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有天事件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八十周年而作）
韩西雅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确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工会认真贯彻这些政策方针，教育会员群众，支持资木家守法经营，发展生产，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
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任中国店员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负责店员工会工作。
1949年12月，全国总工会正北京召开中国店员工会筹备委员会，我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参加了那次会议，陈云同志向会会议作报告，指示工会、特别是店员工会要协助政府收税。回到上海后，我们就同市税务局联系，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展了协助税收工作。市店员工会和各区分会都建立了协助税收委员会，下面按企业或地段建立协助税收小组，发动店员督促资本家依法纳税，检举揭发资本家的偷税漏税行为。
当时上海共有163000工商户，其中商店占110000户。商店老板偷漏税普遍。解放后广大店员主人翁觉悟大大提高。各店内部的店员发动起来，老板的违法行为就瞒不住了，被纷纷揭发出来，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税收。
店员揭发老板的违法行为，老板仇恨，一些老板对进行检举的店员横施报复，导致了一些劳资纠纷。
有一家瑞有天茶食糖果店，老板陈森，于1950年8月逃漏了20包食糖的货物税，被该店的会计、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地段的协助税收小组长周承嘉检举。从此，陈森把周承嘉视作“眼中钉”，蓄意诬害。1950年11月，该店两个月未发工资，店中的两个售货员闻广龄和夏良田同做小点心的美正食品厂的送货员诸关根中串通，用每百点心中少送几个的办法，由诸给闻夏二人小费共老人民币71700元 (合新人民币7．17元)。这是一种错误的舞弊行为，是旧社会店员对老板消极抵抗的一种陋规。老板陈森发现后，认为谋害周承嘉的机会到了。于12月27日找到美正厂的诸关根，明向诸说：“周承嘉检举我逃税，我要教训他一顿，请你到劳资协商会议上去讲：这次舞弊是周承嘉起头接洽的，钱是到我(指诸)处来拿的，他是宁波人，穿人民装。你照我的活讲，以后我给你多做些生意，其他职工有闲话，我有肩胛(由他顶着)。”陈在一间屋里暗放着录音机，让诸照陈教的话讲一遍，录了下来。
下一天，陈又找到售货员闻广龄，也向闻明说：“周承嘉吃饭拿工钱，搞工会工作，店中有损失。只要你说这次贪污周承嘉也在内，我给你三个月解雇费、一个月双薪，并且替你另找工作：假如你不肯说，我马上就辞退你。”陈也把闻带到一间暗设了录音机的屋子里，强令闻说这些话，闻不愿说，陈反复套问。闻被胁逼不过，吞吞吐吐“嗯”了两声，陈也算把话录下了。
有了这两人的录音，陈森就气势汹汹去责问周承嘉，硬逼周承认带头舞弊。周承嘉坚决否认，强烈抗议，并向店员工会作了报告。工会向售货员闻广龄、夏良田，送货员诸关根作了调查。闻、夏、诸三人都说明他们舞弊同周无关，并给工会出了书面证明。但在茶食业的劳资协商会议上，陈森仍然诬陷周承嘉贪污，劳资协商不成。店员工会就把此事报告了劳动局；
劳动局进行了三次调解，除了瑞有天的劳资双方以外，有店员工会代表和市工商联的代表参加。工商联的资本家代表完全偏袒陈森，不接受调解，调解不成。
鉴于这个案件涉及对工会积极分子的挟嫌诬告的刑事性质，劳动局在调解不成以后移送法院处理。周承嘉以无端被资方设计陷害，呈请法院依法保障。
1951年4月5日，《解放日报》对此案作了报导。
事情十分清楚，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向着站在国家主人翁立场的工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打击报复的阶级斗争。
当时正是国内恢复经济、对外抗美援朝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党和国家的鼓励扶持，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支持下，正在繁荣起来。可是，资产阶级口头上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其实唯利是图，不满足于守法经营，后来在“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向着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种种“五毒”行为早己在泛滥开来。这件被称为“瑞有天事件”的案子，不过是一个早发的例子而已。
从四月到七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协商委员会所属的劳资关系委员会曾经多次组织劳资协商，希图解决问题，都未成功。
七月，上海市委接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批评了“瑞有天事件”久拖不决，将要影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个关系。指示双方都做自我批评，结束争论，不要再斗争下去。
“瑞有天事件”只是上海地方上的一件不大的劳资纠纷个案，本应完全可以在上海就地解决，没有必要惊动中央。可是，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却直告到刘少奇同志处。
当时，陈毅同志不在上海；刘晓同志病假。市委由书记刘长胜同志主持，市政府由副市长潘汉年同志主持。
按照刘少奇同志指示，上海市委宣布“瑞有天事件”拖延时日较久，对茶食业劳资双方情绪颇有影响，市协商委员会接受盛丕华副市长(资产阶级代表)建议，于7月19日下午召开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五次会议，组织双方展开批评自我批评，解决问题。会议邀集了劳资双方当事人、店员工会、茶食业同业公会、劳动局。人民法院等有关机关代表百余人，共同协商。
