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八路 愧谈当年勇
是我想说几句心里话的地方,在这里说些可能大家可能无兴趣的话,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父亲叫习换章，前几天刚过81周岁生日，他1939年参加八路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才因头部中弹回到老家革命老区河北省行唐县一个贫困的山区农村回乡务农。前几天，父亲度过了自己81周岁的生日，看到父亲大病一场后健康状况逐步好转起来，我们兄妹五人从不同地方汇集到一起为他祝寿。父亲一生只吸烟不喝酒，包括啤酒，过生日那天也只是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兄妹吃喝聊天。父亲给我们看了中央下发给他的中国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章，但从父亲脸上到看到的却是少有的冷漠与平静，再也没有我们童年时所见到的拿着一枚枚各种胜利纪念章讲述他们那一代人的自豪。
父亲15岁那年离家参加了八路军359旅，先后在部队呆了十一个年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父亲说他刚进部队时由于年龄小，只能被人称作“红小鬼”，他最初的武器是一尺多长的小马刀。父亲一生没有立过大的战功，因为他先是在南泥湾从事大生产运动，后来曾从事警卫工作，当过王震的警卫排长，回乡前也只是一个副连长，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高岗等等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站过岗放哨，听过他们作各种各样的动员报告。父亲头部的伤是在1948年陕南战役中受的。父亲说那一仗打了三天三夜，当他用一支缴获日本人经过改造后的能发射手榴弹的三八大杆向敌方的机枪发射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使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已经在一个农家的地窑洞了。后来父亲知道，那一仗结束后，头部伤重伤的父亲是在死人堆中被发现的，一个农村的民妇救了他。父亲一直在地窑里躺了十多天，靠老乡的小米饭度过了危险期。战势逐步平稳后，父亲被转到了后方医院，当时的医院缺医少药，只能用草药涂摸在伤口，然后用一支小碗扣到头上再包扎起来。他们伤员用的病床就是用大麻包装上柔软人柴草，然后让伤病员躺上去。父亲在后方医院一直住了半年多，伤情并不见好转。父亲说，那时伤口已经化脓，这样下去自己觉得也很危险，但又没有条件进行手术。没有办法，他一个人偷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包扎着的伤口慢慢打开，然后自己用手指将脓挤出，将里面破碎的骨头取出来，然后又胡乱的包扎起来。父亲的冒险却带来了自己伤口较好的痊愈。至今父亲头上，还留有一公分多深的弹坑。1949年5月前后，父亲一条军用毛毯等简单随身物品回到了老家，此后和我的母亲结婚成家。那家的家乡已经解放，县政府要安排父亲到相关部门工作，但由于父亲伤势并未彻底好转，脑袋天天耷拉着立不起来，便回村务农了，回到了两元化极其贫困的大单元——农村。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村里乡亲们眼中的好人。我知道除了他提起过的在村里担任大队长的事外，还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在村委会担任调解员，在村里过集市时帮助收税挣几块钱的补贴等。或许是父亲从生死线上走过的原因，他很少与人争什么，与人相处吃了亏他也并不计较。在乡亲之间发生矛盾时，他担任村调解员，总是两方都要数落一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难评出谁是谁非，因此村里人说他是“大泥板”，只找平，不求光。在贫困的农村，农民有了病就是抗着，一般不到要命的时候是不会去医院的。父亲是公费医疗，便常常在家里准备祛痛、止泻、退烧的简单普通的药片或膏药，谁有了病便可以随意来取用。在儿时的记忆中，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在村里的街道上，总是能迎来善意敬重的目光。每到大小节日，学校的孩子们便到家里给我们家打扫院里，开始拥军拥属，父亲在家便每人给块糖。学校还要请父亲他们几个革命伤残军人作报告，乡村的干部还要到家里慰问他们。那时的日子并不富裕，但父亲总是很快乐，因为有无数尊敬的目光望着他，因为父亲是他们现实生活中能亲眼目睹的英雄。