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 19 世纪的不同表现

中日两国在 19 世纪的不同表现
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学生”，一部在中国并不算十分重要的文献——《贞观治要》，被日本人当成了构建国家体制的启蒙教材和好几个时代的施政纲领。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仍然奉行着与中国同样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这个同中国相比，无论从幅员、人口、资源和文化哪一方面看都是一个小国的日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以应对外界的冲击，才发生了与中国决然不同的变化呢？让我们用比较的方法展示如次。

鸦片战争和黑船叩关

大家所熟知的中英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中国战败后于1842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国门被打开，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终结。而此时的日本还“锁在深山人未识”，仍然处于关门称大的时期。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在此后不久收到了一位刚刚到过日本的传教士的“奏折”，在这个“奏折”中，这位传教士这样描述了日本和这个列岛上的土人：
“这是一个布满火山的群岛，土地贫瘠，物产匮乏，政治野蛮残暴，人民愚昧落后，不求进取。上上下下的人们都极易满足于非常不起眼的蝇头小利。  。。。 ”
总之，对大英帝国来说，这是一片毫无价值的地方。
维多利亚女皇和她的先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报告了，因此，英国人与中国打了50多年的官方交道（从乾隆时期算起），还没有派过什么官员正式地光顾过这个岛国。这个被英国人不予理睬的小岛国的国门，是被美国人在十几年以后才打开的。
1853年6月3日，4艘美国军舰突然闯入东京湾的浦贺港，其中的两艘是冒着黑烟的“火轮”（另外两艘是帆船），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这么个东西，这个不用人力和风力的舰只，被日本人称为“黑船”。不速之客的到来虽然让一直孤傲的日本人感到不快，但是对手的气势和确实高人一头的武器装备让日本人没敢轻举妄动。舰队司令佩里（日本人译为“伯理”——伊藤博文，或“陪利”——井上清）带来了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佩里要求日本当局到浦贺港来接受国书，否则，就要把军舰开进江户，乃至 “立即开战，以决胜负”（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一向对内对外都奉行强硬政策的幕府将军，这次是老老实实地派人来到佩里的舰船上接受了“国书”。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美国人并没有提出太过火的要求，提出的三项要求还算比较“客气”：“第一，开埠通商；第二，供应美国船只以水、煤和粮食；第三，保护遇难船员。”但是同时也威胁道，如果不答应如上要求，美国就会兴师问罪。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难题，德川家定不知所措了，于是就采取拖延对策。幕府当局与入侵者商议，请求“明年答复”，没想到对方还真爽快地答应了。6月18日佩里率舰队离开了日本。临走时，佩里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面白旗，用来下次再打交道时使用——显然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挑衅行为；另一样东西后人们很少提及，就是从一台可以安装在铁路机车上的蒸汽机，这倒像是一件礼物——美国人这种怪异的行为方式着实让当事的日本人难以理解了。
有人说是巧合，有人说是惊吓的原因，四天后，也就是6月22日，第12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定死在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幕府将军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号强权人物，而长年住在京都皇宫里的天皇在此前的240多年里只是一个虚位的象征。这240多年被史家称为“江户时代”，敲响江户时代丧钟的，就是上述那个 “黑船叩门”事件的主角——佩里舰长。
第二年（1854年）的1月14日，佩里像一个幽灵又出现在浦贺港。这次他麾下的美国舰队，舰只从4艘变成了7艘（也有文献说是8艘），而且全都是“火轮”了。让佩里司令感到意外的是，上次自己留下的那份“作业”，日本人完成得很出色。第一，答应无条件签署“日美和好条约”，——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译成中文是“日美友好条约”）。由于签署地叫神奈川，日本人也叫它“神奈川条约”。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日本无条件为美国开放下田、涵馆两港。下田港在东京湾口外，涵馆在津轻海峡北海道一侧。
第二项“作业”完成得更令佩里感到意外。在佩里离去的8个月时间里，日本人把佩里上次留下的那台蒸汽机组装成一部简陋的机车，并且居然成功地让它在一条小轨道上跑了起来。当然，上次离去前，佩里在这方面还是给予了日本人若干指点的。
日本人的被迫开关通商与中国人有点不同，他们对外来文化强烈的好奇心多多少少遮掩了部分屈辱，而且面对强大的对手，说冷静也好，说装熊也罢，反正没有此前像中国人所表现的那样傲慢和死要面子，因而第一次打交道，没有发生像中国那样激烈的冲突。
