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祈祷,别了汉唐。
五、别了，汉唐
柳宗元的《封建论》评论了封建制度下的过失，以为“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因此他认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就有了结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表达了儒家“天下为公”的信念。所谓公，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皇帝，陈胜如此，项羽如此，刘邦亦如此，没有差别，有德者居之，如同现代西方的总统竞选。问题是：如果说西方总统的竞选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出现，东方皇帝的选举却是以血与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的方式来完成的。后者未免残忍了，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人群的灭绝，促使社会的退化，“公”亦何益？不过，西方的总统竞选同样只是选票的征服，虽然比中国封建制度下皇帝竞选的过程平和了许多，但是选票的征服同样掩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于是就有了过去的世界大战、冷战和现代的恐佈运动。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方式以调整客观存在的矛盾？其实悠久的中华文明早已作出了回答，这就是“和”。
在孔子2540华诞前夕，1988年初，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博士在发言中指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1）
披览中国历史画卷，悲欢离合尽在其间。汉唐盛世如巍巍高峰卓然屹立，然祸福相倚，留下了长长的阴影：万马齐喑民生凋敝，东亚病夫山河破碎。读罢长太息，更尽一纸书。唐人李商隐曾经写到：“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2）。中国人的不幸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制度。中国的封建制度是精英强权和民族智慧的结合。正如《旧唐书》所述：“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3）因为民族智慧，强权得以巩固；因为强权，封建制度终究掩盖不了自身的不合理性。封建制度下的“和”是扭曲的，原因在于其立足点是“强权”。
“和”立足于两个基本点：
其一、立足于为“民”，如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4）
“和”之为政，重在爱民，孔子的答鲁哀公问表达了他的政治观念：“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5）在这里把君与民的关系说得明白了，较之于李世民的“水－舟”之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政治的本质。
达不到“和”的状态又如何？老子作了一个描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扰民），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轻死。（贪官的剥削和压迫，促使人民不畏生死的抗争）”（6）
其二、立足于维“新”。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把对于维新的信念刻在盘子上三餐面对，其耿耿之情犹甚于勾践的卧薪尝胆；为了维新，君子们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7）
在这一点上，儒与道有较大的分歧，道家不乐见更新，以至于清心寡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8）说的就是以拒绝新鲜事物来完美自我。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并非偶然，维“新”维护的生生不息。儒学有别于先秦诸学的基本点就在于它以自己的理想展示了社会对未来的瞻望。
“和”的理念源远流长。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9）。源自于经典《易经》的《中庸》这样表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 笔者以为，这是对“和”最为准确的说明了。“和”的方向、目的及其孕含的如同大自然般的蓬勃的生命力都表达出来了，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事实上，人类的活动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组成，而“和”正是体现了这一个本质性的观点。刻写在山东孔庙大成殿上的"中和位育"四个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和”是“天之道”的表达。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1）。何谓“天道”？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也就是抑强扶弱，扶贫济困；“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在这里，指出的是“人之道”――社会的不公；“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12）这是对富强者的希望；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3），孔子以“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很精辟地道出“天之道”――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案，是“和”。
哲学意义上的“和”就是“合而为一”（14）。“和”相对于“战”是和平；“和”相对于“乱”是治平；“和”相对于“剥削和压迫”是起义之后新政权的建立。长城是“和”的象征，体现了我们民族抵御外侮的决心和意志；大运河是“和”的象征，调谐了南北差异、水旱之利与社会的矛盾。“和”的理论包含着社会存在的根本性的道理。
