万言的长信企图翻案。这个八万言书，从他入党开始，篡改历史，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了猖狂的系统的全面反扑!
正如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中第四点指出的那样，“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从我们所调查的彭德怀从平江起义到攻打长沙二、三年间系统材料，都可看出彭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这些材料充分揭露了彭德怀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的丑恶面目，说明了彭德怀是地地道道的老牌机会主义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的三反罪行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一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
下面有关历史事实，供革命派战友参考批判用。
一、起义前的彭德怀
彭德怀原是军阀唐生智的部下，后改为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为周盘。彭当时为一团团长。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了南昌起义。八月七日召开了有名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从此，我们党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及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我国革命的新纪元。农民起义的革命运动的怒涛从此风起云涌，掀起了新的高潮。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平江县的武装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平江县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扑城运动。周盘的匪五师奉命开往平江，大肆“清乡”，彭德怀也随军到了平江。
当时，我党湖南省委派黄公略、黄纯一、邓苹、贺国中四同志到周盘部队开展工作，建立了党的组织。(黄公略当时合法身份是二团三营营长兼该师随营随营学校副校长)彭德怀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军阀部队十分腐败的情况下，投机革命。一九二八年四月由黄公略等同志介绍入党，并在此部队里建立了党支部。
二八年七月初，湖南省委指派滕代远担任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并作了发动武装起义的布置。七月八日，滕到达平江，在平江地下党的帮助下，接通了独立五师的党的关系，同时，也接上了彭德怀的关系。
平江起义前，彭才刚刚混入革命队伍，可是以后长时期内，彭把自己打扮成五师内党组织的创建者，极力贬低黄公略绰同志．真是卑鄙之极!
二、彭德怀和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是彭德怀自我吹嘘的一张最大的王牌。他公然敢篡改历史，把一切功劳统统揽到自己身上，绝口不提代表党在独立五师工作的黄公略等同志的作用，把自己打扮成天才的革命家。但是事实却是无情的，历史是颠倒不了的!
二八年七月中旬，黄公略同志在他所驻防地区内，以合法身份发给地下党同志的通行证被敌人搜获。老奸巨滑的匪师长周盘密电命令将黄公略同志逮捕处决。在这样的形势下，独立五师的党组织举行了会议，决定组织“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决议。
于是．我地下党在第一团中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党员都积极展开了士兵的工作，组织了士兵会，揭露反动军阀和挨户团地主武装屠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激发了士兵的革命情绪，组织士兵开展闹饷斗争，平江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了。（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平江起义”爆发了。它立刻得到了平江县委的大力支持。平江党组织了全县的革命武装力量，坚决镇压各区、乡的地主豪绅、反动分子，解除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斗争，配合平江起义。当时在二团工作的黄公略同志同时在嘉义市起义，就地解决反动武装。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取得了胜利。
平江起义，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兵变，也绝不是彭德怀个人的功劳，当时，彭只是迫于革命的压力，投机参加革命，党龄不到三个月。
但是，野心勃勃的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以后，就开始为他树立个人的威望作舆论准备。一九二九年十月，彭贼背着其它负责同志，以红五军军委名义写了一个“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湖南省委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彭故意把起义准备过程中的时间先后颠倒，极力造成平江起义是彭个人领导的，而上级党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例如，彭在这个报告中说：“滕代远才到两天，彭德怀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暴动，暴动后不过三天，就正式暴动胜利了。”似乎关于党的会议、决定、积极开展的革命士兵中的宣传、组织工作、鼓动闹饷、推选士兵代表等工作，都是在不到三个月党龄的彭德怀个人领导下进行的，他还露骨的说：“平江暴动是少数长官领导士兵闹饷，而非士兵有觉悟的，革命的，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这里说的少数长官，显然是指他彭德怀自己无疑。一九五九年，当军事博物馆在展出平江起义一部分展品时悬挂彭和黄公略同志的照片，而彭贼却下令把黄公略的照片去掉，只悬挂他一人的照片。看!彭德怀篡改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野心竟然到了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
