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德斯泓] 于 2005-11-04 13:57:43上贴 | |
| 流波 内容提要：一个是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问题，一个是对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总结的问题。对中华文明进行再认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对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科学的历史的总结，关系到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否能够充满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还是否能够坚定信念，进而关系到整个人类是向着正义——人类的彻底解放——共同富裕迈进，还是继续沿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一丛林法则——人类自有阶级产生以来一直是少数人的天堂——极少数人极大地占有社会财富的剥削制度继续祸行的大问题。 主题词：中华文明 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再认识 总结 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有十分必要针对人类自身的实践行为、思想理论进行总结、反思。 新世纪 需要重新思考、认识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问题，一个是对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科学的历史的总结问题。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对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科学的历史的总结，关系到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否能够充满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还是否能够坚定信念，进而关系到整个人类是向着正义——人类的彻底解放——共同富裕迈进，还是继续沿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一丛林法则——人类自有阶级产生以来一直是少数人的天堂——极少数人极大地占有社会财富的剥削制度继续祸行的大问题。 一 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问题 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就是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综无影，从而形成了一个对中华文明莫大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就离，以至于民族的、爱国的精神长城是那样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论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清醒认识到在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吗？还是让我们打开人类长河的闸门，仰看中华文明之光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也不能“复制”，但历史就“埋”在我们的脚下、“散落”于民间、“粘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尽量向历史的真本靠拢。对中华文明来说，“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这才是历史的悲哀！从现今考古史料中，我们可随便采撷几个实例以之绳证：我国北京山顶洞人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较早农耕文明（如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的西亚“新月形沃土地带”农耕文明）1.5万年以上；距今1.2—1.1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几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比之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约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窖穴达88个之多，储藏粟的总量约10万余斤之多；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独树一帜；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江苏金坛三星村石钺的出土说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备军；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奴隶殉葬，反映了制历权（社会政权）的形成和神权的高度集中；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2000年；牛河梁遗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规模宏伟，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1）．．．．．．这些伟大的历史因考古的发现而与被我们当着神话讲了几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华近8000年国家文明史的面目显露端倪。中华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计五千年，是中华文明“一万年”！伟大的史学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断代》的董立章先生“挺奋进之孤师，付十数年之功力”，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惊人的历史结论：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2）。壮哉！从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灭亡，莽莽苍苍3000年，期间主要经历了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唐、虞、夏、商等十个朝代，主要大事纪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鲧、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统一川陕（3）。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经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时代文化的大积累，到秦皇汉武——统天下而修法度，外击强奴内举经济，使得强大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诸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极早就被游牧蛮族灭亡的命运。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提供了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1750年，中国占32．8%，欧洲占23．2%，美国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国占33．3%，欧洲战28．1%，美国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国占29．8%，欧洲占34．2%，美国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国占19．7%，欧洲占53．2%，美国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国占12．5%，欧洲占61．3%，美国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国占6．2%，欧洲占62．0%，美国占23．6%，日本占2．4%（4）。虽然从这个数据看出了中华大国近代以来的逐步衰落，同时也看出了中华经济曾经在世界经济史上占有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华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不是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首还是之尾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远远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发祥以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中华文明之所以有如此辉煌不败的历史，究其因，第一，自中华文明发祥以来不仅抵制住了“蛮族”的武暴进攻，而且能化腐朽为神奇，化野蛮为动力，同化蛮夷戎狄，吸纳百川成一海，从而增强了民族的机体，避免了同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同样的命运。第二，中华文明极少受到宗教的窒息。无论是中华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影响深远的佛教，其主体作用主要是为中华文明的民间文化增光添彩。不似欧洲，基督教束缚麻醉达千年；更不似印度，宗教的不良作用从古至今。第三，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无疑是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之一。