“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先哲们对社会矛盾的观察、理解和感悟。在以后的封建时代，“和”的理论虽然有各种扭曲、变异，但是也有充实、发展。毕竟理论来自于实践，对现实的理解只是在于思考者的立场。“和”作为一种信念，对于社会的感召却是始终不渝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5）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和而不同”是“和”的延伸。“和”与“同”或“不同”处于统属的层面上。“不同”而“和”是事物良性存在的形式，是事物生生不息存在的方式；“同”则是对它者――“不同”的排斥，万马齐喑与万众欢呼是等价的“同”，此“和”非“和”。“同”的结果是“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6）。以社会学的角度说明，就是“专制”。
“和而不同”是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和高度概括。江河的劈山裂土，汇聚了万水的湍湍不息；流水的浩浩荡荡，滋润了万物的欣欣向荣。是大地的理解为江河让道，是江河的的补充化去了大地的干涸。所谓的“理解万岁”，说的就是“和而不同”。“理解万岁”达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的境界，也就达到了和谐。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的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
“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有区别的。“和而不同”是事物本质性的表达；“求同存异”是妥协，等待解决矛盾的时机。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8）。脱离了“礼”和“道”，贬“和为贵”为“和稀泥”是曲解。“和为贵”是对“和而不同”的肯定。所谓“礼”，内涵丰富，就是以“等级”作最简单的理解，“等级”也是一种“不同”。
宋人曾公亮的《宿甘露寺僧舍》很能表现“不同”的气势：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可是欧阳修在《画眉鸟》中又把禁锢下的“同”说了出来了：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和而不同”是社会学的概念，所表达的就是现代的民主思想，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也是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
和谐建立于“和而不同”之上。“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谐”。没有“和而不同”也就没有“谐”。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19）这是一句常为人们引用的语录。甜酸苦辣同勺是“和”，烹煮炸煎一锅是“谐”。老子曰：“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说的就是诸味并杂的美妙。
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与齐景公有过一段对话。“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说的也如同老子的意思。晏婴有一个反诘以证其意：“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0）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21）这才是大千世界； “君子泰而不骄”（22）否则只能孤标自尝了。
“和谐”不仅仅是“不同”的共存，更是为了“和谐以共生共长”。这后一句源出春秋战国时期史伯与桓公的对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等，以成百物。”(23)
所谓“和谐社会”，即以民主方式而不是使用强权解决矛盾的社会。封建社会，无论是统治者或是农民都不得不用强权对话。所以封建社会即使存在某种程度的和谐，最终都将归于血火之灾。“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兼爱互利的社会。费孝通说过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还说：“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希望这门学科自觉地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问题，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的到来。”，他认为：“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经验里面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张的倾向。”（24）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5）在这里，孔子将“君子”与“小人”加以对比。重义的君子主张：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但是，小人唯利是图，同利则相投，相左则相伤。
在这里，孔子对于“和”的理念作了更深入和更具实践意义的探讨。儒学是入世之学，孔子的这句话已经深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上了。包含有丰富的关于社会构建和社会发展的思想。
在这个命题下，有一些歧解。何晏的理解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26）。在这里把人群割裂为君子与小人之别，也同时把“和”导入心法。
何谓君子？“《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也就是说，不爱民者非君子 ；儒家在讨论维“新”的时候说道：“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27）,也就是说保守党中无君子；同时“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做这个君子可就难了，文凭、官位都不管用了，唯有自己的德行接近“中和”的水平，才够得上君子。关于君子的标准还有：“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说的是重德不重财，钱多了买不了德，还是非君子；“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君子的身份没有终身制，够不够得着，全靠不断的努力；“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28）家如此，个人如此，无“善”、无“仁亲”,要想当君子――没门。
