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这些，是《新观察家》上的一篇文章，见http://hebdo.nouvelobs.com/hebdo/parution/p2264/dossier/a370767-%C2%AB68_cest_fini_on_a_gagn%C3%A9%C2%BB.html。
是68年学生运动时的造反领袖达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当年，他是青年们的偶像。今天，他成为德国绿党的领袖，已经成为德国的精英阶层的一份子，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满足于现在欧洲既有的秩序，在他看来，这是他所领导的68年造反运动带来的积极结果。所以，他说，“我们赢了”，而这个“我们”，是指的当年参加造反的人，因为40年之后，这些人大都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事业有成，并即将退休安享晚年。渡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青年时代，他们什么都享受过了，什么都玩过了，他们将自由发挥到极致。毒品，同性恋，性解放，流浪，身无分文地去环游世界，一部破车走天涯。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享受了“自由”可以带来的好处，而又避免了“自由”的恶果。这些恶果，扔给了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科恩—本迪特总结了几点进步，在他看来是由于他们的造反而带来的进步，正因为有这些进步，所以他才有理由认为他们赢了。一，是文化的多元；二，男女平等的观念；三，个人自由的受保障（同性恋的合法化才成为可能）……不加控制的多元文化的恶果，现在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尝到了。法国的大量涌入的北非阿拉伯人及其后代，德国的土耳其人，都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至于同性恋的合法化，在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看来，绝对不能算是进步，而应该说是堕落。当他将土耳其的加入欧盟，与出现一位同性恋的市长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自己堕落倒还罢了，还要拖人下水，而且也让人觉得他对伊斯兰文明的缺少尊重。以下是这篇文章的粗略的节译。随便看看，不用当真。]
68, c’est fini. On a gagné.
我的书命名为《忘记68》。68，已经结束了。
今天，要记住的是什么？首先，文化上，我们已经赢了。在欧洲，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已经形成。我曾担任法兰福市长的文化帮办，曾有一名天主教的右派市议员对我说：“达尼，你很好，但你没有理解一件事。问题，不在于移民。问题在于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不承认男女之间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却是民主制的基础。”我回答道：“20多年来，我问我自己，是否68年真的成功了；你给了我答案。”一个天主教徒，在68年运动大约发生20年之后，认识到自由和民主的基础，在于男女平等。但在60年代，这一点尚未成为共识。就此而言，我们赢了。
人们往往固执于这样一些观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在这一点上，
罗亚尔女士的胜利部分在于这个观点：参与政治，让每个人都参与政治。尤其是通过网络，通过网络，创造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是可理解的，都是参与者。这一点尚未实现，但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的错误
在政治上，68运动完全被欺骗了，“选举，笨蛋的陷阱”。我相信，在那个时代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曾经被封闭在某种后民主的政治体制之中。.我自己，也曾梦想这样一种社会，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从而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完全自由之中。一个基于自治的社会，通过工人、农民、学生、消费者的意见来进行组织的社会。在俄国革命之后，在极权主义之后，不经过民主空间的建构、不经过民主、选举的议会的程序，就去夺取权力，将会导致极权主义，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多么错误啊！ 一种总罢工可以用来夺取权力，这是多大的错误呀。此外，这意味着什么？议员们都送回家做什么？合法性来自何处，如何取得合法性？人们用武装对付武装，用暴力对付暴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专制的、左派的团体，在那时相对来说是为数众多的。但是，在大街上发生的一切，是与毛主义者、托派、自由派的综合作用而导致的。行动着的政治少数派，完全浸透着某种夺取权利的念头。但是，大街上的大多数，对于夺权并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喜欢革命的语句；但是，重要的在于，如何共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差不多是民众的乌托邦。.慢慢地，但确定的，人们最终理解到，必须改变传统的政治空间。但是，这花了20多年的时间。
法国总是憎恶改革
从个人自由和自治的观点来看，我们赢了。个人自由不再成为问题，而是人们的共识。相反，法国社会仍然憎恶变革（这一点也许和其他的社会一样）。既然必要的变革总是被反对，人们就觉得，造反永远是可能的。
我惊讶于社会变革的缓慢，我们的社会跟不上技术的革新与世界潮流的更新。但是，在法国，人们的印象是，一切凝结不动。这部分地解释了萨尔科其的成功。
奇怪的是，人们仍然有着非常等级制的观点，“混乱导致前进”。但是，爱丽舍宫，及社会的其他部分，将会因此遭受失败。没有社会不需要改革。
40年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法国政治现代化的钥匙。40年前，政治领域的危机非常明显。人们总是不断堕入旧有的法国结构。68年之后，人们发现一种王权主义的现代主义，正如德斯坦在某些举措中所体现的。密特朗时期，是左派的王权主义。今天，等级制仍然得以保持。
