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野一般划定在五四运动。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矛盾在现代化语境下表现为民族救亡和社会转型的矛盾。中国近代史上的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基本矛盾引起的。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主张不同，而政治主张不同又主要表现为对基本矛盾两方面的侧重不同。此外，客观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得同一阶级或阶层为贯彻政治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升级。
农民阶级主要侧重于民族救亡的一面。当然，一定条件下它们也会提出变革社会制度的任务；但由于它们自身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制度转型问题。它们对整个时代环境的变化毫无察觉，因而最多也只是将历代农民战争提出的纲领性口号系统化为纲领本身。但这样做事实上是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选择了一个最落后的方案，是在将中国拉向倒退。如果说农民战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还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话，那么近代史开始后的农民战争则几乎可以全盘否定；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积极作用，也仅仅表现在抵抗外来侵略这一点上。这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那里得到了证明。
相反，知识分子的眼光要远得多。他们已经认识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治本之策是实现社会转型。他们试图在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实现这一转型。但不幸的是历史不等人。每每当他们还在做准备工作或进行内部争论时就已经国难临头了。这使得他们再也不能做冥想的哈姆雷特，转而要做战斗的堂吉诃德了！
维新派首先发难。他们本来还在做文化层面的工作，阐述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认识到必须立即将政治主张化为制度变革的实践，否则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但不幸的是他们失败了。
继之而起的是革命党人。他们吸取了维新派的教训，一上来就采取舆论斗争和军事斗争两条战线同时并进的策略。可新世纪的黎明降临时，中国的灾难局面诚如陈天华所言，非但没有减弱一丝一毫，反倒增加了几分。于是革命党人加快了军事斗争的速度和力度，终于在1911年迈出了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政体形式，建元民国也即共和国。
这之后，中国的局面由于军阀混战的掀起也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近代化两大任务的完成仍然任重而道远。但由于一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因而提供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冥想和辩论的时机。这就是力图在文化上实现转型的新文化运动。
但历史似乎不愿多留给中国一丝喘息的机会。不久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中国在胶东半岛的主权居然由德国人转到了日本人手里。全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再次空前膨胀。他们被迫中断争论，因为历史向他们提出的紧迫任务是赶紧拿出方案。
当代中国对“五四”精神的定位出现了两种论调，官方认为是爱国主义，主流知识分子认为是自由主义。出现这种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双方的历史语境不同。知识分子习称的所谓“五四时期”实质上是指新文化运动，而官方则强调原本意义上的五四学生运动。殊不知，1919年5月4日的到来实际上中断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意味着“五四时期”的告一段落，原因就在于时间已经不容许知识分子继续争论了。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胡适当年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真实动机就在于此；而李大钊对他的反驳在出发点上与胡适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他认为确实不必争论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新方案了。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今天的现代化语境下重新理解，其实并不是什么两种方案之争，而是已经有方案和暂时没方案的矛盾造成的误会。
可中国知识分子、原先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却真的从此分道扬镳了。中国现代史由这个令人叹惋的分野拉开了序幕。
由于在实现社会转型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它主要反映在人们对转型的理解和选择上的差异。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三大问题：第一，哪个层次、哪个领域的转型最为关键？第二，转型的目标取向是什么，或者说转成什么型？第三，在完成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新事物与传统的关系？这一时代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这三大问题备受内心煎熬，无论是作为“五四”导师一辈的胡适、陈独秀、鲁迅，还是作为“五四”小将一辈的瞿秋白、毛泽东、刘仁静都无不为之劳神心伤，只不过他们最终的选择不一样，并且终于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他们的悲剧是一个时代下一个民族的悲剧。
正是在历史语境转换的时代背景下，“全盘西化”的争论开始兴起，因为上述三大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以至崛起的道路，或者说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史以“五四”为起点是正确的，因为中国人从此开始面对一个崭新的课题——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初露尖尖角的现代性问题。
新中国的头三十年过得很郁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高度集中与统一似乎暂时屏蔽了现代史的基本课题。可是当“文革”结束后，有人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解读毛泽东的一生时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走了一个圆圈，晚年实质上是实践早年的理想。人们这才如梦初醒，原来中国人沉睡了三十年，而现代化不仅远远没有实现，事实上是刚刚开始。
中国人不得不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开始新一轮勇敢的探索。邓小平毅然决定改革开放，他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我们一百多年来依次学了西方的技术、文化、制度，可就是没有学体制。他和毛泽东一样，是意志坚定的伟人，88岁高龄还在为此战斗不息。
可是新问题又随之而来，包括制度与体制的矛盾、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已改革的体制与尚未改革或尚未完成改革的体制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性问题的幽灵又两次现身。一次是89年风波和紧跟其后的苏东聚变，一次是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它们再次将“全盘西化”问题提了出来，其实质仍然是悬而未决的现代性问题——究竟是走民族特色现代化之路，还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
90年代的大论战中，新左派还首次将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中国的袭击当作主要威胁提了出来。99年发生的中美冲突一度使坊间舆论倾向新左派，因为很多民族主义者也在这时站到了新左派一边，而他们是民族资本的代言人。这些现象表征出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又一个新课题——如何处理民族工业与全球化的矛盾？新左派、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民族利益问题和社会转型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再次被牵扯到一块儿。
这些争论不仅是现代史没有解决的现代性问题的幽灵在中国的徘徊，甚至似乎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复活了近代史的基本问题——民族特性和制度文明的矛盾。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以各种形式出现，比如民间对毛泽东的评价之争，一些人否定他，认为他创立的制度为中国带来了灾难，另一些人肯定他，却是着眼于完全不同的方面——他在世时没人敢欺负中国。看来，现代性问题的幽灵还远未到舍中国而去的时候。
1840年珠江口的一声炮响带给中国的是什么？是中国人自强不息传统的重拾、振兴中华的努力探索，也是绵延至今的困惑和焦虑。当西方殖民者第一次实现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环游世界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世界历史正在开启，更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世界不平衡发展的起点。农业时代的不平衡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一方面世界远未被联为一体，另一方面入侵者是落后的游牧民族，而这两条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恰被完全颠倒过来了。这正是第三世界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根源。
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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