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技术，就是实践，是基于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是天生就有的么？不是，是人在实践中认识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论坛上争论，似乎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异议，但是当年的旧中国，在步入新社会的时候，相当多的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其实是中国的旧式文人，是对这一点有很大的异议的。实际上，即使是文革结束之后，这种否定实践第一的观点甚至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甚至仍然会出现两个凡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观点，甚至仍然要展开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就说明唯心主义的，否定实践第一的思想，仍然在中国非常有市场。
我如果要强迫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会怎样进行呢？我会让他们被迫同意一件事情，一个观点？那是不可能的，我最多让他们虚假地表示臣服，但这没有用处。我当然是强迫他们实践，把他们从书斋中赶出来，面对社会观察社会。
我知道当年的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受到了宗教人士的迫害。那些宗教人士也是知识分子，也看过许多书，也通晓古代历史，通晓亚里士多德的书。那么，如果我当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我要改造这些知识分子，我会怎么办？我会强迫他们做物理实验，了解光线折射的原理，透镜的原理，动手作一架望远镜，对天空望一望。我让他们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再看他们是怎样坚持地心说的。当然，他们仍然可能还坚持地心说，但是，在了解了新的实际情况之后，他们坚持的办法都有可能不同。
毛泽东要改造的知识分子，主要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脱离实际。
你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改造中国吗？那么，如果你连中国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又谈何改造中国呢？而要改造中国，首先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因为农民现在也占中国的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不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你了解农村吗？你了解农民吗？如果你不了解，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大放厥词，大谈许多空中楼阁式的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则要么没有人搭理你，你觉得怀才不遇，要么你掌了权，或者骗取了统治者的信任，实施你的脱离实际的方案，则只能给社会带来灾难。
实际上，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农村，在来之前，他们也有一个书本上的，或者道听途说的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但是来之后，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之后，他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所获得的一些认识也不同，他们会知道“哦，原来中国的农民是这个样子的”，这是第一手资料，是建立各种不同的思想的基础。
真正的科学总是喜欢第一手资料的，比如一个美国人，为了研究大猩猩，就能够深入到大猩猩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因此而获得了许多原来在书斋中的科学家所不知道的知识。当然，我这里似乎是把农民比做大猩猩了，似乎是不敬，但是，从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来讲，确实如此，本人确实没有多少道德观念。
我看过许多当年下过乡的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对农民和农村的认识，的确是和没有下过乡的人相比，要多很多的，虽然他们仍然要大骂毛泽东让他们下乡。其实，下乡已经使他们受益匪浅。
所谓的“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不是说让农民给知识青年上课，而是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知道这种生活方式，获得新鲜的真实的知识。什么叫受教育？受教育就是获得新知识，你获得了新知识，你就受了教育。你了解了大猩猩，你就受了大猩猩的教育，你了解了农民，你就受了农民的教育。就这么回事。
此外，当年知识分子说是说被强迫改造，强迫的程度如何？对哪一些人实施了强迫？其实，真正被强迫的人是很少的，是那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文革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又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少得不得了。
就说王蒙吧，去新疆农村生活了十几年。王蒙在自传式小说《狂欢的季节》里讲他是怎样去新疆的，是他在文革发动之前的1965年自愿申请去的。连去的地方是新疆，而不是青海，也不是西藏，也不是甘肃，也是他自己定的，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法官判他到新疆。而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办理了各种手续，就和全家人自己买火车票出发了，并不是说有一个警察把他押送去的。在八十年代以前是没有什么收容遣送条例的。更没有一种景象是两个警察押送着一个知识青年到乡下去这回事。知识青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当时的知识青年什么时候想干活什么时候想放假，想回到城里住上一段时间再回到乡下，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说我的经历，不就已经说了我姐后来名义上是下乡，实际上却呆在家里吗？