中国的皇帝和士大夫把西方人拿来用以显示他们科技成就的几乎什么东西都称为“奇技淫巧”，而日本人则历来谦虚好学，他们在这一方面是有历史传统的。这次 “老师”是有点骄横，但也不必太认真了，不行就是不行，不行就学，只要能从对手那里学到东西就暂时服一个软。这个态度就与中国大不一样。但是，正像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旦他们认为自己“行了”，日本人马上会变一个面孔，会给对手以毫不留情的羞辱，以加倍地找回自己当初失去的面子，根本不会顾及什么“师生情义”。
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叫日本人改变了闭关锁国政策，而英国人却是用了近50年时间，再加上鸦片和坚船利炮才打破中国大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破日本人国门的是美国人的那台蒸汽机车，这真叫对症下药。不知当初美国人对中国人试没试这一着，估计即使试了，也是不会奏效的，因为“满大人”（mandarin ，西方人如此称呼清朝官吏）一向蔑视这类“奇技淫巧”，那种轻蔑肯定也着实地让他们丢过面子。
几十年后，当日本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以后，在佩里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公园，起名“久里滨伯理公园”，公园里唯一含有文化纪念意义的文物是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 上路纪念碑”。题字落款者是使日本走上强国之路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本来应当被称作强盗的人，却被日本人却被当成了带来福音的“圣人”，——这里的差别是不是也蕴涵着中日两国日后不同的景遇呢？
日本人领教了西方文化的强大，也和中国一样订立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本来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幕府政权也被重重地震撼了。于是长期与幕府关系紧张的两个西南强藩——萨摩藩和长州藩带头鼓动各种社会力量以实行改革为名，主动挑起针对幕府政权的斗争。1867年，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打着“天皇圣意”的旗号，两次讨伐长州藩，但是均告失败。德川家茂也因此忧郁至死。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抓住时机，跑到京都，撺掇年仅14岁的睦仁天皇下秘诏给这两个强藩，为讨伐德川幕府寻求合法的外衣。
正巧，尚未作出什么动作之时，德川幕府眼见势力不济，决心以退为进，决定向天皇“奉还大政”，企图借助天皇的力量养精蓄锐，应付危局。以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为代表的“改革派”顺势以天皇的名义于1868年发布诏书，废止幕府制，强令德川庆喜辞职，收回幕府领地。新即位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怒，于当年4月发兵15000人进攻京都。虽然德川庆喜的军队人数占优，但很快就被各藩联军打败了。在处置好幕府残余势力之后，“改革派”更进一步让年轻的天皇更改年号，变“庆应”为“明治”，以示改弦更张，号令天下。同时还发布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新法令实施变法，——这些新法令带有浓厚的西方现代文明气息。——是为“明治维新”。
和中国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明治新政权较少包袱，——没有什么旧的制度文化可留恋；较少负担——皇族人数较少、政府冗员较少。这都是其有利的一面。只是政权的稳固程度有些欠缺。
而此时的中国，不存在能与清廷相抗衡的社会力量，面对危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国人只能在皇权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实施“渐变”，普通百姓除了“上书”、“请缨”之外，根本施展不出什么别的作为可以共赴国难。当时能对清廷实施致命打击的只能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农民起义，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践就证实了以下这一点：中国农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根本担负不起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内部单纯的权利之争、正统地位之争（洪氏与爱新觉罗家族的决斗）只会让本来已经积弱的中国雪上加霜。在太平天国革命所有的历史作用中，有一个作用是所谓正面的，那就是催生了“洋务派”这个官僚买办阶层。这个官僚买办阶层比起旧式士大夫阶层还有一点“现代性”—— 他们多多少少对西方文化、西方人的现代成就有所了解，因而如果朝廷后来真能多听从一些他们的意见的话，至少不会再发生后来那件更能称之为国耻的“庚子之乱”了。
似乎历史已经注定：中国人只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行路，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被日本人越拉越远了。

中体西用和脱亚入欧

中国跟西方人打交道虽然比日本人早一些，但是，中国人出于文化大国、文明古国的傲慢与矜持，始终不肯放下地位优越的大国架子。这个顽固的毛病使得中国即使吃了败仗，也是仅仅在原地的基准点上后退一小步，从来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探寻文化观念方面的原因。