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就已具备“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可以想象，汉字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语言载体，不说它有多么悠久、丰富、博采、蓄炼、艺术，单就它给人以联想灵感、启迪而言，就足够了。 当然，我们决忘不了近代以来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时，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农民起义”等一系列的变革，彻底砸碎了近千年来农奴式的封建割据统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经过二百来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非洲成了贩卖与屠戮黑人的屠宰场；美洲文明的创造者（实际上也是中华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尽；印度与东南亚被掠夺得千疮百孔；最后，中央之国也成为了“东亚病夫”。这样，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地弥漫开来。今天人们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远远地走在前面这样的客观现实和西方不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西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对自己伟大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应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认识甚至漠视的恶果。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是对我中华文明史有无3000千年都还持着怀疑态度吗？中国今天的大部份上古史学家们不是还在为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做着辛勤的历史鉴证吗？今天的大学生们对着“千年论坛”上的历史演讲者大声的询问：古希腊、罗马和古埃及、巴比伦及印度文明都还各有各的伟大和长处，唯有中华文明除了打造中国妇女的两只小脚外还有什么别的长处吗？这就是今天中国很大一部分青年、学子对自己伟大文明的认识？！你说是幸还是悲？！难怪今天的殖民文化不仅大有市场，理论上还不断创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欢迎”，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却影响着不少年轻人，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还不应该敲响起警钟吗！？ 当然，我们也应当好好分析中国近代为什么落伍的原因，落伍后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又为什么没有赶上直至成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等等。这还得要从当时的大环境大历史背景说起。国际上，一是欧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发出的无穷能量，这股能量带着人性的野蛮与扩张，就象一条饿极了的猛兽冲出了牢笼，它虎视眈眈，用古希腊罗马精神武装头脑，以中华科技文明为先导，带着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踪着阿拉伯人的退迹，拉起海盗式的风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掠夺与殖民：非洲成了贩运黑人的奴隶场，广大黑人被当做畜牲般捕捉枪杀；美洲的原有居民（实为中华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驱逐屠戳，惨绝人寰；印度、东南亚诸国已被搜括的遍体粼伤。二是西欧借鉴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社会结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工业革命使欧洲向着人类近代文明迅跑，这为欧洲能最后掠击自人类文明以来一直执文明牛耳于前的中华大国奠定了经济的军事的基础。三是美国独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罗斯由蒙古金帐汉国下的莫斯科公国成倍的扩张开来，日本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发展成张狂的国家，这几个掠夺成性的帝国的形成，从国际背景说来，中华大国的厄运是在劫难逃了。国内，从表象上看，到17、18世纪，中国经济还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与西方的对外贸易交往中，还基本是中国产品输入它国的占绝大部分，西方却还拿不出象模象样的中国比较需要的东西输送到中国来，于是英国就从印度偷运来鸦片，林则徐禁烟，才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其次，由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而形成满清入主中原，这是导致中国近代最终走向落后的内质原因。这个意思并非说因为建立了满清国家政权就一定会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说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满清国家政权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国走向落后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其一，正当欧洲资本主义滚滚向前之时，中国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诱发了满清入关，这种农民起义与民族战争不似欧洲近代的农民起义旨在彻底摧毁西欧旧的农奴式的封建割据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会，而在于推翻一个旧的封建政权后又建立一个几乎相似的封建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的建立是由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来完成，其艰巨性、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是显而易见的。清军对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繁华的苏州城的毁坏性攻击就是其典型一例。其二，由于满族在各方面相对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对汉文化的崇拜，势必进一步掩盖中华大国相对后发起来的欧洲发展有所停滞的内质，使中国进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国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国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约4岁，而彼得能化妆到西欧考查并高价买回工程师，但要求康熙有同样的举止却不现实。其三，满清遗老是近代改革图强的伴脚石。浸润着中华文化同样被殖民奴役着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殖民扩张之路，并最终成为伤害中华民族最为惨烈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最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遗老们认为这种变革首先就是针对满清而来，就当然要以全力进行阻挠与破坏。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李自成个人的悲剧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代的整体悲剧。后来，又有多少中华仁人志士为国图强奋发，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毛泽东主席总结这段历史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5）“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6） 今天，中华民族已昂首迈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必将彻底洗刷近代以来因落伍惨遭蹂躏的种种耻辱，用人类第一族的气魄、人类第一族的自豪、人类第一族的精神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中华民族必将彻底洗刷近代以来因落伍惨遭蹂躏的种种耻辱而昂首迈入二十一世纪重振中华雄风！ 二 必须对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科学的历史的总结 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再到人类解放史上最具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从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红色高棉的消亡到古巴的“抗争”、朝鲜的“孤独”再到中国、越南的改革开放，这太需我们做冷静的分析， 辩证的思考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规律，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向着资本主义这个最为典型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发出了正义的怒吼！