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周恩来
南雁
周恩来作为国魂、作为中国人情化的神已深深地活在人的心目中。
有的人活着，实际上死了，有的人死了，他永远活着。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的风流倜傥的形象，他的仁爱良心与忠诚的人格，他不贪功，不诿过。进不求身，退不避罪的风格，均体现了“神莫大于化道”。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
“他深深懂得权力的奥妙。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思上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不给人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的假面具，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神高尚的人的不同侧面，这个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涯如此之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的丰富多彩。
可是他的自责违心和隐忍屈从也构成了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痛苦。这种品格使他的内心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他的超强度的自我监控、他的心灵与环境的高度平衡以及他的人格一再表现出他在历史的洪流中必然虚与委蛇。一个经常善于引咎自责的人内心时常要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所谓巧者劳而智者忧，周集忧劳于一身。有人说寻求伟大的途径全在于牺牲、谋略和忍受。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天才，他的痛苦也是伟大的，周的隐忍也是伟大的。他常抱恨自己，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也没有比这更复杂的。
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５年他居于毛之上达若干年之久。周想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毛被解除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时，１２月正是自己接替的。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毛被解除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又是自己接替的。１９３３年５月，毛被迫离开宁都时，周是作为红军总政委来送他一程。两人策马走在山路上，双方都默默无语。他和毛的友谊和伙伴关系在中国政治斗争中史无前例的。周和毛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存在着很大差异和分歧。周的和蔼可亲、风度翩翩，他的处世手腕及人格，他的国际声望、敏捷的思维和雄才大略的气慨皆跟毛有所不同。三十年代他退居过李立三、王明、博古、毛泽东之后，１９４５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１９６６年他退居林彪之后，１９６９年他甚至退居于王洪文之后。周的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手法，使他绝不炫耀沉潜明智和斗争艺术。这种明哲保身、处理人际关系和紧张局势的艺术，决不是“和稀泥”、“老好人”可以相比的，只有具有道家文化大师方能洞悉——反向避祸。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具有这种深刻的智慧，这就决定了毛和周贯彻始终的极其微妙的关系。”
中国通知道，中国只有三个首脑，深通中国文化，毛朱周。
高岗的撅起、“经济内阁”的成立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建，绝不会使他心里象一泓清水，不起一点波纹，他不会象佛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梵天净土，也不会象道家所说：失之不恨，得之不欢，他的心里矛盾纠缠在一起结成一个心狱。看到高岗的所做所为，他绝不嫉妒，因为嫉妒是对别人的幸运的一种烦恼，是平庸对才华的一种反感，在这一点上他通脱豁达，了无牵挂。他的文化核心是人，他的生活模式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他的痛苦所在。假如就物质与精神是文化，人与自然是科学，社会与人是政治，人与人是伦理，那么周的焦点正在于此。
毛具有诗哲文人的感情、不可思议的幻想、炽热的奋斗精神、为达到目地的 心计和实现方法上的机动灵活。他是善于用人的天才。1949年前他能不断把自己的敌手变成朋友，1949年后又断地把自己的朋友变成囚犯。自毛批评了周在国务院设总党委后，又批了溥一波的新税制，又批了邓子恢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建议，说他象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一个中国农业问题高官，是副总理，就为发展农业合作社多一点少一点，就被靠边站了。其意图实际十分明确，打了周一棍子：“你离右派就５０米了。”
唇亡齿寒，殃及池鱼是东方文化中国政治精华所在，所谓罪不及孥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政治。大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要否定他的人就要否定他的事，要否定他的事就要否定他的人。英雄变狗熊，功臣变祸首，变化如此之快，潜在的威慑就会使人不寒而栗。威慑与恐惧之间通常有一种默契，非鬼即神。吓人的要把威慑把握适度，不露声色，被吓的人感觉是自己冲撞了神，完全是自己的过错，双方都会缄默不语，更加小心。受惊吓的人，通常不说话，只是嘶的一声倒抽一口凉气。
好人既善于跟神打交道，又善于跟魔鬼打交道。出于什么，不知道，可能是一种需要，生存的需要。神鬼的共同点就是让人恐惧。但跟鬼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周恩来早年跟陈炯明、蒋介石都打过交道，他觉得游刃有余，对风云变化的时局和环境，他都可以左右逢源，化险为夷。比较起来跟神打交道却使他更觉得吃力。可对一个有着超人精力、无穷智谋、大胆幻想、暴躁脾气、不顾后果的神来说，生性谨慎的周恩来却处处留心，避免触及他无常的心弦。
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就曾指出：1这与其说是一个已被应验的预言，不如说是一个深刻难解的问题。作为一位精明且自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中的确存在着有诸多令人费解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他出人预料的想法和举动常常让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为难。在非常直观的层次上，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结为一位孤独老人晚年之「潜意识」心理冲动的后果，似乎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就在这些表层「非理性」的背后，我们却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竭力追求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捍卫。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响，都不是任何挑战者可以与之匹敌的。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太值得深入考察的复杂难题。
