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交锋内幕
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1956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赫鲁晓夫当时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他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于是,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中共随即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上,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又拉着刘少奇他们说起来。
刘少奇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画脚,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听从就施加压力,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平等的原则。”
一向听不进兄弟党意见的赫鲁晓夫此时洗耳恭听,一言不发。最后,刘少奇提出在他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赫鲁晓夫也满口答应。
第二天,刘少奇就苏共“老子党”问题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严厉批评了这种不良作风。刘少奇的讲话有理有据,入情入理,苏共领导人听了低头不语。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表示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1956年12月31日,在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致祝酒辞时,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显得异常激动和气愤,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这一时期的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终于发现他的话不灵了,于是不得不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便让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中断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肩负重任前往莫斯科。赫鲁晓夫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在会谈中,除了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外,主要谈论对斯大林的评价及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周恩来深知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日子很不好过。他不愿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削弱,郑重指出:“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并不总是犯错误。斯大林一生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尝到自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苦果,他随声附和说:“斯大林虽然犯了错误,但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为了让周恩来劝说匈牙利紧跟苏联,于1月18日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卡达尔请到莫斯科。
随后,周恩来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后,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狠狠教训他们一顿”的指示,在谈到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问题时,周恩来诚恳地说:“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处理得不太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顿时涨红了脸,说:“周恩来对我们的批评教训,我们不能接受。”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给以忠告:“赫鲁晓夫同志,任何强加于人的东西都是行不通的。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其主要原因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个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腾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领导人,说他们是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
发怒的赫鲁晓夫瞪大眼睛,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但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周恩来见赫鲁晓夫如此不通情理,非常生气,但从大局出发,仍耐着性子好言相劝。赫鲁晓夫却大声道:“你不了解东欧的情况……总而言之,我们不接受你的批评”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让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们就是劝劝他们嘛。把我们的想法讲给他们,听不进去就算了,不要再谈了。”
此后,中苏之间很快发生了关于《莫斯科宣言》的分歧,以及成立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一系列的不一致,赫鲁晓夫感到中共离他的想法越来越远了,对这一点他很难忍受。
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典,赫鲁晓夫几经考虑还是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答应帮助中国建立核工业,并于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了有关协定。毛泽东似乎已经想过了这个问题,他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见没有把毛泽东吓住,一时不知所措。只听毛泽东的话字字有千斤重:“我们需要是需要,你们撤回去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后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赫鲁晓夫迫使中国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固然是一句讽刺的话,但是,赫鲁晓夫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的确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9月21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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