鸦片战争失利以后，在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影响之下，清朝政府一小步退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承认西方人的“奇技淫巧”里边还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又遭失利，在一片哗然以后，仍然自认中国的政体比西方人的高明，只是一些支端末节可以借鉴一下西方人的作法。退的这一小步叫“中体西用”。又过了三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这次中国再也不能在这个巨大的打击面前再迈四方步了。1895年，在康有为的组织下鼓动18省1300名进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立即实行“变法维新”，此时朝廷才真着手考虑变革国家法统方面的事了。但这已经比日本人晚了20多年了。日本本来是中国的同路人，可是现在已经跻身于剪径者的队伍了。又经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使得着手实施“变法维新”的准备工作一拖再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人民不能再等下去了。清王朝在一片动乱之中终于寿终正寝了。
日本人在接触西方文化之前，其政治制度与中国相类似。在1853年被佩里打破国门之后，又吃了西方人两次亏，也背上了不平等条约强加到日本人民身上的负担。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那些亲身考察过西方的人——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个个都进入了可以决定日本国家命运的最高决策机构。
在日本思想界影响极大的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以前就三次访欧，最长的一次长达两年。其实中国当时也不乏对欧洲有深刻了解的人，但他们顶多成为幕僚——中国人传统上称他们为“师爷”——只有看主人家脸色出出主意的义务，而没有拍板作决策的权利，如容闳、郭松焘、王韬、马建忠等等。他们虽然对西方人的制度文化感兴趣，但是最终只能在技术层面上发挥一点作用。中国和日本当时的沉疴都存在于制度文化这个根本之中，日本人找对了病源，并及时果断地予以施治，中国人却治标不治本，一再地贻误时机。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志之士，痛感从中国趸来的那套治国方略弊病太深，小修小补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福泽谕吉抛出了“脱亚入欧论”。他主张“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特别是摆脱儒教主义和亚洲的封建性的关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国家。”这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论”。
对于日本来说，国家的制度文化也是“别人家的东西”，合则用，不合则弃，用不着心痛。
然而在中国，19世纪中后期风光一时的领军人物——所谓洋务派人士，正在做着洋务救国的美梦。作为一群汉族官僚，从打清朝立国200年来，首次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充分赏识，自然是心怀感恩之情，尽心尽力地忙着采买机器设备以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创办同文馆（既是从事外语教学的学校同时兼做政府和洋务企业翻译业务的机构）。至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民族文化的改造、对人民大众进行新思想意识的教育、传播西方文化、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颓废思想，——这些都不是洋务派人士考虑的范畴。
而考虑这些问题的是另一些人——真正的“在野”的失意文人们。他们虽然见解高明眼光深邃，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位卑则言轻。想实现报效国家的雄心大志，都得走“遍读圣贤书、金榜提名时”的老路，——可是如果那样一来，他们也就成了众多腐儒中的一员，难以生出他们此时作为一个思想者所持有的见解了。这就是中国的悲哀。
但是话又得说得全面点，洋务派人士尽管突破了上述那个怪圈，也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他们的红顶子是用太平天国起义者的鲜血染红的，是拯救没落帝国的有功之臣。因此，他们的升迁之路可遇而不可求，别人也无法效法借用。
洋务派人士虽然有权办企业办学校组建西方式的军队，但是在变更中国法统方面始终无权说三道四。即使做的是实业方面的事情也要照样费尽心思对付保守派的骚扰和从中作梗。——一个咒语“祖宗自法不可改”，束缚住了洋务派人士们的头脑和手脚。

派谁赴欧学习，学习什么

中日两国在国门被打破之后都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应当说学习的起步，还是中国在先，日本在后。但是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差距。
