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 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 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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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医疗组师振德的文字与周瑞金写的无人照顾独自一人完全不同
开封医疗组工作人员师振德写的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里的文字与周瑞金写的’无人照顾’’独自一人’完全不同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里有开封医疗组多名医生和护士照顾, 每天饮食定量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机舱温度高刘盖的是毛巾被，下飞机前换上粉红色的棉被。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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