也就是说，法国的民主制是“非现代的”。不是“反现代”，而是“非现代”。考虑到，社会无法真正地接受必要的改革，或者只能曲折前进。但是，这无法使民主意识前进，也无法使人们进入现代性。对于社会组织、工会、资本家，非政府组织而言，都是真的。唯一的更新，也许在于环境的观念。.实际上，环境Grenelle所代表的，不是由资本家、工会、国家来代表的兴趣，而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兴趣：非政府组织，突然变成了政治领域中被承认的组织。这一现象，在1968年是不可想像的。
生存危机
我经常思考法国。这是一个曾发生1789年大革命的国家，一个永远相信“人权宣言”的信念的国家。但是，两个世纪以来，这一点似乎并未妨碍法国将妇女排除在体制之外。直到1945年，妇女们才获得选举权。
这就是法国。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激动人心的观念，但是，同时，这个社会难以置信的保守，在1936年，人民阵线，要求改变选举法，却没有想到要给妇女以选举权。为什么？
因为，人们认为妇女总是投给右派。当权的左派因此拒绝给妇女们以选举权。如果人们在头脑中想到这些，才能明白，68是一种改变、现代化的欲望，但是，事实上，社会需要时间来改变，因为这些就是法国的政治特征。举个例子，我们最重大的斗争之一：关于欧洲宪法的全民公决。结果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文本，对于某些人而言很好，对于另一些人很糟糕，围绕着这个文本，法国组织志一个心理剧。最终我理解了，在最近的一个会议。宪法有利于欧洲的政治进步。一个女人站起来对我说：“达尼，关于文本，你说的真的很对，但是，从生存的需要来说我得说不！”这就是法国。是其真正的定义。法国一直是处在生存的危机之中。生存危机，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
68年运动是这种生存危机的一次爆发。同时，理性的政治空间，政治表达的空间，仍然是缺乏的。结果，存在的仅仅只是法国革命的生存神话：人们说不，人们革命，打倒资本主义！
我回忆起一次与环保主义者的论争，他们反对左派，认为左派是唯一关心赤贫的人的命运的人。就好比新自由主义者每天早上醒来时都会说：每增加一个穷人，我就生活得好一点。不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才不希望增加穷人。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实行彻底的市场经验，某些人当然会比其他人赚得多，但总的说来，每个人都赚得更多了。这是错的，但是这他们的观点。
对于左派，相反，人们相信分配应该通过国家来系统的进行，由公共服务来进行。但是，如果人们有时间反思一下，人们就会看到，这种态度不足以保证良好的运转。人们再一次陷入摩尼教的二元论。其他人，是坏的。对于右派，左派想要消灭个人；对于左派，右派想要坚持社会的不平等，将国家置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管理，从而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在于，在法国，人们总是很糟糕地理解人们所处的水平。因为这是困难的、复杂的，人们总是处于生存危机。
我们都将成为土耳其人
我相信，在68年，所有人都会赞同土耳其加入欧盟。用那时的话说：“是的，我们想共同建设一个不同的世界！” 没有人会说：“不是我们。”人们与同样的方方，谈到美国、拉美的造反。国界不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土耳其的例子说明了68年的精神，及其对于多样性的肯定。
去年11月，我在土耳其，我在电视上对大学生们讲话。我曾被多家伊斯兰的、自由派的报纸邀请，我的讲话意思如下：“你们知道，对于绿党，我们是赞同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虽然有些人反对，但我们相信这将是历史的进步。你们必须对你们这里将要发生的转变有所意识。我给个例子：巴黎的市长，是一位同性恋者。德国首都柏林的市长，是同性恋者。土耳其的加入，意味着15年或者20年之后，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可能会是一个同性恋者。”土耳其报纸如何反应？上了头版。
一个真正的论争也发生了，一个土耳其作家毫不迟疑地自称同性恋，准备竞选伊斯坦布尔市长。欧洲人应该想想，他们的社会模式，是否适合自己，是否适合别人？
您仍然是左派
对于68的两种不理解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萨尔科其与右派的不理解，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法国的一切罪恶，都源于68年：个人主义，无法整合的社会，学校的运转不良，郊区的反抗。就因为曾写过“禁止禁止”，68年一代就得对法国的一切罪恶负责。这完全是不理解，既不理解今天的社会，也不理解1968年的社会。这并不是说这一运动没有说过或者做过一些可怕的、愚蠢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于此。第二种不理解，仍然在极左的寓言，对于极左而言，68年仍然是……因此，一切必须重新开始：运动，总罢工，最后夺取权力。
对于萨尔科其，68年失败了，因为它对于社会是可怕的。对于其他人而言，68年失败了，因为夺取权力没有成功。当我说到造反，确切来说，是说：第一，68年启动了一个改变社会的程序，尤其是加速了一个正在进行的程序。第二，68年同时处在这一程序的矛盾之中。40年后，人们怀疑人们是否能够一直知道，什么才是政治上的善。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别样的思考》（Penser autrement）。这本书是不合时宜的，应该在1969年或者1972年出版。
在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仍然不足于知道68年提出的问题。图海纳的思想基于现在，超越了那些局限于于68年神话的反思的墨守成规。不同于巴丢（Alain Badiou），后者想要通过回到68年来拯救共产主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超越黑格尔主义。他们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东西，其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为保守的意识形态决定认。这样，他们忘记了，在过去，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海市蜃楼，而是极具破坏性的。
1968年3月22日，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那时是南泰尔大学的讲师，曾寄给我一封信。他说：“达尼，你很棒！今天你在论争中取胜了。但是，尤其是，不要让你被任何左派力量收编了，他们会使你摧毁今天从这种新颖性中可以生成的一切，而这种新颖性正是你正在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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