父亲说他在南泥湾大生产时，曾经交过十几担的公粮，那时的旅长王震曾告诉他们，当革命胜利后国家是要还你们的。在文革初期，父亲的抚恤金一年只能一百多元，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比较困难，父亲曾给当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写信，说明家里的困难情况，王震给父亲来了信，告诉父亲如果家里实在困难你就和家人到新疆的兵军团去吧。那时的父亲在村里的生产大队任大队长，带领着全村人从事农业生产自救，便打消了自己一家人奔活路的念头。文革后期，父亲看到同村的革命伤残人员到原来的部队拿回了一些旧军衣、军鞋和少量的现金粮票等，父亲便决心到北京找王震讨要他当时答应革命胜利后归还他在南泥湾开荒时交纳的十几担公粮。父亲到了中南海住了十多年，由于文革的原因也没有见到王震，在北京居住的二叔便给父亲买了张火车票将父亲送回了老家。
进入七十年代末期，农村开展了包产到户，生产队村委会基本上瘫痪了。每家每户开展守着自己的几亩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有本事的人开始作些小生意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一些村干部利用职务便利贷款搞着自己家庭的付业。或许是父亲在南泥湾呆过的缘故，记忆中的父亲会将羊毛纺成毛线织成毛衣，那件毛衣我们兄妹五人都曾经穿过，中间曾修补过无数次。记得农村刚包产到的时候，大哥、二哥在县工作，三哥出外打工了，家里只有十四岁的我和小我二岁的小妹妹了，父亲和我们一道从事收秋种麦，由于那时的农机具全部到了一家一户，多数人家只能回到原始的简单耕种时代。我和小妹妹将农家肥拉到地里，近六十岁的父亲便让我们简单地用镢头将地翻了一下，就用南泥湾的方式将种子直接撒到了地里，乡亲们说父亲“懒省事”，不过那一年家里的麦子长得还不错。进入八十年代，父亲彻底回到了家里，村里的各项活动也便没人再找父亲了。父亲还好有一年几百元的抚恤金，但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国家在此外实行工资改革，各行各业工资大幅上涨，但父亲的抚恤金并没有涨多少，至今，一些国家公务员的月工资长到一、二千元甚至更多的时候，父亲的抚恤金也只有一年二千多元。近十多年，父亲只有依靠少的可怜的抚恤金和在家务农的两个哥哥给他一年几百斤的粮食过活。从那时开始，父亲开始逐步感到了失落。我作为家庭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最小的儿子，1990年从山西的一家矿业学院来到了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即将关闭的煤矿工作。那时的父亲已经十分的衰老，在帮助两个哥哥盖了房成了家后，开展过自己平淡温饱的日子。城市的各项改革在进行，父亲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关注我这个最小的儿子了。在上大学前我告诉父亲，我的将来靠我自己来解决。我没有多少人际关系，觉得不能永远留在一个即将关闭的矿区生活一生。我在煤矿停薪留职后，来到石家庄自己谋求工作，先后在杂志社、电视台、报社打工，前后换了十多项工作，1998年我调入石家庄省直机关某单位工作并于当年结婚，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开始有能力尽可能自己少吃少用一点，多给父母一点钱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2000年前后，当彩电价格便宜一些时，父亲在村里成了最早几个看彩电的人，我还为父亲在家里的水井里装上了潜水泵，省得他们为吃水发愁。父亲在村子里的日子，相对一般老人要好一些，但却很少有人听他讲他从前的故事，也很少有人关心他从前的故事，父亲时常在我回家时向我发一些让我也无法安慰无法向他解释的唠叨。
——天下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什么社会对他们的关心越来越少，莫非共产党忘记了他们？父亲这样的革命伤残军人在我们村原有他们四个人，现在只剩下了父亲一个人。或许是因为行唐县是个革命老区、贫困县的缘故，前几年，一位二野的断了一条脚的老同志在年底到乡里领取一千多元的可怜的抚恤金和报销几千元的医药费，但费用却迟迟发不下来。老人一趟趟的找，乡里的办事人员烦了，“你找什么找，你不就是当兵打过仗，又不是我让你当兵打仗的？光找我干什么？”老人火了，举着拐杖非要打那个乡干部。最后，在别人的规劝下老人忿忿地离开了，边走边骂：“你们这些当官的动不动贪污几十万上百万，一个乡长都要坐小汽车，我们一年几千元的抚恤金、药费却无人管， 你们明白不明白这天下是共产党领导我们打的，现在这天下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上级民政部门要给他们这些革命伤残军人发个优待证，要求乡里给他们一定补贴。