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遵循马恩两位导师的预言“是在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首先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世界便形成了西方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对垒的格局。冷战时期，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开启了诋毁领袖的先河，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进行彻底否定，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度混乱和分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自损内耗”由此始。冷战结束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所“震慑”，被“西方”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行歪曲鼓噪的声势所“迷惘”，逐渐丧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在进行“自我否定式”的反思中，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理论、宣传、教育形成了自觉不自觉的对自己过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贬斥”、对开国元勋进行“诋毁”，对计划经济进行“嘲讽”的“恶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却羡艳不已，把私有化奉为经济发展的宝典，再加上诸多因素，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地震”，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的挫折。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我们有十分必要分析、思考、总结一些问题。 一是要走出某些惯性思维的误区。马恩两位导师是在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一种社会制度的极不公平极不合理，认识到那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埋葬这个万恶之源的剥削制度而斗争。它的划时代推而广之的意义在于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都是不合理的剥削的腐朽的恶源社会，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激励劳苦大众起来推翻这样的丑恶社会，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至于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更腐朽的封建半封建或殖民半殖民的社会，那更是要砸它个稀扒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进行，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进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样可以进行，关键是要消除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建立真正民主、自由、公平、合理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一定要以“物质高度发达为前提”，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则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也就自然要高一些、发达一些；如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或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则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自然要低一些、落后一些。如其所思，才能走出今天或是要“再补资本主义的课”或是因经济的相对落后就认定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如了资本主义这一习惯思维的误区。而革命往往在落后的国家更容易暴发并取得胜利，世界共运史的进程也应证了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就正处在“物质还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 二是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落后的现实。无论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还是有先有后的。美、日、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比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一些，是因为这些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对世界资源的掠夺或更早，如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或更多，如美日等后起的帝国主义。美国本身就是在屠戮一个最古老民族（中华先民的一支印弟安民族）的生命并掠夺尽其所有财产使之成为类似于今天的野生稀有动物般圈地余生着——美国的繁荣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种最惨无人道的杀掠基础之上，其所掠后的领土无论从其面积还是资源或是地理优势综合起来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独一最好的，这就为其发展强大提供了最好的物质基础和历史的舞台；自独立成为国家后所经历的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渔翁得利，大发战争横财；没有大战必须制造出局部的动荡或小战，这又是美国搞乱敌手同时大发军火之财的又一招。至于日本，单就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向日本所赔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难怪日本的一位历史学家惊叹从日本的天皇到叫花子每一个毛孔都闪闪发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侵华直至太平洋战争掠夺中国及东南亚广大国家的财产不计其数，期间除了美国的两粒小原子弹爆了广岛、长崎外国土几无破坏，战后又因美国之庇护而无所赔款；美国进行朝鲜、越南战争期间又大发横财，如此，才成就了日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总之一句话，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致富”靠的就是烧杀、抢掠或是其它不公正不合理的手段（这跟现在许多人的“暴富”完全是一样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再难于对它国实行资本和资源的掠夺只能成为经济二流国家，广大第三流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已。同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发达，是因为苏联本身就是在老牌沙俄帝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东欧一些国家有的原本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比之稍逊一点的国家，这当然比起中国等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自然要发达一些。然而，就是这些比较发达的诸如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相对落后，在冷战期间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对抗中，这些国家就好比是从高速公路一下子驶入了低级甚至是乡村公路，即使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跑出了乡村的极限也难抵高速的一般，冷战结束后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一比，自然是要落点下风的，这也本不奇怪。就拿中国的大陆与台湾来说，虽然台湾经济繁荣的平均水平看起来是超过了大陆，但细想分析一下，这道理是明摆着的：第一，两者的面积、人口相差悬殊；第二，当年蒋介石集团几乎把中国大陆能拿走的“家当”都搬运到了台湾，就这一点就够台湾“致富”的了；第三，台湾在充当帝国主义反共反华的前哨中自然而然地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快车道，台湾、南朝鲜战后的迅速发展从一定角度上讲都是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的典型。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资本主义的“老大们”换成了印度等欠发达的所谓“民主国家”，南朝鲜、台湾等遏制社会主义的“桥头堡”还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看到发达资本主义的繁荣就晕了头，就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就失去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就丧失了斗志，那不是连最起码的唯物史观都没有了吗？