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粮食为指数分析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影响比重
我们仍然把农村粮食存量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灾害经济学家考察的方法。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1959—1961年这三年农村粮食存量减少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前两项使农村粮食产量减少，第三项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
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的情况。1959—1961年全国粮食因旱灾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6](p．67)，1959年减产粮食378亿公斤中旱灾损失约为260亿公斤[6](p．6)。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的68．8％计算(1960年旱情超过1959年)，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至少为888．8亿公斤。
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正常标准(1958年数字不实)，1959—1961年共减产粮食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除去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减产。
我们再来考察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的主要因素一一高征购(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为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为17．8％，比上一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均净征购率反而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按照1957年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三年共计多征购402．7亿公斤，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其中，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占54％，决策减产352。7亿公斤占21．5％，多征购402．7亿公斤占24．5％。后两项都属于决策错误。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
三年中农村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几乎相当于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数额是惊人的。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18]，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还有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值得考虑：
一是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反右倾”后继续“大跃进”，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而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总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13](p．393)。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乍4月至次年3月底)，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到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19]，人均口粮每天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 u月3日，中央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18](p．108)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但是，当时已经错过了救灾时机，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发展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的决策。
二是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即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从理论上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存量，但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的需要，还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甚至影响到生存。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19](p．336)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计算，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的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上述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况且，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如果加上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更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出现两者中任何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也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文化大革命”导致1967年、1968年出现“全面内战”的极为混乱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除1972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注意“备战备荒为人民”并采取了“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自然界灾害作用，也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参 引 文 献]
[1]魏杰：《应当建立灾害经济学》，《国有资产管理》1998年第11期。
[2]郑功成：《重视人灾互制规律与害利互变原理》，2003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4]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5]王维洛：《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1期(总第72期)。
[6]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7]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8页。
[9]《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10]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1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705、576页。
[11]《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2]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内部发行)，1980年，第45—49页。
[13]《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422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件。
[16]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17]《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8]《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内部发行)，1980年，第336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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