我们所在的乡经济条件不太好，乡政府怕提包袱，便不给他们发证，自然也就不用发补贴了。直到十多年后，合乡并镇，其它乡的革命伤残军人到合并后的乡要求领取补贴时，老父亲他们才知道了政府的优待政策。父亲多年对此耿耿于怀，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一个地方还要处处不一样？城市和农村不一样，县与县不一样，乡与乡不一样，村与村更不一样。一个被国民党俘虏的八路军战士被押到了台湾，现在已经在那里安家，每年的政府救济也要合十多万人民币，生活条件相对较优越。然而，他看到父亲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为他们感到委曲。
——现在的药全是假的，花钱多却治不了病。父亲一生有病就是吃普通的祛痛片、安乃近、四环素之类的便宜药，一次用不了几元钱，很少打针，更别说住院了。父亲一生至少只输过两次液，一次是三四年前，父亲得了胆囊炎，吃不下东西了，觉得自己不行了，便让我们弟兄几个回去想见我们最后一面。我们弟兄生拖硬拉将他带到县医院检查了一下，花了一千多元，病好了，父亲觉得钱花得太冤枉。前段时间，父亲由于吸烟太多，得了肺炎，又觉得自己不行了，但坚决不进医院，只是在乡卫生所拿点药自己吃，杜绝打针，最后还是兄妹全体回家，一齐出动将其带到县医院开了药方取了药回来输了几天液病基本好了。父亲经常说打针输液全是骗人的，药是假药，为什么呢？我推断，父亲二十多年前一年的抚恤金是一、二百元，现在是一、二千元，相比长了十多倍，可是原来看病一次多是拿点药花上几块钱病就治了，现在经常是要花几百块钱病却不一定能好，药价却长了上百倍。父亲得病药费尽管可以全额报销，但要自己先将钱垫上。父亲一年只有二千多元的抚恤金，却在年老多病的晚年光需吃药无需打针住院一年至少也要三几千元，如果住院则更多，他觉得自己垫付不起。父亲一生性格刚强，在我们兄弟成家之前就说了，我将来生活费用不要你们管，你们管好自己就行了。其实，在老家务农的二位兄长只能给予父亲一年几百斤的粮食，平常支付子女上学的费用都十分吃力，生活上尚不及父母。尽管我们和父亲说，有了大病需要用钱由我们其它弟兄解决，但父亲却一直坚持一般不进医院。或许让父亲感到不安的不光是什么药效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药费问题吧！
——电视上看到国家发展如此之快、变化如此之大，而我们所在的农村为何解放至今也只能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却要说什么小康。父亲说，电视上当官的坐的都是高级小汽车，人家说一辆要几十万，城市里到处是高楼大厦，而农村却解放五十多年了，我们这里老百姓不过刚够填饱肚子。乡里说，农民人均收入二千多，什么都小康了，骗鬼吧！农民种的地除了打的粮食够自己吃饭，如果将自己投入的人工算上几乎要赔钱？哪来那么多的收入。听说农村一家养几头猪、几只鸡买了多少钱，打多长时间工挣的钱都要算进去得出来的。但养猪、养鸡得喂粮食吧，却不给你算投入；到外边打工，却不管你拿没拿到钱，也不管你在外吃住花不花钱。现在的农民看不起病，乡卫生院几乎要倒闭了，连工资都几乎发不出来。学校越办越差，条件稍好的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县里的私校读书去了。行唐县作为一个建国以来的贫困县，其私立学校是整个石家庄市属各县市区最发达的县，全县的教育实力都体现在私立学校，国办学校都处在半瘫痪半倒闭状态。
对于父亲的无奈，我无法给他们老人家解释。如果我将我了解到的社会现实告诉他，那么父亲感到的还仅仅是失落的问题吗？父亲认为他们闹革命、打天下的目的决不是这样的。父亲老了，让他在社会的角落安度晚年吧，我不能让现实的东西过多打扰他了。现在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原有的英雄气概，就像一个老玩童动不动想发火数落别人几句。当有人对父亲说，你看谁谁是你的战友当了多大的官时，父亲往往淡淡地笑一笑说：他们早都死了，虽然官做得大，命却没有我活得长久。这次搞战胜利六十周年，有关的领导将中央下属的一枚镀金的纪念送给了父亲。父亲告诉我：我问那些当官的，叫我们来就为这个牌牌？领导们又给了我一百元钱。说到这里，父亲笑了，像占了天大的便宜。父亲说，国家要给他们长钱了，报上说他每年的抚恤金要提高到一万多元。父亲说要好好看病，要多活几年。小妹告诉我，父亲越来越小气了。或许是吧。
像父亲和母亲一样双双健在的80岁以上的老人，在我们近三千人村里，只有我父母这对老夫妻了。这一点是我最感荣幸的，愿我们父母亲能够在偏远的乡村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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