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垮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要说了，就是一些还在实行着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某些思想、理论或是宣传、舆论、教育总是把斯大林模式（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或是冷战期间（改革开放前）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几乎讲得“体无完肤”，政治上高度集中不讲民主没有自由，经济上高度计划使之僵化而停滞，有的比“西方”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恶意诽谤还要“深刻”得多。在这里，有目的人们是要刻意忘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意识的人们则完全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有人在叹息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本来就是由“乌托邦”发展而来，折腾了一个半世纪，垮的垮，亡的亡，撑的撑，现在看起来共产主义确实还只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搞早了，我国五十年代急急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今天又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事实上，苏联从1924年到1941年短短的三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国民经济公有化和计划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解体前的苏联综合国力雄居世界第二，军事上甚至还超过美国。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这些都有力的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在这里，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应该给我们今天的迷茫带来了明确的答案：这里高擎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之路；这里没有腐败、没有暴力、没有假冒伪劣、没有卖淫嫖娼、没有“法轮功”；这里物质极大丰富，精神高度文明，生产、生活资料归集体所有，各尽所能，有着衣、食、住、行、学按需分配的因素；这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一切已不是“乌托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三是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我们今天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关键是要好好总结在发达资本主义封锁包围（冷战时期）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决不是去否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性的最艰难探索时期而成就巨大的伟大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分贬曲，是造成今天思想低迷、社会紊乱、道德下滑、理想迷失的重要根源。冷战结束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充满艰险，本身就是探索和创新，是在失败与教训中前进。随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音，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亿万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榨与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向着民主、自由的大道迅跑。可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蒋匪残帮还未肃完，美国就把战火烧到了鸭路江边。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伟大思想的武装，中国人民国际上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出了军威、国威、民族尊严；国内取得了土改、恢复国民经济、剿匪镇反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胜利，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荡尽了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第一次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从此，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向集体走向人民公社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中国从52年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1/15到70年代中期已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1952到1976年，钢由135万吨增长到了2046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48300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长到4670万吨，木材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031亿千瓦/小时，原油从44万吨变成了8716万吨（7）。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了172．6%，平均每年增长9．5%。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铁路机车和海船，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爆炸了我国第一枚氢弹，1969年进行了我国首次地下核实验，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3年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并于同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杂交水稻，1975年继美苏后成功回收返回式卫星。1966到1976十年中，我国的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产近180亿斤，即平均增长4．2%。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至40%。我国1952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递增6.5%，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为3%左右。26年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一倍还多，甚至在1966年-1976年十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仍能以年均6.8%的速度增长，能是今天普遍所说的是“经济长期停滞”甚至是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吗？更为人们所勿略的是，这些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进行高压、经济上进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包围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吗？只要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没理由不对我们那段伟大的岁月感到由衷的敬佩，而决不是象今天有些人们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夸大事实的刻意贬曲，这实质上就是好坏不分的否定了党的辉煌的历史、新中国辉煌的历史，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脱离了事实求是，也是导致我们今天思想混乱、理想崩溃、道德下滑、“西化”成风的重要根源之一。这是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想做而根本做不到，而我们的一些人们则轻而易举地帮助其实现了。所以陈水扁就职演说最得意之语莫过于在装模装样肯定了一下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后话锋一转，“而我们台湾，五十年来，不仅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且创造了民主的奇迹。”台上得意，台下欢呼。在这里，陈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抹杀是毫不奇怪的，同时也对五十年来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民主、自由一并抹杀了。对陈水扁这种“台独”、“卖国贼”、“西化分子”来说，他不就是希望你大陆乱吗？他不是作奸日本说要把中国“裁为七截”就没有“中国威协”论了吗？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继续鼓噪着这种论调，推动着这种氛围。前苏联就是这样，戈氏“新思维”来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又一次迅速迷漫开来，国内“痛恨”社会主义之风盛行，斥之左也独裁，右也不民主，只有西方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天堂，西方便诱之以“鱼饵”，叶氏便成为了爆破苏维埃大夏的“急先锋”。