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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启示

古月清华 · 2005-09-15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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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启示

——纪念葛兰西逝世68周年

古月清华

20世纪历史的主旋律是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伟大变革。然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股势力,由分歧而分裂,最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变革力量。到20世纪末,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困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重重矛盾,宣告“苏联模式”的失败;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依旧活跃于政治舞台,但是同样也遇到了“向何处去”的困扰。现实迫使人们严肃地思考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及其未来命运。歌德说过,传统不是继承得来的,而是斗争得来的。要重新“回到马克思”,在现实斗争实践中批判地继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狱中札记》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ic,1891——1937)之所以具有出乎意料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他在政治上未获成功,其著作也比较零散和艰涩——他提出了阐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强大的理由,并指出在旧制度似乎仍具有强大威力的时候,革命运动依然可以取得进展的方法。“谁真正试图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索和研究呢?”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写道,“我只能想到葛兰西。”(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64年版,第114页。)在葛兰西的思想中,阿尔都塞特别注意的方面是葛兰西对社会上层建筑和作为基础的经济力量的关系的研究。葛兰西拒绝承认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所代表的那种粗糙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试图依据这样一种方法,即承认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来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纯经济力量的影响,使葛兰西创造了以文化领导权(hegemony)为核心范畴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如何保持其势力并获得广泛的支持。葛兰西依据这种理论认识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价值观念。

由于葛兰西强调了社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因而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二十世纪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诸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对于艺术和革命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兴趣;与葛兰西同时代的卢卡奇(Georg Lukacs)则侧重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但是,与托洛斯基相比,文化、教育和哲学问题是葛兰西思想和实践中更为核心的问题。同时,他又比卢卡奇更为直接地卷入了政治实践和组织活动中去,这就使他的思想更具有行动的范式和历史的张力。

由于葛兰西强调政治领导必须基于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先地位,同样也基于经济上的优势,因而导致他思考至今在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那里也必须慎重思考的另外两个重大问题,即知识分子问题和政党问题。葛兰西将知识分子视为革命运动的中坚,这毫无疑问使他的著作深受西欧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葛兰西在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中,更加重视并深入地研究了历史。从历史研究中,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中杰出人物在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巩固中就像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一样,是最为根本的力量之一。由于葛兰西强调在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发动革命变革中,杰出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考察了政党的作用。鉴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中,曾强调党对群众领导的重要性,以及他相信党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意识的体现,因而葛兰西更关心如何让群众来参与党的政治决策并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以不同的侧重点。虽然葛兰西没有彻底解决领导和被领导、党和群众的辩证矛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程度,在二十世纪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劳动群众当中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对于葛兰西的研究,使人们发现了更为人道的、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共产党如何在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真正有希望获得权力的可能性。如果说葛兰西在意大利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政治经历中洞察了如何吸纳党员以组建群众性政党的问题,那么,在他入狱直到去世的囚禁生活期间,他又自觉反省了上述经历,这使得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相比,都获得了不同反响的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迄今仍然适用的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的学说和方法,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仅可以从葛兰西的著作中发现有关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许多原始思想,而且可以找到有关文学和教育的论述。葛兰西用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尽管他鄙视那个曾经造就了他本人的思想传统,但是他似乎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达成“对话”的桥梁。

在葛兰西的生活历程中,思想和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整个精神结构就是论战性的,”他在狱中写道,“因而,对我来说,从事‘无关痛痒’的思考或为研究而研究都是不可能的。”(葛兰西:《狱中来信》,纽约,1973年版,第139页。)同时,葛兰西一直注意根据历史和社会的一般理论去分析自己以及他人的政治活动,并且只要他迅速恶化的健康状况和严酷的环境能够允许,他就利用其囚禁时被迫停止活动的岁月,将自己政治活动的经验纳入到更为广阔的历史和哲学视野中去。虽然像所有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一样,葛兰西的思想几经改变,并且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和阶级立场却是一直伴随着他生活的始终。

说到葛兰西的思想渊源,不能不提到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克罗齐是当时意大利知识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可以说,葛兰西在他的一生中都在跟克罗齐进行对话。克罗齐首先经历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时期,通过对马克思的研究,导致克罗齐向黑格尔哲学的回归。对于1914年以前的意大利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葛兰西)来说,克罗齐的哲学给历史研究赋予了意义和道德目标,也使人意识到从过去到现在的持续联系。此外,克罗齐的历史观点包括了全部人类行为,如艺术、经济、哲学等等,因而,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生命的全部。葛兰西从克罗齐那里学到一种信仰,即相信历史是支配着和包含着道德、政治和艺术的精神活动,是联系过去与现在以及现在与未来的途径。从克罗齐那里,葛兰西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并且一如他后来在批判布哈林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表明的那样,他也认识到那种对当代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之粗糙形式的缺乏,他还具有比同时代许多社会主义者深刻得多的文化概念。当葛兰西初涉记者生涯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文学尤其是戏剧的潜在作用所引起的强大的社会影响。易卜生和皮兰德洛就是对发动革命做出了贡献的作家。葛兰西说:“皮兰德洛旧事戏剧领域的突击队员,他的许多戏就是投入观众头脑中的炸弹,它摧毁了那些陈腔滥调以及感情和观念的废墟。”(葛兰西:《文学和民族的革命》,都灵,1950年版,第370页。)对文化问题的强调源于葛兰西的这种认识,即试图把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从其它方面孤立出来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像黑格尔一样,葛兰西认为,时代精神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批判和创造新的文化思潮就是对革命的准备。正如葛兰西所谓资产阶级精神国际(bourgeois spiritual International)的出现引导着法国革命一样,今天,社会主义运动也应起到类似的作用。葛兰西一直坚持必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工人进行教育。他在1920年写道:“这种教育运动……旨在创造新的文明、新的生活和思想态度、新的感情,为做到这一点,必须提倡体力及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对哲学以及艺术领域、历史研究领域、新的真和美的作品之创造领域的研究精神。这种性质的运动在第一阶段里,它是纯粹的斗争工具,第二阶段才开始积极地创造工作。”(James Joll: Antonio Gramsci, London:Fontana,1977,p45.)葛兰西认为,这种新的文化不应该是教条主义的和片面的,或许葛兰西并未真正从理论上解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确定性与克罗齐的历史相对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但至少他一生都对这一问题保持着清晰的认识。他在1918年写道:“个人的文化生活愈宽,基础愈扎实……他的观点就愈接近真理,这些观点就能被所有人接受;拥有宽广坚实之文化基础的个人愈多,一般观念也就愈接近真理——这就是说,应保持真理于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可能发展直到成熟和完善。应遵照这样的原则,即使真理已经成熟和完善,它也不应表现于教条和绝对的形式中。由于真理可以被传播,因而它就必须适应它的社会组织之历史和文化条件。”(James Joll: Antonio Gramsci, London:Fontana,1977,p45—46.)事实上,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强调了文化及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正由于这一点,他从未简单地把观念看作生产力的产物,他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诸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辩证过程,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它们结合成一种历史性集团(historc bloc)。

