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美国著名当代中国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代表作。本文最初只是该书的摘录，后因本文不时地进行补充，最终便凑成了这样一篇不伦不类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的文字占此文一半以上篇幅，为与其它部分区别开，引文全部使用红体字，结尾处括弧内的数字，表示此文在原书的页码。本文并不完全赞同迈斯纳的观点（迈斯纳本人的最后看法也还没有形成），而是想用迈斯纳的著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此书的摘录，也算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吧。
文章的重点，是论述文化大革命的那一章。文革研究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如果仅仅孤立地从文革时期或49年以后来着手，是不可能完全理解文革的，必须至少从二十年代中共的失败谈起，才能弄清文革的来龙去脉。这就是本文第三章的重要性，这一部分的观点主要是自己的。
文革阻止官僚蜕化的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呢？本文在此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见第四章第四节“出路何在”。
目录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
第二章……………………………………………………………………………二十年代的革命
第三章………………………………………………………………………新的革命及其官僚化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及其指导思想的混乱
第二节………………………………………………………文革开始时三大力量的分析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一、运动的开始
二、一月革命
三、全面内战
四、退却和溃败
五、尾声
第四节……………………………………………………………………………出路何在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页码不详）
自秦朝以来，中国社会大致一直受着由皇帝、官僚和豪绅地主组成的专制官僚体系的支配。在这一体系中，缺乏任何一方，整个体系都不能保持稳固。
到了近代，开始了新的变化。西方的入侵，宣告了旧统治方式的破产，但是整个统治集团却无力进行自我改良。
““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穆尔称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7）
旧统治方式的破产使处在这一体系中最突出、最显要位置的清王朝覆灭了，旧统治体系的支柱之一不复存在了。大皇帝倒台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小皇帝——割据的军阀。政治权力——尽管是分裂的——继续支配着社会，这进一步凸显了““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7）。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10）
为什么说所有的阶级都是软弱的呢？
豪绅地主阶级。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声望的衰落。
““传统的中国豪绅在一个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的世界中，还是维持着其主要传统；……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还握有对当地农村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但这个阶级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败且越来越寄生的阶级，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经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主要因素，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7）
“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大事，由此却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对中国的支配地位。”（9）
资产阶级
“ “尽管现代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但它只是一个人数甚少且经济虚弱的阶级，且依然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借以产生的外国帝国主义力量的阶级。”（6）
无产阶级
“ “伴随着一个小而弱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是一个弱小且发育不全的城市无产阶级，这是极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6）
农民阶级
“ “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的性质，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
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的行动者，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9）
在此要提醒大家注意，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是软弱的，统治政权也是软弱的
“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新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以其残暴的镇压、腐化堕落和无能而臭名昭著。”（？）
一个软弱的政权支配着各阶级都软弱的社会，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突出特征。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在一个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3）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及其在政治上的无能使他们没有根基，屡遭挫折，因而产生了在中国社会.寻找根基的日益增长的需要。”（21）
第二章 二十年代的革命
““导致在中国“无根”的知识分子与被压迫群众相联合的一系列事件开始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21）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砍最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看作是地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是阶级其余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23）
走俄国人的路！既然俄国工农大众能够夺取政权，那么中国工农大众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代共产党人凭其直觉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不幸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兴起时，它所效仿并依赖其指导的俄国革命已经开始蜕化了。中国革命被共产国际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随着斯大林和布哈林这伙官僚暴发户掌握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权，这一理论被推向了极端，成了套在中国无产阶级头上的一个枷锁。
““国共联盟打算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却被看作一场非常有限的革命。在时代的革命言辞的外观之下，国民党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决不会超出他们所愿接受的范围，他们把这一革命归结为两个目标即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对于民主议会的共和国的观念和理想，他们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这一革命从其肇端之际起就暗示着中国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将是一种军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迟了）在农村进行反封建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29）
本来十月革命早已经宣判了资产阶级革命论的死刑。表面上俄国革命似乎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但资产阶级既不能也不愿来领导这场革命，革命也没有以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告结束，相反，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再也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了。落后国家的本来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所解决的问题，只能由在农民的支持下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解决了。这就是二十世纪的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论，这本来已经被俄国革命所证实。下面我们看看迈斯纳是如何论述这一点的。
““‘不断革命’或更准确地说是‘不间断地进行革命’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写于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提出来的。
在一个无法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其民主主义任务的国家里，当所谓的国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时，尚不成熟忍气吞声无产阶级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决不能允许胆怯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进程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将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不断革命论的作用是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都有一个被严格规定了的历史发展的政治阶段命题。这为后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即使是比较弱小的无产阶级也有可能抓住政治时机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起码是在国际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性。
1905年以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托洛茨基复活并且进一步详细论证了不断革命论，因而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最初倡导者。