历史除了有惊人的相似还往往有惊人的反复：曾几何时，一种曾被共产党人所深刻认识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唾弃的典型的弱肉强食的剥削制度而如今却被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们奉为了“民主法制”的典范和社会制度的圭臬，无怪乎社会主义的许多报刊杂志舆论教育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一个“民主”国家右一个“法制”国家，而使无产阶级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成了独裁、专制的“代名字”，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呵！曾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8）。毛主席说过苏联是早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迟早也要丢。苏联的解体，归根到底是个政治是非的大问题，是从思想、立场、观念上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理论到行动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西方的俘虏，再加上国内诸多矛盾，西方加速鼓噪，“解体”是势在必然。其根源应该说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对中国来说，一位外国学者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9）如果一定要把五、六、七十年代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奋发向上，共产主义风格昂扬，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干群关系亲如一家，社会正气冲天，歪风邪气扫地，蒋匪帮胆寒，帝修反心惊的这么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时代贬斥得一无是处，那只能是得来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所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 四是必须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对毛主席认识上的一些误导并由此形成的过分贬损，实际上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本身的贬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人类解放事业、人类正义的巨大“内耗”和“亏损”。由于国内思想上、理论上的某些偏误，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鼓噪，加上一些社会舆论（如学校教育，某些报刊杂志）的不正常的渲染，大体形成了对主席的基本社会“共识”：一说主席只会打仗，搞经济就不行了，解放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都搞砸了；二说主席只顾搞“阶级斗争”，搞意识形态，如“三反五反”、“反右”、“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而忽视了经济规律、经济建设；三说主席闭关锁国，不搞改革开放；四说主席说了“人多力量大”，整了马寅初，使中国的人口膨胀；五说主席的晚年独裁，不讲民主等等。这些观点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思想、理论界部分同志很难于一分为二的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辛探索，没有辩证分析主席当时一是基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怕泄了六亿人民的气”；二是从向于共产主义阵营“超英赶美”的潮流；三是主席极力探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期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史命感；四是主席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极端形为而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危机和从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出发而高擎起中国这面社会主义的大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做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席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是符合历史的正义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脱离当时实际的甚至于是“空想”的一些东西——典型的莫过于大炼钢铁和办大食堂等。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勇于承担责任和开展自我批评的，所以主席后来纠“左”，谈到大炼钢铁自己是“始作蛹者，其无后夫”，又经他倡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人民公社（尽管后来反思说它搞早搞快了）比较合符实际地成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辩证的分析这段历史，找出其得失，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顾历史的真实或是过度夸大历史的错误的一味否定也是肯定不可取的，这样只会搞乱思想，搞乱阵线，最后就是搞垮党、国家与民族，苏联的解体，中国八十年代的情况都应证了这一点。一些反思者列举一八四Ｏ年以来我国的历次战争战乱和我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延安整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57年的整风运动、60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后总结道：中国现在还之所以落后，就是这些“阶级斗争”搞得太多，这些运动搞得太多了。这些人连最起码的民族感情都丧失掉了，他们不去指责英、日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残酷屠戮，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掳掠，反而把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从末有过的屈辱——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肆掠北京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腥风血雨反而说成是正义的中国人民搞多了“阶级斗争”，这是多么离奇的“汉奸”理论啊！在这些人的眼里，所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反官僚（反蒋）的革命战争和运动都是不应该的了，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外几乎都要被否定了。放开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不搞集体的人民公社（名称或者叫别的什么，如苏联就叫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又应当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主席搞集工农兵学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走类似于今天公司加农户，集农、工、贸一体的集团之路。况且主席是那种极善于总结经验、既高度原则又高度灵活的政治领袖，所以才有后来的连续“纠左”。但鉴于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攻击和赫鲁晓夫之流对中国没有一步一趋地紧跟其后的社会主义探索进行恶谥，站在历史高巅的毛泽东审视着这一切，铁肩担道义，勇挑起共产主义的重任和人类正义的大旗。主席与少奇他们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前者是大战略家，总是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纳入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人类正义的历史使命中来，这势必要超出中国当时的某些实际；后者则囿限于当时中国的部分现实，从局部、暂时来说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整个人类的正义和解放事业来说就有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走向其反面。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都能看到这一点，说主席比我们时代先进了50年。实际上只有10年左右这样的危险就被应验了。因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了土豪、分了田地，接下来也肯定要走向集体的不管是人民公社式的还是别的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还没宣告成立时的部分解放区就开始实施互助组式的集体主义，解放后广大农村进行分田分土后，如果不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的基本改造而就此打止，那也就与二千多年来一次次农民起义过后土地进行重分后没过多久再出现土地积聚而形成新的地主雇农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又有多少区别呢？