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 2005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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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刘少奇、邓小平，那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先说邓小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就成为他们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步骤。
困难来临以后，他们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夸大当时的困难，并且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不讲，一点责任也不承担，还含沙射影地栽赃与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钻到当时的高干俱乐部——养蜂夹道，聚众打桥牌。几年间，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们打牌的时间。他们美其名曰“值班”。坐上的常客除万里外，就是他称为“教授”的吴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饭店以高级菜饭、茶点侍候。邓小平打到兴致处，竟然说：“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引来满堂哄笑，完全暴露了他们在困难时期的阴暗心理。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叫调查研究年，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阳奉阴违，开着专列在京郊顺义，以调查研究为名，行对抗之实。他在那里，竟当着队干部的面，问：为什么农民十边地的麦子比生产队的麦子长得好，要队干部把生产队的耕地当作社员十边地一样来耕种。队干部当时都很吃惊；只是到了改革开放，解散了集体经济，这些人才明白过来。他还把养蜂夹道的牌桌搬到专用列车里，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他终日打桥牌。最后，把一般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罗的一些材料，拼凑成所谓“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转给正在外地身体力行做调查的毛主席。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当时，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号召大家做亲身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邓小平在这里搞的不就是“老爷式的调查”吗？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黑龙江省委会上讲到大跃进，说它是“超越了阶段”，并气势汹汹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哪个人说，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还讲大跃进“运动太多”，影射毛主席“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人民公社六十条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里，还散布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是根据这种“猫”论，他提出“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大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他和刘少奇心心相应，讲完话，竟以口号式喊：“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
刘少奇则是部中之帅。在影射攻击毛主席方面，更为露骨。一九六一年，他在家乡和当地农民谈话时，公然说下面的错误“根子还在中央”，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人们不禁要问：身为党的二把手，在农民面前讲这些话，目的何在？他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 “七分人祸”是什么。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七千人大会上，他有了毛泽东看过的书面报告，还不尽意，又即席大讲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说他报告里四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丑化党“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诬说党内斗争“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很多运动“是一哄而起”，承认错误要“倾箱倒箧”。还拐弯抹角地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可惜，这个讲话在《刘少奇选集》里“有删节”，不知删掉了什么。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对红卫兵小将回忆起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以后，毛主席对他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毛主席说：“此人（指刘少奇）我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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