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在《秋日》一诗中阐述了君子情怀：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确了君子的概念之后，可以理解儒家的“天下为公”。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教育，以及受教育之后个体的感悟和自律，所以孔子说了“有教无类”，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说人人皆可成为君子。正如，圣人的舜，当他还是以耕渔为业的时候，其贤或不肖与后来当了天子的品德是一样的，其未遇时也，手足胼胝拼命地劳作，也不过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又如，扶助秦国强盛的百里奚可谓一代名相，其之未遇时最高的身价是五张羊皮，连吹牛的权力都没有；待他受知于秦缪公，缪公评之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之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可见，小人和君子并无界限。
另一个歧解就是把这个命题演绎为心法。一些儒生耽于心法，把修练作为加盟君子的方法，却背离了儒学的本义。宋代心儒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义、利水火不容，在何晏注解的基础上，以义利观来说明“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清末刘宝楠以为“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29）其实，所谓心儒是元、明、清三代儒生阐述宋儒的心学部分而成。此时的儒学处于极其黑暗专制的中世纪时期而毫无建树，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心儒只能有益于封建专制。现代社会，当人们走出了心理的陷井，也无须效仿作茧自缚的心儒了。
没有入世，心法何益？儒家遵循修、齐、治、平的规则，所谓儒家的心法并不是独立的概念，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石。“君子和而不同”并非只是一条道德箴言。体现的是孔子立国安邦的思想，在这里“君子”并不是一种待遇，而是对天下的担当。
在等级社会里，孔子的这一个命题很容易演变成精英理论，并且进而构建特权阶层，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巧取豪夺的理论依据。不过从阶级属性来，以教书匠终其一生的孔子很难有、或赞成这样的理论。成为精英理论，是后人对儒家思想的歪曲。
明白“和”的理论，籍以深刻理解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它整体概念包括“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求同存异”与“和谐”。它以宽广博大，温熙和睦滋润着万物的共生共荣；它以无微不至，持之以恒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史上可称得上和谐社会的时段并不多。唐太宗（ 626 － 649 ）的23年间最值得称道。盛唐的和谐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
唐太宗谓侍下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割腿肉喂肚子），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30）正因此，他能够因为自己的多吃多占而感到愧疚，也能够在闻知川人无法承担制造海船的重任而停止对朝鲜的战事。“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个近似于现代“以人为本”的认识是唐太宗实现和谐社会的立足点。
在政治上，唐太宗以博大的胸怀表现出宽广的包容性，盛唐政治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政治。李世民用人的标准，除了学问和从政的能力也注重德行，即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突破了华夷之别，也兼及各种信仰。用人之道，即用人之长，亦防人之误，二者都是对于人的才能的发挥与保护，更重要的是维护政策、措施的正确性。在唐代此类的和谐成为制度，已经类似于现代民主的制度了。例如贞观3年，建立了三省驳议制度与合议制，凡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共商对策。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在“和而不同”中实现“和谐”。在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建立协商，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欧美，而在是中国的盛唐。
要实现和谐，唯有通过“和而不同”。唐太宗的宽宏纳谏作为典范载于史册。他以为：“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31）贞观期间的直言，直谏成为风气。魏征、王珪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他的驳议制与合议制就是依赖这些“和而不同”的臣子们来实现的。
政治上的和谐，直接体现在经济上的成果累累，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诗是得到大量史实的证明。