同样，如果不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难道真的象一些人说的这种改造过早了或干脆说是不应该的吗？），而是继续坚持搞私营搞个体来刺激经济（尽管主席当时还说了打倒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些资本主义），让一部分人赶紧富起来，不到几年后又形成贫穷比较明显的社会阶层，被社会主义的正气剔荡得比较纯正的社会秩序一下子又迅速恶化开来，人们刚刚升华的道德风尚又急速下滑，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又迷漫开来，那也就真的仰合了一直以来反共反华的一种理论，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些革命是对“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是赤色的暴乱，是不应该的，从而顺势得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多余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则“完全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闹剧”，也就真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了！所以有人干脆说不打倒蒋介石，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抗美援朝”，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封锁，台湾、南韩倒向美国，不都就发展起来了吗？说的也是，如果只讲发挥这样的“潜力”来经济暴富，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如烧杀、抢掠（日本近代发迹史），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交贸（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交贸），不正当的贩运（如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西方殖民者贩运黑奴等）等等发迹，那就只能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来得痛快！来得干脆！而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法则最为典型的社会类型。从这样的角度说来，马克思主义没有了意义，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了意义。难怪今天的人们为了“致富”不择手段：贪污腐化者、制假贩假者、哄蒙拐骗者、烧杀抢掠者推波助澜；难怪一些人能打着“深化改革”的幌子以各种形式“化公为私”抑或仰仗某些“高深”的“理论”使国有财产“股”而为已富之堂皇．．．．．．但令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向往者们发抖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幽灵”一百五十年前在欧洲大地上徘徊，从此国际悲歌响彻五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着埋葬资本主义这个万恶之源的罪恶制度而不懈斗争。这是人类正义的呼声，是马克思主义献给人类的不朽篇章。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党的领袖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忘党忘国，这应该不是耸人听闻。苏联、东欧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奔溃，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质就在这里。十分可忧的是，今天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思想、理论、宣传、教育对此不尽不以为然，反而对之加以叽讽之能事，而总是要想方设法来论证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正如“西方”有意中伤社会主义所说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经济停滞，政治上专制不民主，思想上高度集中没有自由等等，而且如此混淆是非、颠倒乾坤、本末倒置的“道理”在广大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中已成为了人人皆懂的基本“政治常识”，可足见二十年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何等的成功！如此下去，必然是党之大不幸、国之大不幸、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也、人类解放事业之大不幸也！说主席闭关锁国，那更不值一驳。试想，是谁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得到广大非洲兄第（可一些人说主席不应该援非）那样广泛的支持而“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不久中日建交，从而打破冷战格局，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几个国家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几个国家，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是冷战结束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席是打破冷战的设计师和导演。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0）关于人口问题，一些人一谈起就埋怨主席，这是极无道理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时只有几千万，只是到了清康煕年间，实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赋”，而田土却按人头分的宠络汉人政策，才使中国的人口迅猛发展，从此，无论是内忧外患，中国的人口到抗日战争时已是四万万五千万，到新中国成立时已近五亿。主席不久就意识到了人口的问题，提出了“人口也应有计划的生产”的著名论断。同时针对国外反华势力想利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幽默自信的说了“人多力量大”的话语，是很轻松的要化人口压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驾驭能力。同时由于国际上反共反华浪潮的兴起也导致了国内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事实上，中国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这早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说主席晚年独裁，不讲民主的问题，也必须用二句话来讲。如果是把前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说得一无是处，那分析起来最好的理由就莫过于是主席独断专行，不讲民主是也；如果还讲讲那个时代是亿万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是社会正气绝对地压倒歪风邪气的时代、是勇于向全世界一切邪恶英勇斗争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亿万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封锁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和祖国开始走向繁荣昌盛的辉煌时代，那么，主席晚年的这些失误应该说是有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过程中的必然性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前趋性”与现实性的暂时矛盾。纵观人类有史以来的风云人物，毛泽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理论与实践于一身且各方面都有如此深厚之功底和成就，屈指数来恐怕是前无古人，后瞰来者了。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和近代西方先进文明共同铸造成的人类旷世奇才，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是全人类永恒的骄傲！可现在有的人还对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要进行否定了，《辞海》一九九九年修订版关于毛泽东条目就去掉了这一条，这就让那些反对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也为之惊诧！可见我们有些先生们用心之良苦，思维之别致，功夫之深奥，不知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键是必须彻底改变今天极不利于“讲政治”、“讲正气”、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必须在思想教育（特别是中高校教育）、宣传导向（刊报影视）等方面扭方转向，以其改变正在被“西化”着的趋势，向着人类正义的道路迅跑！ （1）（2）（3）(见《三皇五帝史断代》第33页，第372、378页，第401页，） （4）（参见《回眸：共和国的50年》第557、558页） （5）（6）（见《毛泽东选集》，第1359页、1362页） （7）（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279页和1884年第220-229页） （8）（参见《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第176页） （9）（转引自《书刊报文萃》1999年2月26日第15期《旁观毛泽东时代》一文） （10）（转引自《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简述》，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第二期） [email prote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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