还是说王蒙，他申请去新疆了，可是他的一些右派同伴，却选择呆在北京。把他打成右派的他的领导，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更想不到去新疆，也是选择呆在北京。这本身就说明，是去农村，还是不去，完全是知识分子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来了，那些王蒙的没有去北京的同事，领导，都怎么样了呢？都受到的批斗，有的还被打死，他的原来把他打成右派的领导，现在自己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有的自杀有的挨批斗挨打。
那么，那些打人的人，迫害人的人，是农民么？是工人么？整个文革期间王蒙就呆在新疆农民中间，那中间就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想到要打王蒙，要迫害王蒙，王蒙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游过街，被开过批斗会。那么，实验表明，农民根本就没有迫害王蒙的任何愿望。
实际上不止王蒙的小说，你就看绝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右派们写的小说，即使说到他们受到怎样怎样的迫害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过农民迫害他们，农民把他们打一顿这样的事情。林希写过一篇小说，也是说的他在劳改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头儿倒是迫害他们，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被借调到附近村子里工作，他就说那村子里的农民，包括党支部书记，对他都很好。大右派丁玲，在回忆她在东北农村下放多年的过程，也说农民对她很好。
那么，那些迫害人的人，究竟是谁呢？还是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迫害行为，都是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是这一拨知识分子开另一拨知识分子的批斗会，将另一拨知识分子游街。
我认为王蒙是会感谢毛泽东的。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主动来到新疆，文革期间过得很好，甚至伙食都很好，夫妻两个成了烹调专家，文革结束后写了那么多有趣的小说。而他的同事们赖在北京，个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真是一点也不假。
实际上文革期间的许多乱打乱闹，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乱打乱闹，问题成堆的地方，都是大专院校各研究机关政府各部门等知识分子成堆成群的地方，是知识分子的狗咬狗。真正有人想通了，离开那些是非之地。来到广阔的农村，那些个乱七八糟的矛盾就被远离了。
实际上文革中的许多极左，正是现在的极右。我记得前年看过一篇中国作家的一个回忆录，讲的是北京一批作家在文革期间到福建那儿生活，这些人都加入到五七干校中，都是编成连队的。那文中就讲到一个女作家，现在已经在美国坚决地反共。而当时她是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却是最左的一个。这个回忆录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连队的食堂伙食差，而知识分子们都还是有一些钱的，因此希望能够向附近的农民买一些鸡或者鸭来改善生活。这件事情，一个从武汉部队调过来的部队里农民出身的连长，认为可行，可是那个女作家，身为指导员，却坚决制止，你们说是谁左？文中还专门讲到，大家每年回北京探亲，也都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偏偏这个女作家，这个政治指导员，穿着浑身打补丁的军装，穿着草鞋，还背着一个红军时期的那种样式的斗笠，以表示她的革命化，并不是说有一个警察用枪指着她逼着她这么做，她还是政治指导员，也算是一个当时的官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人打小报告的，比如说报告某人写了反动日记。那么，受理这个报告的人，如果是工宣队长，或者是军宣队长，就很为难。工宣队长和军宣队长都不喜欢没事找事整人的。什么样的人能够从一个人的日记里的字里行间看出这个人反党呢？还是知识分子，就农民那文化水，根本就不会去看人家写的日记。实际上工宣队长遇到这事都是努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什么“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也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意思也就是不整你了。
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但是他这一辈子是没有接近过工人农民的，他的生活圈子，就是知识分子，因此，实际上是丑陋的知识分子，他在文中写的那些所谓中国人的毛病，都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如果他能够象王蒙那样在新疆农村和农民们一起生活上十几年，未见得能够得出丑陋的中国人的结论。
我几年前还看过〈当代〉杂志写的一篇社会实录，那个作家就采访了一个打扫厕所的工人，了解他的情况。这个老工人可是打扫了一辈子厕所，现在已经搞承包了，因此他管的那个公共厕所是收费的。这篇文章也问到这个工人文革期间有造反派让知识分子来打扫厕所的事情。这个工人说当时他的确手把手教知识分子们怎样打扫厕所来着，他说确实有一个知识分子感到委屈就在他工作的这个厕所里自杀了。然后他说，打扫厕所就叫迫害，那我打扫了一辈子，算不算受迫害？我是不是也应当自杀？然后表示，毛泽东很仁慈，没有把那些知识分子都杀了。这个工人还说，说是说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让我们工农分子知识化谁不高兴？但是让知识分子工农化他们就不干了，觉得他们挺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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