然而,葛兰西也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克罗齐,这不仅是因为后期的克罗齐站在反马克思的立场上批判了马克思,而且是因为克罗齐的哲学仍然是思辨的、精神自我设定的哲学。而马克思哲学,按照葛兰西看来,是一种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是一种以实践行动为标准的哲学。虽然葛兰西钦佩克罗齐思想的广博和辉煌,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失去了理智……否认他们的过去……而克罗齐却依然冷静,保持着静穆和对信仰的肯定,他相信,‘抽象地说,罪恶不能消除,历史是理性的’”。(葛兰西:《狱中札记》,纽约,1975年版,,第1216页。)但是,这种崇高的超然态度和超越斗争的观念也可以导致拒绝承担责任,葛兰西称这种超脱为庞帝皮浪主义(Ponziopilatismo),即庞蒂乌斯(Pontius)和皮浪(Pilate)的处事态度。

尽管葛兰西批评了克罗齐,但他仍旧感谢克罗齐。正如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哲学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目的一样,葛兰西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了克罗齐。葛兰西强调,马克思哲学和克罗齐哲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就我看来,‘实践哲学’是将黑格尔主义翻译成历史主义的语言,因而克罗齐的哲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实践哲学再译为思辨的哲学”。(葛兰西:《狱中札记》,纽约,1975年版,第1232—1233页。)葛兰西认为这种思辨成分是克罗齐哲学的弱点,但是克罗齐哲学的问题域和实践哲学是一致的,即历史变迁与人类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葛兰西在狱中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属于意大利丛克罗齐开始的道德和理性改革运动中的一部分,克罗齐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能够也应该脱离宗教的帮助去生活——我的意思当然是脱离天启宗教、实证主义宗教、神话学的宗教,或任何名义的宗教。”(朱瑟佩·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巴里,1965年版,第74页。)此外,克罗齐还指出了历史变迁的诸因素,这对葛兰西自己的革命理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狱中写道:“克罗齐的思想至少必须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来欣赏,因而可以说,他将着眼点有力地指向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和思想事实,指向伟大的知识分子们在文明社会和国家的有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上……”(葛兰西:《狱中札记》(纽约,1975年版),第1235页。)那么,克罗齐是如何评价葛兰西的呢?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一卷出版时,80岁的克罗齐认为该书“草率提出的、徘徊不定的思想,常常是毫无根据地自我疑惑、猜测和怀疑……(缺乏)区别、建立和统一为整体的思想综合的力量”。不过,克罗齐还是用带有双关含义的话语评价了葛兰西本人:“葛兰西是我们中的一员。”

葛兰西认为,历史是一个过程,但是运动、过程这些都是一般的概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属于这个大的概念,但是,人类的过程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历史。历史是人生成和创造的过程,没有人这个主体,就不构成历史。有了主体,才能通过对自己的记忆、反思,形成对历史的认识。在葛兰西看来,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区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此,不能刻意强调区别,而是要看到二者的同一性,即历史是有主体的历史,这个主体就是人,也只能是人,物本身有它运动的过程,但它不构成主体,因此,物——任何物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历史,也不可能研究自己的历史,只有人才能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一个对象来加以研究。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而不是物的历史,不是自然的历史。历史是人类所特有的。这种解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概念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希望和知道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认为自然的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但都承认自然也有历史,这个历史,不是自然自己所创造的,而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的历史仅仅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意义,而不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意义。葛兰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历史不等于过程,自然界只有过程,而没有历史。因此,历史的主体,不是物,而是人,也只能是人。这样,葛兰西就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思想,对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斥责,重新解释、辨析了“唯物史观”。

由于葛兰西著作的零散性、不完整性和艰涩性,使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既引起了人们充分的关注,又承受了许多相互争议的解释和再解释。而且,葛兰西的思想经常被用来论证当代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因此,运用这些策略的左、右两派的批评家们都争相在他的遗著中寻求支持。对葛兰西思想的解释和再解释,已经成为意大利知识界的巨大任务,而意大利以外的学者也想掌握他的思想,用来解读当今社会主义革命所遇到的困惑,或指导新一轮的革命活动。不过,作为一个革命思想家,作为一个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主体,葛兰西是一个真正致力于解释并改变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虽然在思想和行动这两个方面,他留下了“未完成的”政治思索和“未完成的”政治实践,但他还是提出了许多认识欧洲历史以及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思路、新经验和新方法。可以说,葛兰西不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中真正的英雄,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中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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