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要你在“动乱”与“战乱”两者中挑一样，你会挑哪一个？按中国的一句老话“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一般情况下，人们基本上会选择，宁可要“动乱”，也不要“战乱”。
历史上的毛泽东就曾经面临这样的选择。
事情的缘由还要从1945年7月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说起，这次对话被后人们称之为“窑洞对”。在这次对话中，黄炎培提出了“周期律”这个问题，毛泽东应之曰用“民主”来打破它。
关于周期律这个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中国从秦朝到清朝有2000年的漫长时间，在此期间，朝代反复更迭。各个朝代从建国时的励精图治开始，到最后的战乱亡国结束。反反复复，就像顽症一般。
黄炎培是一个谙熟历史的人，他通过归纳历史，提出周期律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只是对历史的表面现象的概括，并没有对其深层次的原因作出描述。
在历史中，当某种现象反复出现时，其实就意味着某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可能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如果不解决主要矛盾，而只是做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改良，最终会被历史证明，任何改良措施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那么，当中国的各个王朝反复更替时，我们可以说，这些王朝内一定蕴含着某些共同的根本因素，而这些根本因素就是导致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那么才能最终破解这种“周期律”的重现。同样的道理，当资本主义社会反复出现“经济危机”时，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内部蕴含着某种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就是主要矛盾，只要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被“经济危机”反复折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必亡的结论；因为特殊的主要矛盾是和特殊的社会形态一一对应的，解决了主要矛盾，相应的社会形态也就解体了，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回头来考察中国的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古代封建社会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由高贵的特权者所组成的，一个世界是由卑贱的平民者所组成的；特权者以其拥有的政治上的权力、经济上的财产和文化上的知识来对平民者实施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思想上的奴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旧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表现为特权阶级与平民阶级的斗争上。那么，打倒特权阶级就是中国革命的全部任务，只要这个阶级存在，革命就不会停止，就会继续下去。
那么与旧中国、旧社会相对应的，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新社会呢？在旧社会里，经济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个人独裁制，文化上表现为少数精英对平民的思想愚弄。那么，在新社会里就要将这种特权彻底地打破，经济上要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政治上要建立起权力的民主集中制，文化上要摧毁旧的教育体制和精英垄断，实施全民的普及教育，全面共同地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当然要普及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了）。
可以推断的是，当人民获得经济上的公有制保障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人格上的基本平等；当人民获得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之时，作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才能真正得到身体上的基本自由；当人民获得文化上的普及教育之时，随着文化素养的全面整体的提高，他们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快乐。只有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的和谐社会才能构建成功，人民才能幸福、快乐、美满。
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带领人民群众，向一切特权阶级进攻，摧毁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体系；并不断地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文化教育体系。
历史向人们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率领着人民群众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状况并没有改观。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的革命才涣然一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由一盘散沙凝聚成了一块钢板，才最终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进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小农经济，使中国和平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新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政治上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在文化上普及教育，推广社会主义新的思想体系。至此，好像万事大吉了，只需埋头搞经济建设就行了。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不会的。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序列，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并不表明旧的东西一夜之间全部烟消云散了，也不表明旧意识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就全部变成了具有新意识的人了。在这里，新中国首先就要面对的是一个文盲人口众多的现实，由于人民长期受剥削阶级的压迫以及思想上的毒害愚弄欺骗，以至于，当新中国赋予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他们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巨大变革背后的深刻含义。民主作为一种施政手段，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罢了，任何习惯的形成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尤其象旧中国那样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体制下，人民根本就不具有民主的习惯，而民主的实施恰恰需要“人人起来负责”，但这个条件是相当缺乏的。正是由于这个条件的匮乏，所以无论你在纸上写出多么美丽的民主制度，只要广大群众不去（或不会、或不知）实行，其实就是一张废纸而已。
其次，新中国还要面对一个旧势力反扑的威胁的问题；这种威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明目张胆地公开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一种是掩盖的，比如在教育系统内对青年学生灌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等等；另外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也不可忽视；这些显然都是要给予关注的。