对这次会议，《解放刚报》于7月21日作了详细报导：“会议由协商会潘汉年副主席主持。盛丕华副市长首先说明该案移来协商委员会讨沦的意义。刘靖基(资产阶级代表、安达纱厂老板、协商会议下属劳资委员会的副主任)报告了该案的发展经过，案情内容及协商会劳资委员会调查、协商该案后的意见。旋即由该案劳资双方当事人诸关根、闻广龄、陈森、周承嘉四人发言。诸、闻两人证明周承嘉未参与舞弊，并陈述自己确曾因经济困难虚报进货扣取货款人民币七万一千七百元(旧人民币，合新人民币7．17元)。陈森的发言，列举理由，
企图证明周承嘉确有舞弊情事。周承嘉则一一予以驳斥。接着，会上又播放了陈森认为足以证明周承嘉参与舞弊的录音证据。
会议旋即进行协商讨论，委员们纷纷发表意见。对该案资方劳方都进行了批评，并一致认为：当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荚援朝爱国运动时，劳资双方应本着劳资两利之原则，加强团结，互相帮助，改善经营，搞好业务，不应意气用事。苏延宾委员指出：瑞有天资方为了企图开革职工，竞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这样不但不能改善劳资关系，反而使得劳资双方更加对立，假如为了职工检举逃税，阻止造假账而有意报复，则更应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劳方不从搞好劳资关系出发，未争取团结资方进行耐心协商而即向法院起诉，也是不对的。该案发生后，劳资双方的领导上，也没有及时很好处理，对纠纷影响的扩大，也有很大关系。协商讨论，主要的不在追究责任，而希望各有关方面应从这案件中深刻检讨，吸取经验，使本市商业系统的劳资关系有进一步改善。胡子婴委员(市工商联秘书长)报告了工商联处理该案的经过，批评了店员工会在处理劳资纠纷案件时还不够细致耐心。店员工会代表(韩西雅)对资方陈森以落后的方法处理劳资问题，及劳方周承嘉对劳资纠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都进行批评，并代表店员工会自我检讨了对基层工会及会员的领导不够。荣毅仁委员认为该案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有关单位未有耐心调解而径送法院处理；似不妥当：他承认工商联对茶食业同业公会的领导是不够的，今后也要加强领导。劳动局马纯古局长说：劳动局在这一案件上调解教育工作虽然做了，但做得不够。他并指出：劳资争议双方必须从团结、教育来解决问题，各执一词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个案件的劳资双方都未从团结、教育着眼，因此小问题就扩大了。胡厥文副主席及舒新城、熊佛西等委员也发表了意见。舒新城委员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劳资纠纷案刊，反复协商讨沦很久，现在还提到市协商委员会来协商讨论。在反动政府统治时候，这种现象是不会有的，这是人民翻身后运用民主诉资方的控告，以表示团结资方的诚意；又建议资方陈森应就欺骗职工使用纲丝录音器作深刻检讨。各委员发表意见后，劳资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会上当场表示接受委员们的批评。职工周承嘉检讨了自己对处理这一争议案件的缺点，并接受委员建议向法院撤回对陈森诬告的起诉，争取团结资方，搞好业务，搞好工会工作。资方陈森也作了自我检讨，他说：虽经解放后二年多来的教育，但在劳资双方关系问题上，还残留着落后的反动思想，今后在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领导下，加紧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在委员们批评教育下，对劳资问题有了新认识，将以签订爱国业务公约的具体行动来表现，并将把自己在这次争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告诉有着同样劳资问题的同业，改善我们本业的劳资关系。上海总工会刘长胜主席说：处理劳资争议，应站在劳资两利的立场，不能意气用事。资方要搞好营业，如不依靠职工弟兄是行不通的，而工人阶级自觉自愿发扬积极性，又必须依靠工会的领导。故资方对工会应予帮助，对工会个别干部的工作作风等如不满意，可进行善意的批评，只有这样劳资关系才能搞好。瑞有天资方采用不正确的手段对付职工，只会使争议案件复杂化，影响劳资双方的感情。工会干部对于个别职工由于长期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和目前客观条件所促成的若干缺点，没有面对现实，积极地进行教育提高，而回避或掩饰事实，甚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是不对的。多做一事多长一智，希望劳资双方通过这次争议案件，提高对劳资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改善商业系统的劳资关系。
潘汉年副主席总结发言，他说：从瑞有天案件本身来说，是商业公会和店员工会之间一个小问题，但它包含着本市商业系统的劳资关系问题。经过今天讨论，基本上已澄清了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大家对劳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案件本身也获得了一定的解决，对于处理今后同样劳资争议案件很有帮助。潘副主席并指出：瑞有天劳资纠纷也暴露了本市商业系统中存在着的劳资问题，这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是和商业改善经营，改变营业方针等问题分不开的，法律只能解决谁是谁非的问题，瑞有天资方企图制造法律上的证据来对付职工，不但不能解决劳资问题，反而把这事情复杂化了，工会和资方在今天的讨权利的具休表现，劳资双方应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从大处着眼，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熊佛西委员并建议劳方周承嘉向法院撤回论中，在这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吸取这次经验，今后劳资双方都应从大处着眼，及时地合理地解决同样问题，以增强改造旧上海经济的力量。在扩大民主，巩固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本市商业系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团结。 ·
1951年8月3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关于处理瑞有天食品店劳资纠纷事市店员工会作出检讨，决加强政治教育改善劳资关系》为题的报导，内容是：
“瑞有天的劳资纠纷拖了很久，终于由市协商委员会常委会的讨沦，获得了解决。通过这一事件，深深教育了我们工会工作的干部。