平江起义，比起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来，其影响和作用根本无法比拟。但是，彭德怀在全军科学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故意贬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功勋，夸大平江起义的作用。把平江起义说成是“革命来潮的讯号”，其目的就是为了夸大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三、平江起义后的第一次战斗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对敌人没有足够的警惕，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国民党用六个团的兵力围剿平江城。
红五军军委决定，放弃平江城，命令彭德怀率领军直属单位，在第一团掩护下，向平江北面撤退。但彭德怀非但不服从，反而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平江城郊与二十倍于我的敌军激战，并私自将奉命外出的黄公略所率一个团、黄纯一所属一个团调回。黄公略的第四团奉命折回平江，途中遭到伏击，损失人、枪过半，并且失掉了联系。第一、七两个团与十倍于我的敌军激战一天，伤亡二百多名，团长黄纯一牺牲。这次战斗中，由于彭德怀拒不执行红五军军委决议，背弃了主席运动战的原则，结果，使红五军主力共伤亡三分之一，牺牲团长一名，部队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同时，由于彭德怀、滕代远在起义后，没有全力作好军队整编工作，旧军队根本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打了一次败仗以后，由于敌军尾追，又是夜间行军，竟出现成排成班的集体逃跑。彭德怀的一个在旧军队时的老部下，当时担任军需处长，携现款三万元逃跑，部队实力受到很大影响。
这次失败是彭德怀军阀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造成的恶果，党的决议，彭可以任意撕毁，他不是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彭德怀对这次失败，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掩盖事实，瞒报中央。
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彭德怀关于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合的情况给中央的信中捏造事实、嫁祸于人，推卸自己的责任。信中说：“割据平江七天，对敌估量太小，实行分兵主义，一部分到浏邑，一部分去通城发动群众，大部分留在平江与敌应战一日，不知拖上山去的盘旋式的游击，后来去浏阳之部反水(注：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反水不是全部)以致平垣失守，伤亡甚多。”
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彭德怀还说：
“我在军史上也犯了一次错误，本欲在胜利后，马上把部队撤离平江，东进江西省之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没有这样做．而错误地想通过击退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望，结果适得其反。”他还说什么：“四团未经请示深入浏阳(遭敌军袭击，损失人员过半)因而失去联络，兵力分散，事实是黄公略同志率领第四团部队，按着军委决定，早已离开平江，正向浏阳前进中被彭德怀调回平江“夹击”敌人，在返回途中才遭到伏击的。
彭德怀是红五军军长，他置红五军军委决议而不顾，盲目实行阵地战，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相反他却把责任推给黄公略等同志，真是卑鄙至极!
四、军阀主义的本质
在红五军内，有许多祖辈几代受土豪劣绅压迫而参军的工农分子，在平江起义后，不少工会、农会的干部也大量补充到军队。当时，首先应该提拔大批工农干部调任军队各级干部。但是彭德怀军阀主义本性不改，只知道军事技术，不注重政治质量。他认为旧军官懂得军事，就坚持大量起用旧军官，排斥工农干部。
后来，在彭德怀的多次坚持下，起用旧军官原团部军需为军需处长，用原旧军队的营长雷振辉为团长。结果，在红五军退出平江时，军需长拐款逃跑了。不过两个月，雷振辉又企图叛变，被扣留后，又夺枪杀人，才予枪决。
这次教育还不够，彭德怀仍然一贯重用没改造的旧军官，许多旧军官在他部下升任为高级军官。如后来彭德怀所率的三军团中，重用了旧军官候中英(师长)、张翼(师参谋长)、郭炳牛(师长)、邓国清(师长)、陈宗实(总部副官长)等等。这些家伙在革命顺利时，只知道高官厚禄，一旦革命到了危急关头，就统统叛变投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的军阀主义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全国解放后，彭德怀在南京军事学院对旧军官讲了一次话，只是谈军事技术，不谈思想改造，充分暴露了他的军阀主义的本性。
而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彭德怀在他的翻案中却说什么：“在本团及随营学校的起义部队中，进一步的发动了士兵群众，充分发挥了士兵会的作用，进行比较彻底的清洗反动军官的工作，从而保障了领导机关的纯洁，巩固了起义部队。”在这里彭德怀故意歪曲事实，掩盖他自己坚持使用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的滔天罪行。