1840年林则徐在督办广东事务钦差大臣任上时，就开始把自己在与“西夷”打交道时形成的思想原原本本交流给自己的朋友——学者魏源。魏源把这些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完成了近代中国的一部重要著作——《海国图志》。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精髓，是向朝廷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建议。显然，这些意见的核心精神，也仅仅是把西方文化的外皮——器物层面的亚文化（开矿、冶炼、兵器制造之类的“奇技淫巧”），拿过来给自己披上。再体会这些士大夫们的思想，都没有脱离开为君分忧、出谋划策的性质。根本谈不上在外部强大的压力之下，向最高统治者提出对中国社会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的有远见的政策建议。
读者可能会提出疑问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和见识要求古人。但是我们下面所要比较的日本人在当时几乎相同的条件之下，提出的的问题和争论的焦点，出手就高出中国一筹。
明治维新之初，1771年，主持明治维新的重臣仓岩具视亲自率领赴欧考察团考察欧洲各大国的政治制度，以决定以哪一个国家为日本的学习的样板。本来，在幕府政权倒台前后，日本政界盛行自由民权运动思潮，但是，仓岩具视和另一重臣大久保利通都认为，自由民权运动和以此思潮为基础的英法政治体制不适合日本国情，他们都认为日本的政体改革应当实行渐进主义，都主张以普鲁士模式制定宪法。1871年，普法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更使日本加强了向普鲁士学习的信心。
被后人称为日本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也是仓岩使节团的成员，后来就是他遵照仓岩具视的嘱托翻译了《德意志国根本律法》，并据此起草了《日本国宪法》。
在几次访欧中，有几件事意义特别重大，一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召见和威廉一世给日本天皇的忠告：“闻汝来考察制宪，然而朕为日本天子虑，召开国会非为可贺之事。”并叮嘱：“若日本迫于形势，竟至不得不设立国会之地步时，宜注意先确定国法。而且纵令发生怎样的情况，在征集国费方面，万勿采用非通过国会不可之下策。”这件事对日本日后确立君主立宪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件事是，是日本人比德国人更贴切地实行了公法权威施坦因的《国家组织理论》。面对谦逊的日本人，施坦因使出全身解数帮助伊藤博文等人在脑中形成了明确的制宪思想，令日本人感激万分、五体投地。尽管施坦因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日本人却执意邀请施坦因到日本亲身指导制宪。施坦因虽然以年纪原因谢绝了，但是他推荐的三位学生后来在指导日本宪政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仅仅从1871年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为了开支仓岩使节团为期一年的访欧费用，就花费了全年财政收入的2%，达200万日圆。可谓是下了大本。
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也陆续派出了若干考察人员赴欧学习考察，但是考察人员位卑阶低。1866年清政府派出以赫德（英国人，时任清政府的海关负责人，当时正帮助中国政府建立海关制度）为首的考察团赴欧考察，考察团一行5人，只有赫德一人是有职有权的官员，其余四人有三人是学生，另一人是服务人员。
1872年在容闳在策划下，实现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清政府只是指望这些孩童在十几年后能学来“西夷之长技”充当肱骨（就像詹天佑、邓世昌那样的干才），并不希望他们当中出现中国的卢梭或者福泽谕吉，凭空给自己添乱。
派出军机大臣级的考察团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即使如此其地位和阵容也是难以同20多年前的日本赴欧考察团相比的。
总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向西方人学的是纯技术（连管理都不学），而日本人在向西方人学习时，是把制度文化放到学习的最主要地位上：日本人是派出最高权利者出去学习，中国人派出的人连中级官员的资格都谈不上。如此，二者的学习成果当然也就大不一样了。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变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国家小人口少，相对中国来讲，应对外来冲击好象易于作出较为灵活的反应。其实日本有日本的难处，他们能在后来作出较为有利于社会变革和国力发展的反映、实现长足进步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是其中的曲折少为我们中国人所知晓罢了。
日本在终结幕府政体之后，国内正处于一片茫然之中。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最爱干的事是跟宫女们打水枪玩。这着实地让那些改革派元勋们费尽了心思。最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整天围绕在天皇身边的那一班从皇亲贵族中选拔出来的侍卫和教师（侍讲）们，天天往天皇的耳朵里灌输旧时代那些伦理道德，对于外廷大臣们呈上来需要天皇签署意见的文件能拖就拖，甚至在天皇应当“上班”的时间（平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大臣们在宫外等好长时间也不见得能受到接见。天皇不喜欢伊藤博文是公开的秘密，原因是天皇嫌伊藤博文的思想太“西化”。伊藤博文认为是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侍讲元田永孚从中作梗，于是在明治18年向太政大臣提出辞职。