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反映在如下几个相互矛盾、又共同组合的综合结构之中：一位精明至极的典型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绪激烈的伟大诗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强烈意志与整体民族自我折磨的实际效果扭曲地联系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於传统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传统作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和终生使命；2「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超越自尊，却又在时时向人们提示自己「只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要为「被人看不起」的「贱人」打抱不平；那幽默潇洒、生动活泼的语言，竟会成为僵死「社论语体」的基础模板；前现代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完善理论，反而被后现代思想家视为「解构主义」的渊源，3毛泽东晚年一次、再次地创造着悖论，给后人遗留下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问题。
在「心理动机」层面上，我们将看到一个极富魅力、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和耐人寻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动图像。从能读到的毛泽东文稿（包括公开发表的着作、即兴讲话、诗词作品、读书眉批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度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渴望。这反映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胆识和超越凡俗的视阈。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同时，通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细腻、逼真的回忆录，我们又被告之，毛泽东体察入微，小心谨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狭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虎气」和「猴气」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学视角上，这两个毛泽东并不协调，时时冲突，呈现出持续性的内在紧张（tension ）。但是，无论是极度的豪放，还是敏感的谨慎，其心理的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都是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规范术语表达，就是「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syndrome）。15用通俗的比喻说，这种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具有「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由於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张显，其实是弥合其高度疏离感的必要补充。
周恩来是极其佩服毛主席的为人的，他的智慧集马列主义、中国哲学、民俗常识之大成，潜心运用，信手拈来，无往不胜。他有中国农民的精明和学人坎坷的深沉。他深通文史哲，有文人的情操，谙熟儒佛道，他知识渊博，智力超群，并不象留洋派所说的他是个土包子。他珠玑满腹，思想深遂，并不象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他胸无点墨。但最使周恩来敬重的是毛的人格，“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慨，不破不立的斗争勇气和三思而后行的胆略。毛青年时代在长沙一师《讲堂录》中的座佑铭贯穿了他的一生，朝气、奋斗、修身，这是毛进身的三大法宝。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只是医疗组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知道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二度危机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至少有两次，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总理政府事务的权利。
１９５２年８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就是前面提的“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计委主席位高权重，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这样元老级人物不过是计委的委员，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此后不久，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的现象，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撤销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总党组，要求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务院各口也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贸工作由陈云等负责、铁路交通由邓小平负责、农林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只负责外交工作。只是高岗好运不长，１９５４年初就受到整肃。
周作为总理的权力才又有恢复。
１９５６年周的反冒进再次使毛不快，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特别表扬了能够体现他意图的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１６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周当然明白这不是写文章的问题。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中央就周提出的“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应该继续担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但在大跃进期间，毛亲自领导经济，周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只是在大跃进出现了大灾难后，周才出来收拾烂摊子。