一、二年来，我们号召说服职工，用减薪、节约、轮流返乡等办法来争取资方，克服困难、维持生产，甚至为了企业的困难，同意资方合理的解雇要求。现在除了我们已帮助转业的七千余人外，尚有二万多入登记等待转业，以及目前绝大部分职工都订立了以搞好业务为巾心的爱国公约等事实，可以看出我们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的方针足两利的，团结的。但是，山于上海商业的众多、分散，又是在改善经营及改变经营方针的过程中，就难免经常发生新问题和新争议，而工会又是在逐步健全起来，干部水平不高，在处理上也就易产生一些缺点。瑞有天案件发生以后，对部分职工舞弊贪污行为和资方的偏向，我们表现不够冷静，未能紧紧掌握耐心说服、团结教育的原则及时解决这一案件，轻易同意周承嘉同志向法院起诉，使后来处理增加了困难，拖延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是有责任的。
二、瑞有天案件的本身是闻广龄、夏良田、夏良祥三位职工各自舞弊了几万元(折合新币几元)钱及一些白糖。解放以后，职工依然舞弊，当然是表明他们觉悟不高。由于旧社会商业中的虚伪、作假长期影响店员，同时，过去过分剥削下，曾有部分店员养成了用舞弊方法来消极抵抗的现象，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工会领导不强，对于部分店员落后意识或旧作风未能加以全部纠正。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深入检讨基层工会对职工的教育工作。
三、瑞有天案件的主要争论是周承嘉是否舞弊问题，周承嘉同志在闻广龄、夏良田舞弊发生后，没有认识清楚事情的性质，没有面对现实积极的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与提高，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模糊了工会干部正确的立场和责任是不对的，工会没有能帮助他开清楚该案的本质及其社会根源、掌握政策及时适当解决，也是有缺点的。但资方利用录音机秘密制造片面之词，况他参与舞弊，企图开除也是扩大纠纷的原因。用这样不正确的态度对付职工，特别是工会干部，更是错误。但我们对资方错误态度的斗争，是缺乏为着更好团结的明确方针。通过市协商委员会的讨论，我们也更深一步地认识对资方的某些类似落后行为，必须主动争取、团结教育，不应急躁、不耐烦的态度来对付。
四、因此，我们感谢市协商委员会给我们的帮助，一定要遵照潘市长、刘主席及其他各位委员给我们的指示，吸取这次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加强学习，来提高我们的工作。今后要加强与工商联及各商业同业公会的联系，共同配合以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做好工作。
五、我们决定将瑞有天案件的经验教训，通报各基层工会，加以讨沦，加强对店员的政治教育，促进劳资关系更进一步改善与团结。”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详地把《解放日报》这两篇报导全文录在这里，是想让现在的读者看到，当年我们党为了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细致精微，煞费苦心。如果有人因为我们讲阶级斗争，又较快地完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以为党、国家和工人阶级曾经粗暴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那么，这两篇报导就可具体生动地向人们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当时实际，是大错而特错的。
瑞有天事件的性质清楚明白，就是偷税漏税的违法资本家对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执行党的指示，揭发资本家违法行为的工会干部、共产党员进行挟嫌诬告，恶意伤害的刑事犯罪事件。我们却在资产阶级及其上层人物无理取闹，气焰嚣张的情况下，怕影响阶级关系，为抚慰他们而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不分是非地让双方都做自我批评、实际上主要是让工会以及劳动局、包括被诬陷的基层工会干部等方面公开检讨来平息案件。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在城市工作中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党明确工人阶级足国家的领导阶级、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也确实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工会也确实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组织、教育、带领工人阶级群众，无私奉献，克服困难，维持和发展生产，成为国家政权的坚强支柱。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是亲自经历，是怎么也无法想象“瑞有天事件”会这样处置。
既然高层领导作出了这样的指示，地方党政、我们这些战斗在—线的共产党员自然也不折不扣，无怨无悔，认真负责地贯彻执行了。
问题是我们这样做，资产阶级是否有所感动，改弦更张，真能靠拢党、拥护党，正确对待国家利益了呢?不，丝毫也没有，不仅没有，正在这一年，他们的“五毒”更加泛烂：他们向着党、国家和工人阶级的进攻达到了危及国家的顶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向我们说明，那种以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不应该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不应该不失时机地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会老老实实守法经营他们的企业，从而为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以为党和国家不该坚决地基本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可以富强起来，广大劳动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生活的思想，完全是幻想。
