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建国五十多年的正反、反复中，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旧文化孽根在某些精英身上的表现是什么，有什么危害？我们试就几个方面（决不是全部）作如下分析，并供大家研究批评。
一、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要人们，“不谋取私利”“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而某些精英猎取“精英”名利的个人主义之图，使他们追逐时髦，攀龙附凤，制造迷信。
其中最典型的是：为个人私，或对领袖、或对革命、或对改革，大肆恭维、不实事求时歌功颂德，甚至不惜制造迷信。这种充满处世、升腾谋略的假意奉承、迷信，极具生存应变力，一般人无法批评、反对。即使被奉承、迷信者出面反对，他也会以“这是伟大的谦虚”进一步恭维你。要知道，这种并非真诚的奉承、迷信，要比真正奉承、迷信有害得多。因为真正奉承、迷信，在说明真相、道理后，奉承、迷信者便渐渐觉悟了，大都心态会逐渐健康起来。而假意奉承、迷信并不那么简单。这是一种权谋。假意奉承、迷信的虚妄，是实际在摧毁信任系统和既得成就的。领袖、革命和改革的“非千真万确”性，“社会主义”的“非顺直”性，会使这些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去批评反对社会主义，或用批评、反对某个人的“个人迷信”的方法去毁灭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具有绝对的单向性，是从来不考虑困难的客观原因，以及自己在困难和失误中的责任的。——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今天的某些人的简单化的批评，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常常是语言极端，挂一漏万，信口开河……。我这里不讲敌人的攻击，因为敌人的攻击、诽谤，是和中国旧文化思想相去甚远的；这种攻击、诽谤甚至“不需要”受别的什么影响的。
二、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原则思想告诉人们“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要奋斗，总会有牺牲”，真正的精英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而长期以来，某些精英在相对俗下的意识下，总把革命、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对个人不会有任何伤害的无缺损运动。于是，一旦有损害、有曲折，就落荒，就灰心，就“反水”。
社会主义在其开创和前进发展中，不可能不存在某些缺陷、探索性失误和某些自我伤害。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应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矢志不渝地对自己和社会进行引导性改造，──必要时，得有强制和半强制性改造。而旧文化心态下的精英，容不得半点失误，尤其个人容不得半点伤害。稍遇到一点挫折或失误，就叫喊“革命、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这不是社会主义！”或反过来说：“本不该搞社会主义”。（今天，他们中极个别人的资本主义呼喊，就是这样出现的。）他们不去区分好心探索中的错失，同存心败坏下的错误之间的区别，稍不如意，就要挖人家“祖坟”。中国近代的历史，常常就是在这种：困则思变、革命激动──遇到困难便悲观失望、回心转意──于是仍旧落后──不得已便再次革命──遇到困难再回头的倒退中，反复转圈子（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在历史运动中陷进恶性周期的思想文化原因）。今天，这些精英浅薄懦下的观念，虽然人数极少，但能量很大。因为他们是社会人群中，最具活力的一层。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八、九十年代后的政治消沉，今天个别人的资本主义叫嚣……反反复复，莫名其妙地左右转悠。老实人都看得有点眼花。列宁反复说过，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它会在历史发展的极其困难的变革时期，简单化地指责我们前进中的不足，热切地盼望适当回头——那怕是退后一小步，……于是在这似乎“合情合理”的强烈期盼中，甚至“抗议性要求”中，有少数所谓精英，又鼓动人们十分愉快地逆着自已昨天好不容易攀爬上的历史斜坡，向下滑。今天，苏联滑回去了，东欧也滑回去了。中国呢？有的精英还在鼓噪，看来，已不那么容易了。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要人们有坚定的原则精神，而一些精英却精熟于封建处世哲学.——悉其内质精微，是他们一生的最大成就。
与以上的两点相联系，旧传统文化形成的全套的处世哲学，使一些人毫无原则性。──他们明哲保身，有“识事务者为俊杰”之说；另外，他们圆滑，有“见人只说三分话，事在为时留分寸”（后半句尚有理）“多栽花，少栽刺”“势不可使尽,才不可尽发”“见人说年少,见娃夸俊俏”……之训；此外，他们掌握“敲门砖”，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小亏方占大便宜”“十年勤把媳妇做，熬出头来也做婆”……之论，如此等等，多如牛毛。在这深大难测的做人秘诀中，浸透着浅俗，到处都展现一种“屑小”的狡黠。在这里，原则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个人实用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每一步的前进，都需要用坚定的原则精神去抗争、去努力。所以，这些人在自己“口头热切盼望”的“天下为公、奉公利人”的社会──需进一步去拼争时，却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淡漠。这近似──“叶公好龙”，应为国人警醒。毛泽东晚年说与一些人“没有共同语言”，并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就很自然了。
四、精英们旧文化的负面效应：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巨大同化作用。
作为旧文化的观念性存在，在二、三十年前，他们有时不自觉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解成与旧文化完全一致的东西，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这就是说，不一定都是别有用心）重演封建主义，并且还十分诚实地“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当这些本来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现实中造成祸害时，在一定时间里，当事者和另一些人——会回过头来，有意无意地把责任加到社会主义的头上，使社会主义的本来光辉遭到贬损。这种十分绝妙的栽赃术，在现代，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伪巧变化之大成，极具特色，很有蒙骗作用。通常在表现形式上（仅仅是形式而已，本质未变），是时左时右，左右无常，令人不可捉摸……。于是乎，取中折衷，圆圆滑滑，当年，实质问题的争取和争论，通常被回避；趋时应世的精巧手段常常在现实中“飞扬”。社会主义要求诚实的公、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有坦率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实心实意的不遗余力的工作、有不怕曲折困难的勇气、有改正一切已被实践（这种指的是“大实践”，不是暂时、局部的成败得失）证明是错误的求实精神、有敢于探索和坚持正确原则的严肃态度……总之, 真正的社会主义（它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指望通过三、五十年，百年革命来完成，恐怕是幻想）在中国的实质性进军，必须在坚持物质创造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必须进行民族灵魂的重塑改造，必须以全新的道德为基本点。
而某些精英该“有”的却没有，有的仍是旧的文化思想。这些人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不离旧质，能取得多大成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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