如果说一句公道话，作为一个在深宫里成长起来的娇贵，天皇根本不具备那些从刀丛杀出来的武士出身的悍将们所具有的心理素质，根本无法承受住那么多打打杀杀之类烦人的琐事。从江户时期开始的260多年来，形成了一条叫做“无答责制”的惯例，即，由于面对的是被架空的“现世神”， 向天皇作报告的人只请示汇报，天皇无须表态。也就是天皇面对朝见者，“只听不说”。那个惯例是幕府时代形成的，幕府将军为了独揽大权，又出师有名，把天皇“修剪”成一个纯粹的傀儡。现在虽然已经是明治维新时代了，但是要求从小就十分超脱的天皇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法，完全跟上那些处身于时代最前沿的精英们的快节奏，也是不太现实的。在后来（1889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仍然把“无答责制”写了进去，这也成为后来美国人否定中国和苏联的要求，不把裕仁天皇列为战犯的歪理之一。
那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上来的士族元老们，其实也是个人有个人的心思，都代表着各藩的利益。几个头面人物常常会因为政见不同互下黑手。这个时期被日本现代史学家称为“元老政治”时期。最高执政权在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两个最强大的藩的元老之间私相授受。其他藩主当然不会轻易买帐，每议一事都要勾心斗角。在主要的铁腕人物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之间的书信（1869年）中，就显示出当时政界的险恶：“谬论纷纷，不足挂怀，但近察民情，实不胜痛心之至。”在后来，1778年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被政敌暗杀，死于东京曲町清水谷。（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
废藩置县问题是又一个难题。结束幕府政治，把天皇被推上尊位，主要是借助萨摩藩和长州藩两藩的力量完成的。当初，萨摩藩和长州藩两藩与幕府之间的矛盾就是由于代表“中央”利益的幕府和代表地方利益的“藩”的权利冲突，天皇制的中央政府取代幕府政府以后，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新政府增强与商界的联系，使得冲突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大的藩主如萨摩藩就酝酿叛乱，原因是“辅弼大臣勾结商人营私舞弊”。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就必须有一系列动作：（一）废藩置县；（二）建立中央军队（后来称为“皇军”）取缔地方军队；（三）由中央政府出钱“赎买”各藩藩主（华族）和武士（士族）的特权——这个措施使得相当多的原来的地方封建主成了新社会的商人。
其中的哪一项措施的颁布和实施都充满着斗争乃至流血冲突。

对日本社会改革成功的分析

由于中日两国毕竟国情不同，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有一些有助于日本改革成功的因素，在中国不存在或难以创造出来。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笔者试着提出一些不很成熟的见解，一是可以供读者参考，同时也有与读者共同消除一些为历史环境所铸成的片面看法的意图，如把其后中国遭受列强蹂躏的责任过多地归于某个人和某些人，等等。
关于国民素质。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民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下，无论在心理健康方面还是在民族责任感方面，中国都已经滑落到日本的后面了。在教育的普及方面，中国也已经落后于日本了。证据是，被称为明治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把他三次出访欧洲后形成的思想写成《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后不光影响了当时的士族和华族，还影响了广大的平民百姓。他1872年出版的《劝学篇》竟然印行了70万册，仅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上分析，也能得出结论，它成了日本全国人民的普及读物。
相对照，中国虽然也有严复等人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如《天演论》，也有不少学者出版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如王韬的《盛世危言》，但是由于这些作品都使用的是用文言文，它们根本无法亲近一般民众，一般的平头百姓读不懂，平常的读书人也是敬而远之。几乎所有的读书人的兴趣都在于读书作官，走仕途显赫的道路，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和八股文的编织技巧才是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而一般日本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献身社会上最“时髦”的事业，以往是要当一个能被人称颂的武士，而当时则是学习维新知识与技能，报效天皇。所以，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能对维新思想家的著作趋之若骛，才出现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令洛阳纸贵的现象。因此在引导民众接受新思想方面，中国就大大地比不上日本了。