以强大为背景的和谐也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回纥兴焉。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义何哉？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32）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展现了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柳宗元评论封建制度：“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显然是以“贞观之治”为底牌的。柳宗元一生仕途波折，终未能得志。他说自己写文章皆本之六经、诸子、史骚，但“其归在不出孔子”（33）可见他的思想属于儒家。中国历史上如同柳宗元类的真正的儒者多数不得意，总是存在于追古抚今的幻想中，现实的社会越是残酷，对往事也就有越多的感慨，和谐社会总是在理想中。稍后于柳宗元的杜牧写过：“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夏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万世而为君，誰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34）。杜牧官至监察御史，他写《阿房宫赋》的目的是：“宝历（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柳宗元“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只是对“开元”之治的怀念。同样是李唐，前后如此不同，实在不是“失政”二字可以解释的。如果唐太宗的“和谐”之政能够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让后世不得违背，盛唐也许能够继续下去，我们现在竟然能够穿着大袍飘飘的唐装跑到纽约逛夜市去了，笔者当然也不会质疑“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的说法了。
另外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和谐”社会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了。宋与唐间57年，宋人是最有资格说“别了汉唐”的，可惜说得不好。原因之一，为避免悍将为乱，实行弱兵政策，以至于国防溃散；其二、多次改革，但是都无法得出好的结果，反而因为皇帝的更换，造成社会的混乱。
自古知兵非好战。不识“和”的真谛，妄议和平，宋亡的历史就是一个残酷的教训。“卧榻之侧，岂容鼾睡”语出宋太祖赵匡胤。如果评中国豪言壮语，此言不出三甲。或者，毛泽东就是因此将唐宗宋祖并列了。这句豪言见于：“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後主遣徐铉入朝，对於便殿。。。。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35）可惜赵匡胤的后人却出了一些苟且偷安的和平主义者。宋人自废武功，在外敌压迫之下如坐针毡。北宋徽宗传位于钦宗，以为可以终日诗画消闲了。在《宫词》一诗中，他写到：“新样梳妆巧画眉，窄衣纤体最相宜；一时趋向多情远，小阁幽窗静弈棋。”诗景俱佳了，如今的文人墨客可得乎？可惜，并不能如愿。1125年辽亡，辽朝是在宋、金合作下灭亡的，但是金人并不把同盟当回事，当年金兵即南下。宋人割地赔款，自降身份称金主为伯父，亦求和不得。1127年徽、钦两宗被金俘掳。所谓金即女真，本系中国北方的小部族，不得宋助吞辽亦不能，如果不是宋人的软弱昏庸，不断的奉献、退让，怎么可能威胁宋朝呢？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的一节和平主义颂，足以让那些耽于和平的人们揣摩。
后来宋人和蒙古人打交道的时候又故伎重演。外交不以实力而以技巧，立国不以军力而以财力，荒谬！蒙古人向东方的时候收拾了宋人，对宋以南的越人和以东的倭人却无可奈何，甚至朝鲜被灭后很快就复国了。唯宋人悲悲戚戚地活了一百年，荒唐！
宋亡的时候很悲壮：“十六年二月.诸军溃。。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都有那么一种不怕死的精神，早干什么去了？
“ 赞曰：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36）撰宋史者如此评论，已经没有多少同情了。
历史不会同情弱者！中国史上，总是把战争看成是实现“德”的一种手段，也是在政治上实现“和谐”不能回避的手段。对于战争的意义，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有一个极为精彩的战争评论：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楚、晋师争于郑，楚大胜。楚臣潘党建议，把晋国士兵的尸体堆砌起来作为“京观”，即“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庄王不同意，他说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37）。在这里，他不是把战争理解为武力的征服，而是理解为“和谐”的表达式。
宋亡于对“和谐”的误解。但是宋人有如此多的赴汤蹈火的忠臣义士，也说明宋政之得人心，这种事情在亡明是看不到的。宋内政的和谐胜于唐，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当其时，言论自由、学派林立、群贤毕集、歌舞升平。历史上，多数朝代的灭亡基本上是因为政权腐败、民生凋敝、世事混乱之后引发内或外的战争而完成更替。宋则亡于外交与对外军事的失败，“和”之不继，足以令人扼腕。所谓综合国力以科教能力为先，而科教能力之要在于国防实力的强化。做不到这一点，再多的财富也不过是他人的盘中餐。宋鉴不远。
无论唐宋，失败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封建制度――立国为帝王谋。和谐并不可能成为所有的人共同遵守的制度，仅仅只是一种承诺，皇帝变动甚至只是皇帝好恶的改变，都可以让承诺如废纸。柳宗元以为，汉“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所以认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从朝代来说，宋是唐相邻的后一代，可是它的败亡却不在柳宗元预测之中，反叛者即不是诸侯“国”，也不是藩镇“将”，而是他族的入主。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并不能解释政权的兴衰更替，因为这个“制”――封建制，本身就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如果人民的头上有一个绝对的权力，那么关于人民幸福的描述就是一个绝对的骗局。任何不属于人民的权力，随时都将带来社会灾难。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38）。人类社会说到底，也只是大自然部份存在的形式，同样服从大自然存在的规律。对于历史探讨愈是深入和广大，这种感觉也越是明显。今天的成功可能是明天失败的縁由，今天的失败或者奠定了明天的成功；伟大的业绩常常掩盖着巨大的阴影，沉重的沉闷正孕育着火山一样的热情。