再次，随着各种主要的特权阶级被消除，新中国就必须面对一个更加重大的考验，那就是，那些曾经勇敢地冲在革命前列的干部们，能不能在新中国的建设里保持本色呢？会不会重蹈打江山坐江山，最后腐化堕落，最终在战乱中丢掉江山的老路上去呢？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就是，干部们能不能避免自己演化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果变质了，那么，那个“周期律”就必然将重演。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不能像一些学者那样只需要清谈一下就完了，就睡大觉去了。他必须切切实实地面对这个问题，寻找出具体的办法来，解决的不好的话，如果“周期律”重演，那么就意味着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再次陷入到历史的泥潭中去了，也就意味着最终的失败嘛。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回避自然规律的，每个人总会有去世的那一天，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所以说，毛泽东必须找出办法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人亡政息”这个问题。
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片断而已，但人民的生命是无限的，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那么，为了避免重新陷入“周期律”的困境中去，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一种方式彻底地唤醒民众，使他们树立起集体意识，树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也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避免“人亡政息”发生。并且，还要把这种精神塑造成一种传统，养成一种社会习惯，那么，只要人民代代相传，我们的国家才可能最终跳出那个“周期律”。
说到这里，大家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正是通过思想意识的解放运动之后，才有了后来的打倒神权统治，摧毁封建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由此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工业化。正是这样，资产阶级才拥有了耀武扬威的资本，最后还侵略到中国，并残酷剥削压榨中国人民。
那么，中国人民又是如何解放自己的呢？那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这个领导核心，才能够把中国人民拧成一股绳，最终靠团结战胜了各种反动派。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团结一心，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中国人民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坚实的物质之处，今天的中国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自己的脚跟。可以推断的是，中国将来能不能继续巩固并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关键还是要看中国人民能不能团结，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继续正确领导。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正确领导，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继续团结一致，那么，所有的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就都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干部们要自觉地走群众路线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而群众们也要自觉地树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来，认真地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作好参政监督工作；只要众人都能自觉地积极行动起来，每个人都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前途光明。
所以说，毛泽东要做的就是发动一场文化的革命，一场思想的革命。要人们都有意识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有意识地树立国家主人翁的思想，都有意识地习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只有人人都全心全意地、自觉地、斗志昂扬地参加到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中去，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的发展壮大。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的，没有谁能做到用其有限的一生，来完成所有的社会任务，当然，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伟人，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责任。他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他领导人民从宪法上赋予了中国人民自己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他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从此，人民可以不再仰外国人的鼻息；他领导人民对已经出现的官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以避免人民的果实被新兴的特权阶级骗夺；他领导人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教育人民要学会思考并分辨是非；他领导人民共同探索维护行使自己权利的方式，告诫人民不要放松警惕。
毛泽东以其众多前无古人的探索，为后来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宝藏，留下了许多可供人民反思的参照物，留下了永远鼓舞人民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
文化思想的革命相对而言是一种效果不易察觉和评价的运动，它在开始的阶段只有少数人能受到深刻的影响，但就是这少数人，他们就像火种一样，已经注入到民族的血脉之中。他们开始是弱小的，但是只要是真理就一定开花结果，星星之火，必将燎原，他们一定会发展壮大。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打响针对新兴特权阶级的第一枪，这只是个开始，目的就是要阻止新兴特权阶级的发展，同时，要不断地完善人民民主，探索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方式。那么，文革的效果会如何？鉴于文化的影响力需要极长的时间才能显现，但是具体的文革有具体的目的，那么，也就有具体的评价标准。因为毛泽东的文革的出发点是为了跳出那个“周期律”的。所以，我们不妨可以确立这样一个标准，即只要中国500年内不发生内战，那么文革就初步胜利了；如果1000年之内不发生内战，那么可以说，文革基本上取得胜利了。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用一时的动乱取代将来的必然战乱（只要特权阶级重新发展壮大，则战乱不可能避免）这一战略目的，就取得成功了。
历史的现象是多姿多彩的，是变化多端的，是复杂难辨的，但在绚烂多姿的表象之内，一定蕴涵着某种深刻的必然性。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停止，社会实践终将给出最后的答案，也许有的事件需要几代人才能真正看的清楚，但答案终归是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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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1945年7月,延安窑洞。
毛泽东问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了几天之后有什么感受？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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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后来也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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