五、二攻长寿街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而彭德怀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他把他个人置于党之上，对群众发号施令。他根本不想依靠群众打游击战，只凭主观想象打莽撞仗，致使部队总是东逃西窜，长期没有立脚之地。
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经过九天，由于彭德怀的盲动主义，红五军在激战一天一夜受到相当大损失后，一直撤退到平江东乡，当地党组织组织群众欢迎、慰劳，部队才得到初步休整。
部队正在休整，地方党区委报告，说长寿街有敌二、三百人(实则整整一个团)，要求红五军解决。彭德怀听后根本不加调查研究，弄清敌情，也不顾红五军元气尚未恢复(当时红五军主力不足二个营)，贸然决定攻打长寿街敌军。结果，敌众我寡，被迫退出战斗，红五军伤亡一百多人。
对于这次军事失利，后来也被彭德怀推卸得一干二净。彭德怀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盗用红五军军委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竟说：“由平北至平东，据地方党报称，长授街只有二、三百敌军，逐决定进剿该敌，不料张辉瓒(实则为朱耀华)部已到三团之众，接触始明。是后又受很大损失，才知平江的党犯了极大的地方主义的错误。”在这里，彭德怀把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地方党的“地方主义”，用心何其毒也!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红五军向江西修水进发。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攻占修水，在当地群众和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广泛开展了拥军爱民运动，部队的元气才有所恢复。
这些江西敌军分二路攻城，红五军主动撤出修水，向铜鼓县城进发，由于彭德怀轻敌，遭到了敌靖卫队六十多人的袭击。结果仓促迎战，损失光洋一万多元，布匹四十多担，于是部队只好返回平江。八月二十日到达平江黄金洞，重新进行了部队整顿。
红五军的几次失利，本来应该吸取教训，不要重犯盲动主义的错误，伹彭德怀根本没有这样做。八月二十三日地方党委报告长寿街有敌军七百多人．要求红军攻打。彭德怀又与第一次一样，不作周密侦察，就草率再次进攻长寿街。激战一天没有攻克，我军伤亡一百多人。这次军事行动，纯属盲动，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与第一次进攻长寿街一样，彭德怀把责任统统推给地方党委的“农民意识，地方主义”了事，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六、被迫辗转湘、赣边区
二攻长寿街后、湘赣二省的敌军，从九月一日开始，向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彭德怀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没有作必要准备，就匆忙在黄金洞与敌迎战。激战半天，寡不敌众，伤亡一百多人后，撤出黄金洞。那时滕代远主持的政治工作极差，加上旧军队的成份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红五军占统治地位，在敌人暂时处于优势情况下，部队不断出现逃跑和叛变投敌的，减员现象十分严重。
这时，红五军军委决定派黄公略留在平浏一带打游击，主力南下，以便与毛主席所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活动的红四军取得联系。一路上彭德怀坚决执行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引起了部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使人民的军队脱离了人民。加上敌人的残酷屠杀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游击队的力量，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后来在万载与敌人接触，伤亡一百余人，红军南下的道路也被切断。
从平江第一次战斗至此，红五军共伤亡八百多人，开小差、叛变投敌的均算在内。红五军共有一千六百人左右，此时还剩下七百多人。在瞿秋白错误路线指导下，节节败退。红五军处于生死危亡关头，红五军只得向北撤退到铜鼓、修水、平江三县交界的纸坊一带，开始了分兵游击战。
在红五军危亡的关头，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红五军军委与五个县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检查和纠正了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总结了教训，停止了乱烧乱杀。在地方党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大批工农赤卫军参加红五军，初步整顿了部队。同时，重视了根据地开辟和建设工作。至此红五军才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初步站住了脚。
由于红军中工农成份的改变，部队虽然比过去更艰苦，但战斗力十分顽强。红五军逐步南下。这时毛主席在井冈山根据地派遣红四军一部分北上接应。红四军、红五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在宁冈茨坪会师。
平江起义后长时间流窜，完全是彭德怀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的结果，彭德怀在军事上打“硬仗”，打阵地战，政治上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致使红五军主力损失三分之一。
七、井冈山防御战
在红军屡遭挫折、十分困难的时候，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进攻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使红四军与赤卫队一天天壮大，曾两次击退蒋介石反动派的猖狂围剿，保证了红色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和巩固。