为了长治久安，所以儒家讲求中庸，中庸者非求其中，“执其两端，扣其中而竭焉。”或者说，大自然提供人类生存的空间，社会提供人群思考和抉择的空间。不要寻求绝对的正确，绝对的正确是不存在的。如果它存在了，只是意味着另外的一些的正确被复盖了；如果它存在了，只是意味着将来必有对称的否定。汉、唐史是如此，更多的中国史也是如此。汉、唐盛世给后人振奋，但是中国更长的时间内是存在于它衰败的阴影中。汉、唐制度失败之处就在于它提供给社会思考和抉择的空间太小，最后只好以动乱和起义来解决沉积的矛盾。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解决各种矛盾的机制，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只有当它比“斗争机制”具有更加博大的容量才是可行的。我们需要强势群体对社会的推进，但是我们更需要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和让步。所谓强、弱本来就是互为转化的，不能让个体的强弱之变影响整个社会。和谐就是让种种转化在理性的范围内进行。
宋之后的中国进入极其黑暗、专制的中世纪时期。虽然有人视痔疮如鲜花，但是雍正还是雍正，康熙还是康熙，只能说明些许人的妄想，或者只是反映了社会的局部，时间上的片段。人民在觉醒，历史在前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毕竟不是些许人改变得了的。笔者曾经有一文，题曰《走出山坳的中国》，写的是中国军力和国际影响力。这里的山坳指的就是唐宋到辛亥革命间的中世纪时期。
和与之扩延的理念是中国存在久远的民族智慧，但是在历史上只能影响局部或是某一些时期，而不能成为制度并以之为历史发展的基础。在21世纪，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必将促使人类社会迈上新的台阶。中国人将如何构建自己的家园？或是建立一个多样纷呈、和谐共生的理性社会；或是沦为一个残酷竞争、官富横行的走向毁灭的社会。我们向自身文明提出如此咨询。
温家宝在北大校园对学生们说到：“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社会发展就是要使人的创造性思维迸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进步。”（39）。封建主义以嗜血性的血与火的搏杀作为皇权建立的理由；资本主义以动物化的生存竞争作为体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则以人性化的兼爱互利的和谐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革新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思考的时代。和谐的理论，以人为本的信念，必将成为制度直接进入、引导着我们的社会，改进和丰富着我们的生活。汉唐是我们历史上的高峰，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要复兴汉唐，向前只需二十年。别了汉唐，现在攀登的是又一座高峰－－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现代化的中国，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进步――向着更高，更强，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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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译：
（1）《堪培拉时报》报道：1970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得主，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的论点。
（2）《贾生》，贾谊，西汉文帝时期政论家，著《过秦论》等。
（3）《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上》
（4）《大学－第三章》。
（5）《说苑•政理》。
（6）《老子•七十五章》。
（7）《大学－第二章》。
（8）《道德经－还淳》。
（9）《老子》第四十二章。
（10）《中庸第一章》。
（11）论语【季氏第十六】。
（12）《老子》第七十七章。
（13）《论语－季氏》
（14）杨献珍哲学命题：“合二而一”。上世纪60年代提出。“合二而一”论反对片面性及将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因与“一分为二”相悖，在文革受到强力批判。杨献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时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
（15）《礼记•礼运》。
（16）《国语.郑语》。
（17）《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18）《论语－学而》。
（19）《道德经－第六十章》
（20）《左传》昭公二十年
（21）《诗•大雅•荡》。
(22)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23）《国语.郑语》。
（24）费孝通《论"和而不同"》。
（25）《论语•子路第十三》。
（26）何晏《论语集解》。
（27）《大学－第二章》。
（28）《大学－第十章》。
（29）《论语正义》。
（30）《贞观政要》卷一。
（31）《帝京篇》
（32）《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33）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34）《阿房宫赋》
（35）宋－杨亿《谈苑》。
（36）《宋史本纪第四十七》。
（37）《春秋左传－宣公》。
（38）《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39）亚洲时报05年5月5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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