关于政府的质量。日本明治政府是一个刚刚把全国统一到一起的新生的政权，而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延续统治了200多年，清政府难免会把前几代皇帝用惯了的手法顺手拿来使用，让他们凭空变换思路乃至观念，真有点难为他们了。一新一老两个政府，虽然几乎是同时接受一种全新的观念，当然日本人会占有先机的。
另外在社会的思想钳制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大为宽松。原因倒不是由于日本有什么民主的传统，而是明治新政权刚刚确立，根本无暇顾及那么许多。这有点像中国的清末民初，老的专制统治者刚完结，新的统治者羽翼未丰，使得思想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一样，明治初年许多思想家也是“自由泛滥”，一些不利于专制政治的著作也能公开出版。如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在1775年可以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日本翻译出版（中江兆民把它译为《民约论》），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就没有人敢于翻译出版，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还不允许那种与君主专制直接唱对台戏的思想浮出水面。思想钳制的松紧对于改革进程的影响无疑是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日本又是当然地占先了。
在政府职能设计方面，日本新政府人员很少，根本不可能像清政府那样分派出官员去创办企业并亲自管理企业。日本政府开始时也是考虑由政府出面管理企业的。但是当赴欧考察团回来以后，他们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原先由政府投资开办的企业半卖半送地拍卖给商人经营。拍卖所得款项根本不足以收回原先的投资，更不用说几年十几年的积累了。这种政府不插手市场、不干预企业经营事务的作法也是赴欧考察团的成果之一。这种作法（政府认可在自己的权利场之内，再生出一个不按行政力运作规律的新天地——市场范畴）是无法从东方人的惯常思维中推导出来的。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是在西汉初年《盐铁论》时代的事，所有能够“货殖”的营生，都当然地是专属于政府操办的事情，以免生出富比王侯的平民百姓，搅乱“正常”的传统人伦。虽然早早地落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坏名声，但是两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者始终死死地扼着“民生”（或商品经济）的喉咙不放手，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日本人把企业放到民间，当然还有一些配套措施出台，就是要颁布一系列相关法律保证民营企业的正常运作，如明治3年颁布的《日本民法》和十几年后颁布的《日本商法》，就给予了商人依法经营的保障。
在中国，伴随着洋务企业的诞生，江南也有不少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商埠开办了一些纯粹的民营企业。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保护伞”——相应的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邀请”各级官吏乃至地痞流氓“参股”。一来二去弄得企业或是收归官有或是破产了事。所谓的民族资本，只能小打小闹，无法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发挥像日本那样的作用。中国这种政府对企业的无边际的“关爱”，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人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向“集体所有”性质方面靠拢这一事例中，可以想见早在清末创办和经营一个民企会有怎样的艰辛。
在现代法制秩序建设和新的社会环境培育和养成方面，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南辕北辙来形容。日本人在后来创造出来的“日本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
从明治6年到明治27年，日本拍卖了产权属于日本政府所有的25个企业。后来成为超级航母的三井、三菱就是那时占尽了先机，成功地成长为拥有先进技术和基本实现科学管理的现代财团，成了带动日本经济成长的龙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人能走到前面去，千条万条，最起作用的一条就是他们一旦接触到西方文化，就迅速找出东西方文化的根本性的区别所在，走出东方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泥淖，率先完成了现在被称为“政企分开”的关键性的改革。这只能说日本人实现了“急功近利”，把西方文化的某些局部嫁接到日本的文化中，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改造，还远远的停留在远古洪荒时期弱肉强食哲学的阶段，致使后来的倒行逆施受到来自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和致命打击，到头来不得不接受外国人强加在头上的军事管制，洗心革面，重做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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