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真正对知识分子抱有敌意的并没有，包括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恒、叶剑英这些老帅，对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尊重的，但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不抱好感，所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都是灾难性的。1949年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开明时期，两次都是由周恩来出面表达的。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宗派主义”；１９６２年３月，周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承认知识分子是人民，承认他们在４９年以后的１２年中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
但尽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以毛为核心的中央似乎很快就不认帐。５６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又把他们送进隆冬；１９６２年那一次，连周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而当在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会议说话时，却是污辱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毛的观点得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支持。1949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太多，周扬固要负责，陆定一亦难辞其咎。比如反胡风时，周巍峙发现周扬并不坚定：“有次在中宣部传达毛泽东同志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指示，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稳定。”而于光远却感到：“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１９５７年周扬整丁玲时得到陆的全力支持，直到１９７９年丁玲平反后，陆还再次强调当年他是和周一致的。在有些问题上，陆比周还左。１９６１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的《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乘陆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向毛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
周杨当然明白毛的态度，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增强了周说话的勇气。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周一再检讨
“大跃进”以“反冒进”作热身。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５８，毛泽东多次批评周，薄一波回忆录披露的就有：
１９５７年９、１０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同年１１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同年１２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
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同年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３月的成都会议；同年４月的武汉汇报会；同年５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同年５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周恩来检讨不迭，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作了公开检讨。毛不但对前两次不满意，而且在秘书帮助写也不允许，直接发话：“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以至于周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此后也一直成为毛抓在手里的辫子。大跃进天怨人怒，周恩来不得不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说到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都有责任。他还检查了自己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在人大提出的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主持起草的关于轻重工业下放比例的文件。这些问题，我还要在３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重彼轻此当然不是要维护总理威信。
因为反冒进“尖锐地针对毛”；而大跃进毛却是“始作俑者”。在这里，一种主张、一种决策的经济社会后果、对国家人民的作用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对毛的态度。
索尔兹伯里谈到周恩来：“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超过40多年伙伴关系，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12
周恩来还象当年毛主席失势时一样崇拜这位开国元勋。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对毛怀着虔诚，虔诚之中含着恐惧，恐惧中包含了信赖，信赖中又表示出衷心，就象一个医生越是神秘，他的药方也越灵一样。可周恩来到底不是神，对高岗从平分秋色到对垒，他不是一点不动心思的，他的心底不由地有一丝淡淡的哀愁，“老毛怎么了？”突然之间他心底打了个闪电，惊得自己魂落天外。
他不懂为什么各方面都那么杰出、有那么高超的智慧和谋略的人，竟在区区一点上糊涂到了疯狂的地步，究竟是他为牛鬼蛇神的幻觉所惑，还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可他不敢怀疑，因为怀疑几乎就是走到了醒悟的边缘。在这个表面上平静、笑容可掬、一副生动漂亮的美男子脸颊的后面隐藏了多少被抑制的愿望和屈从忍受的叹息。即便当他孑然一身时，这些愿望和叹息也不外露，只是浅浅淡淡地露出点痕迹，当仔细观察时，它就象玻璃板上的一滴水挥发了，只留下隐隐约约的一点水渍。
1966年刘少奇遭难时，周恩来感慨万千地谈到毛泽东主席：“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这番话完全出自周的肺腑，真实坦诚，细细品味能感到一丝凄楚悲凉的哀愁。
周恩来琢磨名哲之言，孔子曰为道德之本是仁，为仁之本是孝。孝是什么，是无违，终日无违。礼的中心是顺，百依百顺，孝的中心就是忍，无所不忍。对！“小不忍则乱大谋。”周恩来考虑再三的关键在于“关系”。好人也是为自己活着。让我们今天惊讶的是，愚忠和精明竟这么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一个在本性上属于自己的人是主子，在本性上属于别人的人是奴隶，一个在本性上既不属于自己又不属于别人、或在本性上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别人的人是臣民。他则游离于主奴之间。他活着的目地似乎就是保证这种关系的正常化，关系就成了他的化身。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是都有这种东西吗？樊迟问孔子“知”，子曰“知人”，而知人的目地又仅仅在于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2、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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