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医师”细述毛主席临终一刻

“红墙医师”细述毛主席临终一刻

    

    主席和总理病榻虽相处很近，却无力相见。1976年1月8日上午10许，主席正在看文件，不觉听到总理病逝的消息，他一言未发，合上眼只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唐山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号啕大哭。

                            主席从不表现出痛苦和悲哀

    原中央首长保健专家、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是1974年夏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第二次去主席那儿，有李志绥（中南海门诊大夫）、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陪同我一块去。当时主席说话不畅，我检查了他的神经系统。之后，解放军总医院黄克维、上海第一医院张沅昌、上海第二医院徐德隆一起进行了会诊。主席见人，有个习惯，他要问，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多大岁数等等。第二次见到主席，主席问我姓名，我说我姓王；他说姓王蛮好，问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边答应边点头。”
    王新德当时所见到的毛泽东主席，已不再像以前电视、电影上所见的那样“红光满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耄耋之年的主席早已步履艰难，四肢僵硬，口齿含糊，尽管他头脑仍然清醒。“主席躺着，我仔细地做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毛泽东平时吃饭很简单，经常粗菜淡饭，以红糙米、小米、芋头、黑豆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时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汤，一个人吃饭时常是手不释卷。毛泽东卧室里除了书报与文件，没什么值钱的器具与古董，他的生活俭朴，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奢华”之处不可，倒也有两点勉强可以算作“奢华”———一是嗜烟，二是吃红烧肉。不喝酒的他，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并尤爱吃红烧肉，认为吃肥肉补脑子。
    生病期间，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面前，毛泽东从不表现出痛苦、阴沉与悲观的表情，并尽量不使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让人知道。他不忌医但忌药，病重了才无可奈何向医生妥协。在医生给他看病时，他总是以幽默的谈话，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并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争。“为了摆脱缠身的病痛，转移注意力，主席总是不停地阅读文件与书籍。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他举过书或文件，他用放大镜阅读。”主席病重以来，一直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站起来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了。

                           主席让我们摘掉毛泽东像章

    据悉：“文革”那阵子，保健医生与大家一样，戴上了毛泽东像章，拿起了《毛主席语录》。主席看见了，很生气地说：“快摘下来，在我身边可不兴这个，什么万岁？人怎能活一万岁？”对于生老病死，他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从不因为晚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当笔者谈起主席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教授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王老说这话时，显得特别的认真，还不时地问笔者听懂了没有，生怕笔者听不懂他那口江浙话而记录有误。
    主席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早已传为佳话，但他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政治生命的爱护则更让人感动。“‘文革’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可是，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主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主席保护了他身边的医生与护士们。当然，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缺点从不姑息，总是严肃指出，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给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他本人指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对于中央领导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主动联系。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文革’中，对好些领导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来了也好，我照样为他们仔细看病。”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地进入了老年阶段。他年迈体弱，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常患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笔者探问主席究竟是因什么病病逝的？王新德又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央没说，我说干吗？中央没公布，我不去说。外国同行也曾向我打听过，我从没讲，也没什么好讲的。你不要乱猜，我不会告诉你的。”他一再表示：“对于主席的病，有说是帕金森病的，其实那是对表面情况的一些猜测。我知道，我是神经科保健专家，让我们去，就是要做出诊断，订治疗方案。今天我不会讲，你不要再问了。”

                           听到地震损失后，主席哭了

    后来，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已完全不能进食了，就连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食嗓子就呛。王新德难以接受面对的现实，心情十分沉重，急切盼望主席的病能一天天好起来，身体一天天恢复过来。医护人员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精心为主席配制了鼻饲，护理人员通过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饲注进去。毛泽东的肺心病不时地发作，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医护人员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气管。“他长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两侧髋骨都长出了褥疮，可以想象难耐的疼痛。可主席从不哼一声，总是用淡淡的微笑来宽慰身边工作人员，我们怎不感动？”
    1976年，对中国是一个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又受到一次次严重打击。他实在有些寂寞、悲凉，也预感自己的身体状况愈加不好。“他的最后一个生日与最后一个春节，陪伴的是医护人员。记得生日那天，大家在一块吃了碗面，祝他长寿，身体康复，万寿无疆。那时，主席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有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春节后，毛泽东由肺气肿转为肺心病，喘息、咳嗽、吐痰不止……
    当时，周恩来总理也病危，两位伟人病榻虽相处很近，却无力相见。1月8日上午10点许，主席正在看文件，不觉听到总理病逝消息。“他一言未发，合上眼只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这时的主席，的确已无法向周恩来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由于身体现状也无法出席追悼会。“在送审的总理追悼会报告上，主席在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铅笔沉痛地画了一个圆圈。”此时的主席，无法圈点的是自己的悲情。
    这年5月以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进一步恶化。6月初，突然患心肌梗塞，幸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病情刚刚趋于平稳，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朱德逝世、唐山发生地震的消息一个个传来。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号啕大哭，我们那些在旁的保健专家的心也在流泪。”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使中国震撼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主席去世的前几天，保健专家王新德一直守护在他身边。“9月8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头脑还清晰，还在关心日本大选的事……尔后，主席病情突然加重，医疗监视器上发现的心脏有些异常，他再度进入弥留状态，当时气氛紧张。我一直现场值班，高度警惕地观察着、注视着，不时地检查身体。”王新德老人对当年抢救主席的现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宛若就发生在昨天：“8日傍晚，是我值班，大家都在主席卧室外的走廊里交班，我发现主席血压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当时情况很紧张。在走廊的其他医护人员正在外边讨论主席病情，我赶过去对交班的人说，你们别讨论了，主席的血压难以维持，快进来吧！” 
    没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两下，上下跳动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水平线。“医务人员迅速对主席施行紧急抢救，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主席来说已无济于事了。”王新德教授否认有关资料上讲当晚主席对身边护士说过“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之类的话，也否认当时给主席服用过安眠药，“我自始至终在现场，当时主席怎能说话？吃没吃安眠药，可找当时的护理记录证实。”
    说着说着，不由得找出林克（毛泽东原秘书）等著《历史的真实》一书中所附的有关1976年9月7日、8日、9日毛泽东护理记录资料，笔者看了，并有值班护士及保健专家等10多人的签名。根据记录，笔者发现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170分钟；其中，16点37分时，主席看文件30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看了这个记录，谁能不为毛泽东的坚强毅力而感叹呢？
    “你们笔者再看一看这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铁证，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是很假的，说9月9日零点，主席叫他到床前讲话，问还有没有救。那时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怎能说话？其实，李志绥根本就没有参加直接抢救，有时就没有在现场，‘回忆录’那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王老越讲越气愤，声音高昂：“最后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笔者再细看记录，只见上写：9月9日0：04时，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06时，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10时，心跳停止。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
   （《环球视野》摘自《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