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道路的贡献
[埃及]萨米尔·阿明著 丁海摘译
2006年9月12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题为《中国发展道路的贡献》一文。文章结合国际共运史和第三世界发展史，探讨了毛泽东开创的在落后国家成功赢得解放和发展的道路至今具有的巨大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欧洲为中心的，它和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线性历史观：根据这种欧洲中心的线性历史观，所有的社会将不得不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和殖民主义直接相关，但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也是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的)，然后才追求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如下这种观念大相径庭：支配性的中心区域的发展和被支配的边缘区域的不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不可分割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内在结果。
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两极分化(这是它在世界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导致的主要后果)对我们所提出的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蓝图提出了挑战。两极分化使中心国家(它们的发展本身受益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可以过上较好的生活，从而走向社会一殖民主义。同时，它把边缘地区转化为动荡区域，边缘地区自然并永久地反叛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当然，反叛并不等同于革命，它只是给革命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中心地区也不缺少拒绝资本主义的理由，就像：1968年的各种运动所展示的一样。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公式——农村包围城市，对于中心区域的运动来说，就太过极端而显得无用了。要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全球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不得不弄清楚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斗争关系。
从一开始，列宁就在一定程度上和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保持了距离，从而成功地在薄弱环节(俄国)领导了革命，但是他总是相信欧洲在这一革命之后将会发生一波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这一希望落空了，列宁于是转而更多地关注将东欧的反叛转化为革命。但是直至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列宁这一视角才被系统化。
俄国革命是由一个牢固扎根于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之中的党所领导的。它和农民的联盟是很自然的。后来的激进土地改革最终满足了俄国农民的古老梦想：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这一历史妥协自身带有它的局限：从市场的本性来看，它总是在农民中产生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或者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是在和贫下中农的牢固联盟中展开的，这和俄国很不同。同时民族危机即抵抗日本入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能够在对国民党的软弱和背叛大为失望的资产阶级中找到同盟者。这样中国革命就创造了和革命后的俄国很不同的状况。激进的农民革命打消了土地私有的想法，而代之以所有农民都平等拥有土地。直至今天，除了越南，只有中国实行农民平等拥有土地的制度，而不是农业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或后社会主义国家极不相同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一点，左翼和右翼学者在观察中国时都同样地忽视了。当然。关于中国当前土地的所有制模式是否应该改革正成为中国意识形态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革命成功后的中国值得赞扬，不仅仅是因为其取得的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文化、物质和经济成就(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并使社会文化现代化了)，而且因为其解决了农民问题，这一问题是这个中央帝国在决定性的两个世纪(1750一1950)中严重衰落的根本原因。
中国取得了这些巨大成就，却同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严重偏差：农业集体化不是通过巨大暴力性强制实现的，党内能更多地容忍不同的声音，社会特权现象没有苏联那么严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些成功的探索为1980年以后中国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当中国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险恶环境中实行开放政策时，没有遭遇苏联向西方开放所带来的那样的崩溃。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在今天仍然极其重要。当前，中国一定要保持农民平等拥有土地的制度，中国农民也一定会有巨大的潜力保卫这一制度。
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方式明确了这样的道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将产生巨大的挑战和生死攸关的风险。只有毛泽东最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给边缘国家所带来的危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农业危机的深重性，因此他在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种种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基于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情况的强烈对比这一认识之上的。这使我们将中心和边缘的强烈对比——这是现存资本主义扩张(这种扩张的本质必然是帝国主义的，而且必然带来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作为我们对这种挑战的分析的中心。中心和边缘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都应该对这一明显不同和对比获得深刻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结论作如下概括。那些不愿意充当奴仆、不愿意充当外部力量的传送带的边缘国家的领导阶级应该尽力扩大它们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空间，将它们的国家从被动的客体地位(它们随时得屈从和调整，以满足支配性的帝国主义的要求)提升为参与世界秩序形成的积极的主体，必须争取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被统治和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要努力争取社会主义。这些结论必须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形成一个有效的行动战略。这一战略必须基于这样的认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产生的挑战将是严重而持久的，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反抗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将很不相同。因此，它和第三国际的短期过渡论不同，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出发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转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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