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盐铁论》
——西汉中期一场奴隶制复辟与反复辟的论战
《盐铁论》全书计六十篇，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81年）政府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该书采用对话的形式，记述了当时儒法两家激烈论战的历史事实。
在汉朝初期，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是一股反动的复辟势力，他们不仅垄断了煮盐、冶铁、铸币等工商业，操纵着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积极从事分裂活动以颠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北方匈奴的奴隶主贵族也不断地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安全。杰出的法家人物桑弘羊，根据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入侵的政治路线，参与制订并贯彻执行了诸如盐铁官营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填补战争费用的消耗，更重要的是“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大大削弱了工商业奴隶主以及地方诸侯王等复辟势力的物质基础，从而出现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的繁荣局面。在当时这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但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不甘心失败，总想伺机复辟。汉武帝死后，八岁的昭帝上台，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独揽大权，他们认为时机到了，网罗了一批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即所谓“文学高第”和“贤良方正”，策划了一次盐铁会议，拾起孔孟之道的破烂武器，向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汉武帝政治路线的维护者发起突然袭击，从而挑起了儒法两家在改变还是坚持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
一
文学、贤良们站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这样做，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同时，“末盛则本亏”，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他们振振有辞，俨然一群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他们说的“义”与“利”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当年孔老二就口口声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他鼓吹的君子之“义”，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的反动精神，代表着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最狭隘的私利；他拼命攻击小人之“利”，则是为了反对新兴势力的政治利益。这就是儒家“义”、“利”观的反动实质。文学、贤良们打着“义”的幌子来反对“利”，其目的是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妄图改变法家的政治路线。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并举出大量的历史事实，热情赞扬法家的变法革新，指出商鞅“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终于统一了六国。而孔孟之流大谈仁义，“危不能安，乱不能治”，终究挽救不了奴隶制的灭亡。从而对文学、贤良们的“义”、“利”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文学、贤良们果真是要“义”不要“利”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孔孟之徒从来是贪得无厌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吗？孔老二在这方面，称得上是黑样板。在陈蔡被围、饿扁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一点酒肉，他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抓起酒杯就灌。虽然他反对搞商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仍然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是多多益善。他的徒子徒孙文学、贤良们，也正如桑弘羊所揭露的，是一帮“洁言污行”、“鸡廉狼吞”的巧伪人。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在暂时捞不到油水时，他们对别人眼红的要命，却装着不屑一顾。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象饿狼一样，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什么都吞下去。这就是文学、贤良们要“义”不要“利”的真相！
文学、贤良们还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大讲什么老百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穿破衣的寒、吃粗糠的苦，似乎他们真的要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了。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废除了盐铁官营，究竟对谁有好处呢？汉武帝的时候，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结果是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山西。这类人役使大批贫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财过王者”（《汉书.食货志》）。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大搞分裂割据活动，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的祸根。显然，文学、贤良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这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正是为了同这些反动势力争利，在当时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桑弘羊痛斥文学、贤良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也干不成。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服务的。这个批判，击中了文学、贤良们的要害。他们叫嚣的“罢盐铁，退权利”，就是要罢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退给他们分裂之权、割据之权。这些要求，不过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翻版。只是时代变了，随着斗争发展，地主阶级内一部分人满足于既得利益，变成了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开始和奴隶主复辟势力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桑弘羊同文学、贤良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和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他所捍卫的，是汉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是历史的进步，国家的统一。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在攻击进步势力的革新措施时，往往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实质上他们和文学、贤良们一样，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而是代表被革命阶级打倒的一小撮反动复辟势力。
文学、贤良们本来是一些“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寄生虫，但在盐铁会议上竟然哼哼唧唧，大讲起“养桑麻，尽地力”来，岂不是荒唐可笑！儒法两家谁真正重视农业生产，本是一清二楚的。商鞅奖励耕战，十分重视农业。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武帝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法家的路线，在注重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解决了国家发展“用度不足”的问题：“佐助边费”，“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和发挥了法家“崇本抑末”的思想，批驳了文学、贤良们只有废除盐铁官营，才能“广利农业”的谬论，指出治理国家应该“开本末之途”，使农、工、商都得到发展。没有手工业，农业工具就会缺乏；没有商业，物资就不能流通。农业工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产；物资就不能流通，财政就会发生困难。所以，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垄断工商，掌握物价，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文学、贤良们企图利用“广利农业”的口号反对盐铁官营，目的是逼迫西汉政府放弃官营工商业阵地，让奴隶主重新把持盐铁业，更加猛烈地兼并土地，破坏农业，从经济上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国内政策的争论，主要表现在统一和分裂上。从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来，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唐朝柳宗元作的《封建论》，就是对这个争论的一个出色总结。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对于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当时的所谓“杨可告缗”，使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批破产。从他们那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地方豪强进行叛乱的物质基础。新兴地主阶级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才基本上得到了巩固。在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国家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在这方面，汉武帝和桑弘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在这次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们也是这样。他们在汉武帝抗击匈奴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的旗号，攻击抗击匈奴战争是“废道德而用兵革”，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这是十足的投降主义谬论！
