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首度曝光的毛泽东周恩来信函
国民党党史馆首度公开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亲笔书函。八封首度曝光的书函中，包括毛泽东向国民党中执委呈交的请辞信，周恩来与董必武营救被国民党拘捕的廖承志的求情书，还有李大钊写给国民党中央及何香凝请辞国民党妇女部主任的书函等等。
有关早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书信，笔者最近由国民党党史馆取得一批文献，这批珍贵书信首次公诸于世，对于反映当时时代的情境和当事人的个性特色颇为传神，兼具史料和玩赏价值，因此笔者略事整理，共飨读者。
有关毛泽东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要职时写给党中央的短函。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即返回湖南领导农民运动，一九二三年毛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三十岁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局委员，开始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上，毛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在上海执行部工作，一九二五年又在广州出任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内左右两翼斗争激烈，毛泽东被迫辞去该职，此后集中心力在农民运动，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清党”，国共走向彻底的决裂。
毛泽东宣扬中山思想
简言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活动的范围大致在广州、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年纪在三十一岁到三十四岁之间，政治上算是初生之犊，一方面他参与组建中共的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也在国民党内主持宣传刊物，宣扬孙中山思想，具有国民党重要干部的身份。蒋介石势力膨胀开始打击共产党后，毛泽东势必要卷入复杂的政治局势，对他而言，这三年的工作无疑是政治本性的试炼，使他脱离了原来只是写文章论政的青年时期。
“信一”是一九二四年五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短函，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信二”是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信三”则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封信都是毛泽东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内容都是官僚系统内芝麻小事，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巨人的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呈公文时，与今天共产党的小干部并无二致，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这类事情。他的毛笔字风格始终如一，但因要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仍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间，比较他日后领导中共时大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了；尽管如此，毛的霸气依然隐约可见，信中流露着对官僚日常工作的不耐，向党中央请假时用的是“特此奉告”，信封上那“报告中央”四个字就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在潜意识里便是十足的叛逆性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的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常态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的依据。
谈完毛泽东，接着谈周恩来。“信四”是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信：“迳启者，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如不发委任状，务祈陈一公函与学校，正式通知此项决议，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职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书处诸同志大鉴，周恩来。”国民党“一大”时，周恩来人在欧洲，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又出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科总务科主任，一九二四年七月，周奉调返国，十一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显示，周被任命此要职半年后一直没有拿到“聘书”，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为这项任命的法令根据，因此周要求中央秘书处出一份函给学校。作为日后的中共领袖，周恩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事的细心以及调和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即使年轻气盛的时候，他也已表现出这种人格的特点，放低姿态，坚持底线，争取最大的团结。不过，历史真相有时并不像事后所描绘的那样传奇，低姿态的背后常是尊严的牺牲，有时也可能到惨不忍睹的程度。这里有一份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为了营救廖承志写给孙科的信“信五”。一九四一年初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呈现高度紧张，双方磨擦日增，因当时中共力量远小于国民党，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只能忍让处理。
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九二八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廖在上海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始保释独子。抗战中期，廖承志参加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在粤、赣、桂、湘、闽等地发展组织，一九四二年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七团突击了广东乐昌南方局开会的民宅，逮捕了廖承志以下十多名的中共干部。
周恩来营救廖承志
廖承志被逮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由香港偕同廖妻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余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后予以释放。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写的营救信由董执笔，信中却以周为主要名义，文为：“……廖仲恺先生之嗣君承志自港难后返国道经曲江，本拟来渝，因妻分娩，故奉母暂留曲江小住，不意日前与同伴十余人一同被捕，初？司令长官部，后又他移，闻讯之余莫名骇异，承志虽隶籍中共，其平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拥护三民主义与我辈毫无二致，犯何嫌疑，竟罹不测之祸，窃所未解伏念。公与仲恺先生旧交素笃，对其遗族爱护逾恒，今承志及其同伴在缧？之中，谅邀格外关切，恩来等旁徨不知所措，用是不揣冒昧，特恳鼎力救援傥，蒙俯允设法营救，俾忠烈之裔重获自由，无辜之人得见天日，则殁存均感大德于无暨矣……周恩来、董必武谨启。”这封首次公开的信函，确实让人开了眼界。
周恩来恳请与廖仲恺有同乡情谊的粤系大老孙科代为营救廖承志，本属人情义理，但姿态放低到“周恩来等旁徨不知所措”这种出自古代宫庭演义“臣等旁徨不知所措”之语，仍让人啧啧称奇。可见“有理、有利、有节”只是事成之后的豪语，权力的真相永远都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封信也将周恩来的政治特色表露无遗，重大时刻，他身段的柔软程度绝对可以超越常人。
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信六”，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 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史料，却生动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馆员，一九二零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隔年七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约两年时间，中共的发展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的演讲，拉拢知识青年为主，甚至连“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换言之，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天津等地，李大钊两年内只在学校里发展了上百名党员，十足的书生造反，这跟日后毛泽东在农村里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搞不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庞大的政治、军事机器，原来纯学者型的党领袖逐渐由真正的行动派和实践者所取代。
最后，笔者再举出“信七”何香凝拟请辞国民党妇女部部长一职，并恭请孙夫人宋庆龄接任，信内容无甚特奇，不过其字迹端庄工整，文白相间，反映的是时代更替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以及“信八”，陈独秀要求寄发宣传品通讯录的短函。以上这些由国民党党史馆首度公开的珍贵信函，今天读来，依然兴味十足。这些第一手的资料有助于我们捕捉历史中感性的层面，并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当时的真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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