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经企厅年度世界经济报告中国部分
《年次世界经济報告－－强化福祉志向的世界经济》
昭和47年（1972年）12月5日
经济企画庁
第4章 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和东欧：发展充实的消费生活
中国：重視精神面
2. 重視精神面的中国
（1） GNP过于低估中国了
我们通常拿低下的人均国民所得，大规模工业的国有化，以及对农业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等来评价中国，但是仅凭这些就想深入到中国经济的核心所在，是不可能的。评价这个国家的经济，似乎更应该加上超出物质以及制度层面的尺度，这才是理解这个国家的关键所在。尤其在我们这样始终强调增长优先的国家，有一种只看以GNP为主的物质一面的倾向；苏联也在批判中国，说中国的建设无视经济上的合理性，说她提倡极端的精神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上）尚落后的国家，中国对工业化显示了高度的热情，但我们认为中国更为重视的是支撑其国家工业化目标并与此息息相关的人，国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以此来成就其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不光强调我们所说的经济的一面，国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规定了她的成长路线，这就是使用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提法。要定义和公式化这个提法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理解，它的提出在于强调国民独特的精神面貌、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习惯了重要指标即标志着福祉水准的国民所得这个通例方式出发。有关国民所得，中国方面没有发表正式的数据。去年为止（1971年）我们是按人均GNP 100美元左右来推算的（参考资料见去年的年度世界经济白书）。但今年（1972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价》报告书中认为这个数字太低，它给出的数字是人均150美元。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值受美元贬值左右甚大。美国方面计算出的人均150美元相当于名义值，这样，如以1957年的实质GNP为100，那么1971年就是157，如此推算我们1971年的结果就不是100而应在170左右了。
需要指出，这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她计算出来的GNP数值自然会比较小。这是因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①经由市场的成本支出很大。②用于消费材料的加工程度很高，而高的加工成本容易使GNP被过高評価。③从原料供給地到消費地之间的交通网和配給线都比较长，这一部分自然使得成本增加。④国民普遍在都市生活，为此需额外付出交通费和高额的房租之类。由于这些因素，结果我们的GNP就被算高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是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因此按照若干商品的交换比率即汇率来将中国的GNP换算成美元作评估，这样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话说回头，作为整体度量，GNP推算也需要考虑进去。
（2） 致力于消除社会差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重点放在如何扩大生产，其分配按生产手段的所有程度及个人的能力来进行，最后由政府介入、对分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极不平等部分加以修正。在生产手段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按其所有制的性质人和人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分配方面也采取了对劳动者的报酬尽可能抑制差别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有着极为干脆和彻底的思路。
（听说中国某集团老总给自己定年薪62万，而工人最低年薪只有600元，1000:1 !!!!可从来也没听说我们的政府出面介入过、修正过－－译按）。
我们来看工资体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是多劳多得加奖金刺激，就是说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经营方式，而现在摈弃了这样的方式。以上海市为例，1970年的月工资水平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约8，000日元）。
（1970年日本都市劳动者的税后月工资水平不到80，000日元，两国都市劳动者收入之比约1:10，但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福祉享受方面中国要比日本来得完善，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在福祉方面的日常开销占其净收入的比率可能远高于中国。2000年代以来日本都市劳动者的税后月工资水平约300，000日元，中国税后约1200元换算15，000日元，那么中日两国都市劳动者的收入之比由1970年代的不到1:10扩大到2000年代的1:15，而在福祉制度方面，公认的看法是，中国退步了，而日本则已经相当的完善－－译注）。
其他都市的情形大同小异。高级管理职员的工资以前较高，由于旨在收入方面的平等化，实行了减薪，这样到1966年年中差不多所有工厂厂长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缩小到了3:1左右（苏联平均5:1，最高9:1）。
（现时中国工厂厂长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何止100:1，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啊！恐怕除了说这是封建主义复辟，别的没法解释－－译按）。
全国都市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今年（1970年）是650元，与1952年相比增加了50％以上，但是与1950年代末期相比则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是这样，还是形成了一定规模（原文意思是相当规模，为避免以文害义，翻作一定规模－－译注）的家庭储蓄，这得益于1957年以来政策性的物价下调，使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很便宜也很安定。举例来说，1公斤单位物品的单价换算成日元：米60日元（日本152日元），白菜20日元，洋葱40日元，肉类160～280日元。房租（包括水电费）月平均340～650日元，还不到月收入的4～8％。家用大件方面向好，目前人气集中在自行车，收音机，手表方面。参照工资收入状况，购一台收音机的话平均约需25～50个劳动日，手表约需30～60个劳动日，照相机25～50个劳动日，自行车60～90个劳动日，缝纫机75～100个劳动日。一般都是把钱存到数后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在逐步的普及之中。农村储蓄额60年代后半以来急速增加，71年底的储蓄额（人民公社与社员个人储蓄的总计）与1965年底相比增加了89％。