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匈奴是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他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的立场，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动员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是赢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用“废道德”来责难和否定这场进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就是甘当汉奸的投降主义“道德”。桑弘羊反驳了文学、贤良们不区分战争性质的谬论，指出：抗匈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想扩大地盘而兴师动众，是“兴义兵以诛暴强”，打击侵略者。这就勇敢的捍卫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路线。
从西汉开国到盐铁会议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内的反动、分裂、割据势力经常同匈奴侵略者相勾结，以图颠覆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汉初韩王信、代王陈欷、燕王卢绾，先后与匈奴勾结，充当可耻的汉奸。景帝时七国之乱，又有吴王、楚王、赵王和匈奴阴谋勾结。汉武帝抗击匈奴，地方豪强势力就“颇有异心”。汉武帝刚一去世，这伙反动势力的代表文学、贤良们就在盐铁会议上大打出手，猖狂进攻。它说明了抗战和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激烈的进行着。这段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凡是搞分裂倒退的人，由于不得人心和极端虚弱，总要寻找后台老板，借助侵略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充当汉奸走狗。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文学、贤良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正确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在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桑弘羊阐明了反侵略的战备思想，说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只要坚持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以义伐不义”，就会象“秋霜而振落叶”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就狠狠地回敬了那些妄图投降叛变、破坏国家统一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三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的论战，反映了两种历史观的鲜明对立。这是宣扬历史倒退和倡导进步革新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文学、贤良们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条。他们鼓吹“百世不易之道”，主张“法三王”，就是要把夏、商、周的奴隶制度当作万古不变的社会模式。在他们眼里，人类不能发展，社会不能变化，历史永远停止在一点上，当国王只能当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国王。他们竭力鼓吹“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拼命要求“复古往之道”。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谁就是天老爷的骄子，人间的圣贤谁就能够“昌”。如果有谁要搞变革，那只会越变越坏，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不通大道”，罪大恶极，就要“亡”。坚持这种反动的历史观，文学、贤良们就从吴起、韩非，一直骂到杜周、张汤，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特别是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和著名法家商鞅，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桑弘羊作为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反动历史观。他认为，“异时各有所施”，要想治理国家，必须面对现实，从形势需要出发。舜、禹和商汤、周文的兴盛，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政策造成的。因此，要“因时而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实行变革。他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山丘，名传后世”。他特别热情地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和统一中国的伟绩，认为对于孔老二那一套反动思想及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是个巨大的进步。
颂古非今，鼓吹“今不如昔”，是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攻击革命和进步势力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思想根源上说，都出自主张倒退、反对变革的反动历史观。反动派污蔑现实，就要美化过去，伪造历史。文学、贤良们把汉武帝以来巩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胜利局面，说得一塌糊涂。而把早已腐朽了的奴隶制描绘得尽善尽美，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赋税么？微乎其微；劳役么？不过几百里，连衣服也不用换，就可以回家了；剥削、压榨么？奴隶主们是“上取有量”，从不乱来的。在这种制度下，“上不苛扰，下不烦劳”，据说，“为善于下，福应于天”，连气候都是风调雨顺。“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真是“国无夭伤，岁无荒年”，好一个极乐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哪里有过这种奴隶制社会？把一小撮奴隶主的天堂，美化成“全民”的天堂，这不过是一切孔孟之徒为了复辟旧制度时惯用的手段罢了！他们伪造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
这伙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还打出了“回到古代去”的破旗。他们滔滔不绝，说什么一切都应该象古代一样，穿衣服要穿粗麻布衣；做饭把粮食放在火上烤一烤就行，连稗子也吃；住房搭草棚、挖山洞能挡风雨就可以；欢乐时敲敲木头、打打石头就算音乐，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真是想回到古代去过这种生活吗？完全是欺人之谈！按照儒家的经典，“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臭讲究，哪里肯过那种原始的简朴生活？桑弘羊指出，文学、贤良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伙“内贪外矜”、“情貌不相符”的伪君子。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的眼睛是很亮的，他揭露他们在思想品质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虚伪。
他还进一步指出，文学、贤良们的这一套反动历史观，不但虚伪已极，而且腐朽透顶，“不合于世务”。为了彻底把驳倒这些“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的孔孟之徒，桑弘羊把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拉出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说：那么推崇的大圣人孔丘，在鲁国吃不开；在齐国被驱逐；卫国根本不用他；匡城的老百姓把他围起来，要杀他；困于陈蔡，断炊绝粮。这个家伙，“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就是说，孔丘其人，明知行不通，还鼓吹开倒车，真是顽固反动；到处碰壁，还追名逐利，真是贪得无厌；不问情况，不看对象，还乱跑乱说，真是愚蠢可笑；四处挨骂，走投无路，还想苟活下去，真是卑鄙无耻。这“强”、“贪”、“愚”、“耻”四个字，活画出了儒家老祖宗孔老二的没落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桑弘羊对孔老二的痛斥，是继杰出奴隶革命英雄柳下跖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对孔老二一次痛快淋漓的批判。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摘自《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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