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后，人民公敌蒋介石对于红色根据地的联片怕的要命、恨的要死，调集了十八个团，疯狂准备第三次围剿井冈山 (指28年末到29年初，湖南和江西的国民党军阀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犯。) 企图吃掉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为了粉碎第三次围剿，亲自主持先后召开了军政地方党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当时的重大任务。那时，毛主席特别强调军队建立党代表的政治部，同时派出优秀干部加强红五军的政治力量，并为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做出决议：为统一指挥和训练，红四军和红五军混编为红四军，毛主席任党代表，滕代远为副总党代表，朱德为军长，彭德怀为副军长。并确定以红四军为主力冲破敌军包围转到敌后抗击敌人。原红五军担负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这是毛主席的“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而彭德怀却不同意守井冈山。正如彭贼1929年10月的“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红四军(指两军汇编后)这时的困苦言之痛心、念之酸鼻，经济的困难、物质的缺乏，有刻不容缓的须向外游击，但以赣西数十县的经济破产，都不愿意留守井冈山一带工作”。充分暴露了彭德怀害怕艰苦的丑恶灵魂。
狂妄自大瞧不起红四军的彭德怀，在毛主席离开井冈山南下后拒不执行会议决议，公开违抗红四、五军混编的决议，始终不用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的番号，仍用红五军原来番号，这是破坏党的决议，企图分裂红军的政治事件，是违背军令、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这是彭贼反动军阀本性的大暴露。
彭德怀根本没有改变其国民党军阀立场，到井冈山后，他就想和红四军接洽，从中要一批干部、要些枪枝弹药，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到井冈山后，看到红四军的枪支弹药不多，服装军容还不如红五军整齐，就开始瞧不起毛主席和红四军，并在行动上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红四军的政治质量、战斗力都比红五军高得多，并坚持斗争两年多，有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也充分暴露了彭贼的军阀主义本性。
在井冈山保卫战中，由于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一不愿留守井冈山，没对井冈山保卫战采取有力措施，没采取毛主席的游击战术。虽经全军的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使井冈山失守，更确切讲是整个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因彭突围后，不是带队伍与敌军在井冈山根据地范围内回旋，依靠群众牵制敌军，而是逃出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彭的军事路线的失败，这是他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大暴露。
八、安福之战
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和红五军继续分兵作战，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最。红五军又三上井冈山，三进三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些胜利使红五军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了毛主席战略方针的正确，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红五军内的政治工作也得到加强。
但是彭军阀主义本性不改，处处争山头、夺地盘，千方百计保存自己实力。在战略上给红军带来很大困难。例如：
在江西之敌金汉鼎部队进攻我湘赣边境时，彭率红五军，借执行红四军军委指示为名，行保存自己实力之实，放弃了恢复和巩固湘赣边区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撤离湘赣，使湘赣遭受比上一次更严重的围剿，使湘赣边区斗争陷入困境，但彭仍不与军前委联系．
一九二九年六月，决定攻打安福县城，路上与敌人一士兵营遭遇，虽开始时在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下，将敌击溃，一纵队司令员贺同中等牺牲。但部队抵达安福县城下时，敌人设防甚严，六攻不克，只得撤退。在撤退中与一团敌人遭遇，结果牺牲了一百七十多战士，全军九个大队长，伤亡了八个。这是我军重要干部伤亡最多的一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彭德怀军事盲动主义的又一次大暴露。
安福之战的失败，彭根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嫁祸于其它同志及地方党。一九六二年，他在翻案风中竟然胡说：“决定红五军进攻安福县城，我不同意，其理由即使取得此城，也不易巩固，如攻不克，更增加了困难，但是绝大多数同志同意夺取安福城。”还说：“鉴于此次损失之大，我是有责任的，不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后悔晚矣，只可作为经验教训。”彭贼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妄想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执行者，真是无耻之极!