简单地比较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并不合适。如果只看农民从人民公社接受的分配款，人均大约每年150元，这还不到工人平均工资的4分之1。但公社支给社员子女也是这个数，并且农民还可以从少量允许的自留地（个人所有的耕地）那里获得贩卖家畜、蔬菜之类的附加收入。因此户均来看，一个农户与都市夫妇均为上班族的家庭的收入相比，已经很接近了。
现时为止的政策是国家将对人民公社农业税的征收限制在一定的水准之内，丰收了，增收部分再返还给农民。此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数次调高，而在此同时政府所提供的化肥、农药，石油等的价格却数次下调。在人民公社内部开办了小型工厂，不过在那里劳动的人的工资按规定与农民一样按工分来进行计酬，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职种上的差别。
中国并不仅仅是在收入这种物质层面缩小差别，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中国正在努力缩小“三大差别”，这就是 ① 城乡差别，② 工农差别，③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把城市和农村连在一起加以表述，把地域社会中的住民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出国家的基本战略的。这个基本战略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这里，工业并非单独地先行地发展，工业的重点被放在那些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行业。兴办社队企业也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作为大型企业的榜样的大庆油田，工人以工为主兼务农业，而工人的家属则以农为主同时也务工。此外在劳动参加者的层次方面，脑力劳动为主的厂干部和管理人员也须定期轮流参加到工农生产劳动方面来。党和政府的干部进入干校学习，参加农业生产以体验体力劳动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后，进入大学学习前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劳动锻炼，而在入学之后同样也需要参加劳动，这就是半工半读。按照这样的精神，现在正在试行经由工厂或人民公社推荐入学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些分化原有职种的做法的意图，在于避免那种只专不能以及扩大物质的和精神层面差别的事态的发生。应该说中国仍然是在以农村为根据地，是以农业为思考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作用就不仅仅是粮食增产的基地，它更成为了培养健全人格和精神面貌的人的基地。
第4-4图 每人每日的卡努里摄取量
（3） 社会保障制度整备方面的进步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其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祉建设是沿着分阶段逐步整备和完善的方向向前发展的。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与运营主体来看，分为以城市工人为对象和以农村农民为对象这两个体系。对于城市工人，基于劳动保险法支付医疗费用、退休金、产假工资和抚恤金等，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民，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和普及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充实和发展尤为显著。
劳动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工厂、矿山、铁道、邮电等行业的企业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劳动保险所需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对被保险者不征收保险费。
国家和企业预留相当于毎月工资总额的3％的额度作为劳动保险的费用支出。
保险支付的内容方面，有关医疗保险，工伤的费用由企业负担，期间的工资全额支给。疾病或工伤以外的情形原则上治疗费用由企业负担，治疗期在6个月以内的，按工龄由企业支付60～100％的工资，超过6个月的则由（国家）劳保部门支付40～60％的工资。被保险者的家属如生病，其费用（手术费，药费）的半额由企业负担。
有关退休金，男性职员满60岁，男性工人满55岁，女性工人满50岁退休。退休后的工资按工龄的长短发放退休直前工资的50～70％。
在农民方面，以前实施的只是人民公社基金下的厚生福利事业，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普及合作医疗制度，医疗保障层面得到迅速充实和发展。这一制度早在1958年时就在部分的人民公社中开始实施了，至1968年底开始在全国普及。
运营的方法因各人民公社的实情不同差异较大。这个制度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由公社社员每人每年出一元钱，就可以报销其治疗费用的全额或其中的一部分。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平行发展起来的是培养了一支称做“赤脚医生”的半农半医性质的医疗保健队伍，他们治疗农村中的常见疾病。
“赤脚医生”在山间僻地从事巡回医疗事业，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源自自发的奉献精神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激励劳动大众的工作热情的措施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在学校教育方面同样如此，在山間僻地里组织起了一个个巡回教育班，从事小学教育的普及。
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似乎传统型的家族制度和部落内的相互扶助系统（例如，以孤儿以及孤立无助的孩童为对象的救济制度――五保制度）比起近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更能发挥作用。
（4） 对废弃物采取综合利用的公害対策
中国排斥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勤俭物用，重视人的精神发展。这样的思路同样也体现在其公害对策方面。我们来看1970年大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与東京都（5，328人）和大阪市（4，110人）相比，人口密度要低很多。北京和历史上相比，她现在依然是绿色的都城。国家大力植树造林，计划在全国范围建造若干1，000～2，000公里规模的林帯，在广袤的国土上构筑起绿色的长城。处在这样的环境，这个国家的公害对策其取向自然就不是那种事后对策，而是兼备了以预防为主的性格。这个取向同时立足于对资源“综合利用”的观点，清除由工业废弃物所造成的公害。这就是说，对于工业废弃物所造成的公害，并非采取单纯防备的消极立场，而是积极利用，变废为宝。