1951年7月，“瑞有天事件”了结。就在这1951年后半年，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达到了不能再不给予制止的地步，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是一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重大斗争，是一场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前途命运的历史性斗争。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五毒”行为触目惊心。
即使如此，斗争还是为了团结和改造。斗争中党严格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揭发批判违法犯罪分子，批判为了教育，保护守法和基本守法分子，鼓励他们守法经营。在上海，为了防止意外，保护资本家的人身安全，揭发批判采取“背靠背”的办法。在企业中，职工揭发批判，资本家不在现场，把材料给他们看，有的把广播喇叭拉到他的办公室，让他“听隔壁戏”。全市划出303家大户资本家，市政府让他们集中在市协商委员会(现在的和平饭店)，组织起来，阅读有关本人的揭发材料，学习文件，自我揭发，坦白交待，改造思想。
1952年“五反”全面展开之际，市领导研究情况时，谈到了“瑞有天事例”等几件重大劳资纠纷案件，发现这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中有些人的有计划阴谋。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说：这后面有“狗头军师”，指的是当时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等人。
针对这个情况，领导指示我代表店员工会到303户中的商业资本家小组去揭发批判他们制造“瑞有天事件”的阴谋。这才算把“瑞有天事件”的是非分辨了清楚。
向我下达去揭发指示的是当时上海总工会的副主席张棋同志。张棋同志告诉我，资产阶级制造“瑞有天”等事件，目的是要搞掉工会二韩。 ．-
所谓“工会二韩”，除我以外，更主要的是上海总工会私营企业部部长韩武成同志。他又兼市店员工会的主席，我是副主席。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1年，上海私营企业中的大量劳资纠纷，都由韩武成同志代表市总工会；我代表店员工会出面负责处理。前面已经说到过，当时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下有一个劳资关系委员会，主任是劳动局长马纯古，副主任是资本家代表、安达纱厂老板刘靖基；委员由劳资双方代表构成。工会方而由几大产业工会负责人参加，韩武成和我都是委员。资产阶级方面包括荣毅仁、经叔平等一些头面人物。上海发生的大量重大劳资关系问题都在这个委员会上协商处理。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改造的阶级斗争前沿阵地。
马纯古同志当时是市委常委、劳动局长。工会方面的委员都是党员。我们既在上海总工会党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活动又在马纯古同志具体领导下进行。有事经常是先由马纯古同志召开党内会议，商量好了，再同资方委员一起开委员会协商。我们是认真执行党的劳资关
系政策，严肃认真，有组织有纪律的。但是因为韩武成同志代表市总工会，所有矛盾他出头多。我代表店员工会，十一万多户商店，纠纷较多，由我出头。我们二人在这个委员会上，也包括全市的劳资．关系问题中，就显得比较突出。我又负责店员协助税收的推动工作和同税务局的联系工作。尽管我们努力正确执行政策，但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客观存在，他们就仇恨我们，视为“眼中钉”，妄图搞掉我们。我们个人同他们并无冤仇，他们所要搞掉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这是由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的。
应当指出就我所接触到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确有若干位是比较真纯的，终他们的一生同党合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以至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但这是就具体个人而言，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的本质，唯利是图、依赖剥削、损人利己。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总要向工人阶级进攻，这是不会自动改变的。如果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也糊涂幻想，那就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事实了。 ．
经过“五反”运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被打退了，由于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资产阶级得到了改造。工人阶级也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锻炼，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这就为后来夺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开辟了前景。
以上史实说明，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正因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从而使中国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消灭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这是人类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是—个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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