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二）

二、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三年经济困难”的最大损失，莫过于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粮食存量大减，致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因旱灾粮食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10]。但是，农村粮食存量的减少，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比较自然灾害程度相似时期的办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粮食存量的变化。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第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第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至今为干旱期，在后一个时间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6](p．5)。

第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1．“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亿公斤—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1]。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1960年9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这些都造成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做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12]。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lO％。

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报告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3]。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这些政策均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1979—1982年，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的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1978年比1960年增加48％。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20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决策看。

表1    1958—1961、1977—1982两个时期粮食变动表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92年版编制。出口为正值，进口为负值。净收购比例指收购量减去返销农村数量后占总收购量的比例。

2．“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因此对抗灾关注不够，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做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程度低下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在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3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14]。4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14](p．217)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为2．05亿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各地区把救灾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3．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的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4．两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参见表2：

  表2    1957—1962、1978两个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比较

由表2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倍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倍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倍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15]。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6]。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20世纪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17]。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一一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