九、武力解决王佐、袁文才部队
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共十九人)，后一直率部与敌转战于井冈山地区。
一九三零年二月间，特委书记朱昌楷、王怀来到红五军军部(当时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要求帮助解决王佐、袁文才的部队不服从特委领导的问题。彭德怀当即同意，派出第四纵队，于二月十日，随朱、王二人一昼夜赶到永新城，对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王佐、袁文才在战斗中均被打死，其武装全部被解决，数几十人逃往井冈山与革命武装对抗外，其余都被特委整编了。(详细情况有待核实)。
这样以歼灭的方式解决内部问题，严重违反了党的原则，是彭德怀吞并地方武装的军阀主义、个人野心的一次大暴露，是对革命事业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十、关于调黄公略同志建立红六军问题
毛主席教号我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彭德怀早就怀有个人野心，他把当时领导的红五军看作是他的个人财产，作为他向党争权夺利的资本。
一九三零年一月红四军前委调红五军副军长黄公略同志任新改编的红六军军长时，红五军军委决定执行命令。因红六军是由赣西南的红军独立团和游击队改编的，缺乏干部，黄公略同志就向红五军军委提出要求：要从红五军中调给红六军一批干部和警戒部队。可是彭德怀不从大局出发，把部队当作私有财产，坚决不答应，和黄公略同志面红耳赤地争论了一天，结果只给了李聚奎等四十三人。这件事暴露了彭德怀军阀主义的个人野心。
但在一九六二年的翻案书中，彭竟无耻地把帮助成立红六军为自己的功劳。他说：“为了适应地方党的要求，便调黄公略同志、李聚奎同志以及干部大队全部，帮助了地方上成立了红军第六军(以后改为三军)。”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彭德怀竟然到了耍无赖的地步。
十一、攻打长沙一一“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行动
一九三零年四月，中共中央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与红军代表会议，这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开始在中央起着主要作用。这次会议决定，今后要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和战术”，决议准备进攻长沙、武汉，以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彭德怀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
三零年四月七日，红五军军委在路口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统治阶级日趋崩溃，决定向北发展，先夺取浏阳、平江县城，然后，集中力量夺取长沙、岳阳等地。
红五军一、三、四纵队集中行动，四月二十日，强攻长寿街，因敌众我寡，几次都攻不下，曾进攻三次均末奏效，第四次才攻克，彭德怀不惜消耗兵力进行强攻，红五军伤亡很大。
以后，一、三、四纵会合二、五纵队又召开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夺取平江城。五月六日，经激战后攻克平江县城。
五月下旬，在阳新召开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成立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为军团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任红军第三军团前委书记，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柯庆施同志，会议坚决主张实行攻打武汉、长沙，决定集中全力攻占大冶、岳阳以威胁长沙、武汉。
这时红三军团兵力是：红五军五千人左右，红二军三千人左右。
红五军全力围攻阳新城末下，乃向大冶、岳阳方向进发．先后攻占石灰窑、黄石港、通山、崇阳、咸宁、蒲圻、通城等县城。
在彭德怀的主持下，滕代远传达了李立三错误路线的主要精神，一会议决议为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坚决主张夺取长沙，策应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和南昌，会议决定了三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总攻长沙城。
红军于六日攻克元溪，四日进岳阳，后军团前委开会，决定向平江、浏阳进发，在平江就积极准备攻打长沙。
这时，湖南省军阀何健闻知红军要攻打长沙的风声，就调集四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出发，向平江我军扑来，从二十五日起经过几天激战击溃敌军主力。后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于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由几个门同时进攻，攻下长沙。
败溃的敌军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退到湘江彼岸集结部队与我军对峙、伺机反扑。
攻占长沙后，于七月三十日成立了长沙和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李立三，(王首道代理)。
在进攻长沙的战斗过程中，彭德怀不顾敌军重兵把守，采取拼消耗的强攻战术，进行当时红军很缺乏经验的攻坚战。曾使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地步。例如在柳梨市，红军弹药不足，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只有拆断浮桥，与敌军背水死战，把这部分革命力量险些断送，这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
这次攻打长沙，红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其中牺牲师长陈毅安，谢振业，师政委郭一清，纵队长何时达，团长五名，连长二十一名，连政治指导员十名，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在攻入长沙后，彭并未率兵彻底消灭何健残部，便其有喘息之机，在十天内积蓄力量进行反攻。
在攻克长沙后，蒋介石急忙命令何健克日恢复长沙，又派两个师立即开进湖南，向我军反扑。何健集结残部完毕，则于八月初，在帝国主义兵舰炮火掩护下，向长沙进攻，最后，红三军被迫放弃长沙。
这次攻打长沙，充分暴露了彭德怀是积极地推行了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助长了当时把握中央的李立三的机会主义的气焰，使革命力量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给我军带来了极大的被动，使全国大好的革命形势受到很大影响。
由以上历史事实，彭德怀作为三军团主要负责人，是坚决主张攻打长沙的，但彭德怀在六二年翻案书中，矢口否认，反而说自己是不主张攻打长沙和武汉的。历史的真象只能给他响亮的耳光。
十二、攻克长沙以后
