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儒学数千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儒学总是在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在进行变革。儒学第一次统治地位的确立得益于董仲舒的变革，这次变革使得儒学独霸中国思想界达四百余年；两汉之后佛学与玄学的兴起严重冲击了儒学的地位，于是儒学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了第二次革新，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再次垄断思想界近七百年。由此可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进行变革，因时而宜地修正自己的理论，是儒学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是它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如果它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革新，那么它必将为时代所遗弃。儒学的兴盛从反面证明了这个观点，儒学的衰落又进一步印证了它。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思想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有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处于风雨摇摆之中，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已经预示着又一次儒学大变革的到来。然而历史并未给儒学以足够多的时间，它的变革才刚起步，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场战争不仅是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更是儒学走向没落的先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之快为中华数千年之仅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远非当时的程朱理学所能解释和解决，而儒学革新的步伐才刚刚起步，这一切对儒学提出了千年未有的严峻挑战。
残酷的现实决定了第三次儒学的变革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积累，它必须一步到位，小孩刚出生就让他学会走路是不可能的，而儒学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然而儒学毕竟是儒学，凭借数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理论经验，凭着儒学在治国、平天下上所遗留的具体操作性的巨大的理论真空，凭着它培养出来的一批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儒学迈出了它又一次革新的第一步。林则徐出现了，《海国图志》出版了，《盛世危言》流行了，火山大喷发了，一批以儒学叛逆者出现的儒学革新者们开始了儒学历史上的第三次变革。
一种理论体系，如果仅有卫道者而没有反叛者，那么它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儒学拥有像林则徐、康有为那样一批叛逆者是儒学的大幸，然而儒学的悲剧在于它同政治结合的太紧密了，手握大权的都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卫道者，于是林则徐被流放了，康有为流亡了，儒学的革新也失败了。于是，儒学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危险。
如果孔子能听见康有为在海外发表的保皇言论，他一定会黯然泪下的：康圣人在尚未培育出一个顺应时代的后继者即走向时代的反面，儒学完矣！
然而上天也似乎待儒学不薄。20世纪初，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思想家提出了一套以实现儒学终极目的为目标的三民主义，儒学的革新似乎又有了希望，但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却在功成之前猝然而逝，儒学出现了它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它丧失了政治上忠实的代表。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政治上没有忠实的代表就意味着这种理论被抛弃，虽然这位思想家所遗下的国民党仍以儒学为指导，但那已是改造过的旧儒学，随着代表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儒学走完了它在大陆的历史。
时过境迁，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新儒学”突然异军突起，风靡海内外，这是儒学的又一次革新还是它最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从新儒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具体建议而论，它不是儒学的革新，但也非是最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它应当是宋明理学没落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儒学在海外毕竟还有众多的学者，它毕竟还有丰富的理论经验积累和理论真空，也许，它会再一次复兴，起点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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