这样的尝试正在全国普及。尤其是在北京石化总厂和大庆油田等新兴工业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不少以大型的精油工厂所排废气、废水和废滓为原料进行综合利用的小型化工企业和轻工企业。并且文革以来，对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并非仅限于新兴的工业地区，在老工业城市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以上海市为例，1968年以来，市革命委员会下设置了负责综合利用废气、废水和废滓的机构。政府强调整体的环境利益，要求为避免公害污染，即使不得不使用成本较高的原料也在所不惜。
此外在回收装置的制造方面，严厉批判了那种等待国家援助的依赖思想，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同样也能看到自力更生的思路。
第4-4表 上海市来自废气、废水和废滓的回收物质
（5） 激励机制：强调主观能动性
中国的做法是以物质形式的福利提高为基础，同时重视国民精神品貌的建设。强调政治是为了巩固这种基础。强调政治不是意味着用来行使权力，而是为了唤起人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关心，并投入到其中来。这样解释，对我们来说就好理解多了。比方说企业的定位，企业不仅仅是从事生产的场所，更是作为由管理者与劳动大众结合而成的一个社会实体而存在。在这种实体里，中心问题是如果激励工作热情，这在我国最近也成了话题。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提倡的鞍山钢铁公司的社则（即《鞍山宪法》），它作为经营管理政策与根本原则，明确提出了如何通过工人参加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以及群策群力等手段来激励劳动者工作热情（按中国的表述叫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这样的政策经过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改变了原来由技术专家垄断技术革新的方針，改为同时尊重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的技能和创见。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不断矫正现代组织里易于陷入的那种全由技术精英来支配的格局，防止干群的感情由此变得疎远。
人民公社也不单纯是生产的组织，它是一种承担全部社会功能的住民自主形式的管理组织，是行政单位，是把住民的生活从教育、社会、军事各方面加以一体化了的一种统一组织。
× × × ×
面临国交正常化，我们对中国的准确理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中国虽然是一衣帯水之邦，但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绝非易事。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有一种单纯从效率主义来评价别国的倾向。比方说，我们通常认为把规模小的工厂分散到地方去办是忽视了大规模集约经营的优势，因而是一种非效率的做法，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从运送成本的角度来解释，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其实从生产效率层面来讲，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而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地方小型工业特别具有意义。借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所考虑的经济效率，主要是指对于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获得最大产出，即把经济效率作为生产效率或者说技术效率来看待，在这样的场合下，增产便自然成为衡量效率的尺度。但象中国这样需要把政策目标置于不止一个方面的场合，所谓经济效率就须根据其经济是否是在国家政策目标被实现的前提下其运行的效果来作全面的衡量了。
中国重視人的精神建设，在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强国之路。正值我国向福祉社会建設迈进之机，亦当作为邻居与之未来相处之际，我们有必要在新的价值基准上对中国进行新的评估。
篇后按：
请懂日语的朋友斧正。
并不是要刻意美化文革，而是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个所谓“黑暗的时代”，特别是对经济大加攻击，因此有必要发一些第三国的评论文章，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文革有个全面的了解。
还想说的是：
中国经济目前在高速成长，颇有点象这份年度报告发表时的日本。那么那个年代在GDP大旗下高速成长的日本，又是如何评价当时的中国经济的呢？又是如何反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评估方法的呢？
不是吹捧日本的经济学家，他们不论过去和现在远比时下我国的经济学家具有远大的目光。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高速成长期间，日本的经济依然冷静踏实和有序，国民素质和社会品质从中得到连续的和实质性的提升。
这篇报告书高度赞扬中国的建设路线，建设成就和人的精神品貌。书中也提供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和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相当客观的事实陈述。日本人的大脑是清醒的，他们的第三只眼睛看得远比我们准确。
报告书具体论证了GNP指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指出这个指标是个虚弱不定的东西，在它之外存在无数更具价值的东西！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的GDP是不高，而当时GDP很高并处在高速成长期间的邻国日本，却能看出社会主义中国在GDP以外许多令他们由衷赞叹的宝贵的内涵，而这些宝贵的内涵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全被我们所谓的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一颠倒黑白地否定掉了，真可笑啊，搞资本主义，你比日本人还行？
时境相似，不知道这篇报告书对于今天被高速发展冲昏大脑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是否具有启发（抑或启蒙？）意义。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GDP一风吹，经济是发展了，但这发展脆弱、混沌、无序。我们的经济学家只讲所谓的经济效益，不讲或很少讲社会公平和正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只讲钱物，他们不讲或很少讲人的精神和道德；他们讲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却基本不讲以人为本。随着精英们良心的丧失，我们社会的正义和道德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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