当时以彭滕为首的红三军前委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执行立三左倾路线，极其错误地认为攻克长沙不仅是红军军事上一大胜利，而且是全国政治上一大胜利。认为证明了李立三为首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同时，也认为红三军团前委执行中央的方针是坚决的、正确的。错误地认为攻占长沙后，便可以以长沙为红军的后方，随时协同红军第二军团和第四军团的部队全力攻夺武汉，协同红军第一军团攻夺南昌是不成问题的。
在这样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进攻长沙的几个战役中，所缴获的枪枝弹药、医药等军用品很多，既不向平江、浏阳等老革命根据地运送，也不愿给参战赤卫队和有组织的群众以武装，这样，这些胜利品在红军撤出长沙后未能及时转送出去而落到了敌人手里。
攻占长沙后，没有抓紧时间，积极整训部队，有计划地抽调红军主力继续向河西之敌军进攻，扫清长沙市区的威胁，也没有预拟敌人的反攻，也不乘胜追击。对何健溃军立即穷追，完全可以歼灭，不让他再有机会积聚力量反攻。由于这种错误，致使敌军于十天之中得以收容溃败残部重新组织反攻，使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由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攻占长沙后，产生了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产生了严重的麻痹轻敌思想，忽视肃反工作，致使许多主要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政府头目都从容跑掉。也不发动从湘、鄂、赣边区调动的二十万有组织参战群众协助肃反工作，没有发挥他们去认识、捉捕各县跑在长沙的豪绅地主等反动分子，也没有坚决镇压反动分子的活动，反而释放了一万多政治犯，完全轻视了阶级敌人的报复行动。
由于单纯的军事观点，由于政治上的“左”倾盲动主义，在红三军团进占长沙后，就想将后方设在长沙，根本没有依靠平江、浏阳等革命老根据地的观念，也不和长沙、湘潭、醴陵、常德、益阳、沅江、南县、华容、安乡、岳阳等县群众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和有力的配合行动。因而得不到这些地方的群众的支持，也得不到这些地方党的各方面的帮助，使自己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
由于以彭滕为首的红三军前委忠实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革命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增长了错误的立三路线的嚣张，使得很多党的机关遭破坏，很多党的同志牺牲，推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
十三、第二次进攻长沙
一九三零年八月一日，毛主席率领的红一军团进军到南昌附近，在向长沙进军途中，全歼白匪戴斗垣一个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时，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两军在浏阳县城会师，两个军团前委在召开联席会议后，决定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主席担任前委总书记相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
在当时的情况下，立三路线已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毛主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始终不渝地和立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彭德怀等人坚决地、忠实地执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不顾毛主席的反对，将红一方面军集中，第二次进攻长沙，当时退守长沙的何键匪部，接受了第一次长沙失守的“教训”，在文家市又尝过了红一军团的铁拳头，急急忙忙收缩兵力，修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防守兵力三十余团，上有飞机，下有军舰，层层设防，蒋该死也派两个师黑夜救护。
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后，几次攻坚战均未奏效，而红军伤亡较多，两军对峙，给敌人赢得了时间，敌人的援军已经逐渐集中，对红军造成了不利的形势。彭德怀等人坚持“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也不纠正，势必极大地削弱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此时，红一方面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日趋尖锐化。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日，红一方面军前委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了会议。毛主席指出，我军屯重兵于敌军坚城之下，对我军极为不利，必须诱敌出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彭德怀等人顽固坚持攻打长沙，并在会上极力攻击、诬蔑毛主席。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毛主席的耐心说服解释，前委同意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撤退了围攻长沙的部队，分兵攻取醴陵、攸县、茶陵、萍乡、吉安，使红一方面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那时，彭德怀等人念念不忘攻占九江、南昌等大城市的计划。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向坚持正确路线的毛主席发动了猖狂地进攻。
在袁州(宜春)城内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彭德怀伙同滕代远、何长工等人向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打着维护中央路线(即立三路线)的招牌，极力主张攻打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攻击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赤膊上阵，为立三路线招魂，对于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猖狂进攻，毛主席都坚决地一一予以回击，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原则，毛主席对红一方面军的其它干部，作了许多艰巨的说服工作，并且说服了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负责同志，挽救了红一方面军所面临的失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也是彭德怀等人“左”倾机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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