简略地说，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俄国、以及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比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更具有革命性，由于事实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太软弱、在政治上太胆怯，无法承担它既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便落在了得到农民帮助的无产阶级肩上。托洛茨基设想，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劣势将会由其在政治上的力量和斗争性而得到补偿，因而工人将担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一旦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支配权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发现已不可能将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内，革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并直接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结果又将反过来为西欧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的实现则是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保证。1906年，托洛茨基在他那部典型的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宣称，‘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 较高的国家中更快地夺取政权’，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对托洛茨基来说革命在两方面将是“不断”的。首先，落后国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落后国家革命的存亡取决于先进国家及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进程只有在国际革命的环境中才能够继续进行。
这些思想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1917年和1918年的事件弥合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之间除了语义学意义外的一切差别。直到斯大林主义出现后，不断革命论才成为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异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教义取代了国际革命的观点，而所有的革命（也许俄国革命除外）都必须依次经过被严格规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教条取代了‘不间断’的革命过程论。”（263 266）
斯大林之流虽然也亲历了俄国革命，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一场革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当然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了，无产阶级只能在其领导下行动，或者说只能去当资产阶级的“苦力”。这实际上是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但却被斯大林之流照搬到了中国。
自愿充当苦力——真是一群贱骨头啊！你就只看到你有求于对方就没看到对方同样有求于你吗？你不能凭借你的资本争取在与对方的合作中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吗？你就不能与对方合伙开一个公司吗？你就不能进一步争取担任董事长吗？
这套理论否定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的争夺，使中国共产党附属于了国民党。而中共本来只应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
这套理论否定了民主革命。当时孙中山已处于穷途末路，丢掉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转而依赖军阀。共产党不仅没能趁此机会将这一旗帜抓在自己手中，相反，却去迎合孙中山，致使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党、国、军一体化的道路。
张国焘的反思。
这套理论否定了社会革命。““中国是一个既需要社会革命也要求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两项任务被证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24）土地和农民问题根本就避而不谈，更不用说劳资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坚持这样的战略或纲领：
1、争取民族独立；2、建立民主共和国；3、与国民党党外合作；4、发动工人运动；5、发动农民运动。这样的纲领会使中共同时作为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革命者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中国无产阶级在二十年代就可以夺得政权。
即便中共不能从一开始就有如此明确的战略，那也无妨。只要能保持独立性，只要时刻同群众站在一起并且不落在他们后面，那么当革命形势到来时，指导思想的转变就能跟得上，革命时机也不会被错过。就像二月革命前，包括列宁在内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当都不认为在即 将到来的革命中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但是列宁回国后使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一场革命，最终布尔什维克抓住了稍纵即逝的革命良机。
迈斯纳也承认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确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历史必然地就是不现实。”(37)
首先，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弱小。大家不要忘了，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就曾爆发出与其数量所极不相称的惊人的力量。
““无产阶级只构成中国人口很小一部分，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企业雇佣的产业工人数量已增加到约200万入他们高度集中并有计划地分布在现代中国经济企业中。对此必须补充道，城市半无产阶级的数量更庞大，也许有1000万人，毛泽东曾将他们叫做“城市苦力”，这支队伍壮大了城市革命运动的力量。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比1917年的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少多少，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38）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袖，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苏联人创造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并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手中，这也决非预先注定的。这一讽刺性历史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无能，而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39）
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当时中国并不只存在着一种革命，而是两种：一是蒋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是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蒋的背后不仅有军官，而且有地主、商人和银行家，而中共则有令人生畏的群众力量的支持。在1926年革命高潮中，中共发动了120万工人和80万农民，但在这时，他们要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放慢步伐，组织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暴动和农村中的农民起义。所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并不悬殊，但斯大林的指示却使蒋介石能自由行动而不必顾忌其对手的反应。……综上所述，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共领导人在同莫斯科的关系上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由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有可能的。上述结论虽不能成立，但可以认为转变的机会确实存在过（尽管机会多大仍有争议），不过，这一机会却由于斯大林的全球战略以及中共对此战略不加抵制的态度而丧失殆尽。”（《全球分裂》第？页）
农会，就是农民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农会，就是一切权力归农民苏维埃。农民自己提出了民主的、革命的要求。而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了上海并拥有80万会员的上海总工会，将自己变为上海苏维埃也是易如反掌。这样，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本来可以看到一个建立在工农自我组织基础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顽症。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卖弄事后的聪明，早在四一二之前，托洛茨基就已指出了这一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大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旧的生产方式中逐渐地演化而成的，资产阶级在发动革命前，就已经获得了经济、文化及部分政治的领导权，同旧势力相比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阶级，同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才有着一贯的明确的阶级意识。
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单纯的被雇佣地位，使其不可能在夺取政权以前就获得经济和文化的领导权（在此可以看到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的不现实性）。在资本主义的“正常”情况下，无产阶级更倾向于分裂而不是团结，要依赖于无产阶级政党来保持其阶级意识的连贯性。只有在革命危机到来时，无产阶级才会摆脱分裂、抛弃对旧统治秩序的顺从，爆发出对旧秩序加以冲击的意愿和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将这一力量集中起来，迅速地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进行冲击。否则，群众的革命意愿不会持续很久，他们将重新回到分裂、顺从的旧状态去，从而使革命形势白白错过。更不幸的时，资产阶级极有可能利用群众高潮过去后的退却状态，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这样革命形势就会转化为反革命的现实。
由此可知先锋队的领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了。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革命所用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却缺少正确的领导。（此问题留待它处详细讨论）
第三章 新的革命及其官僚化
1927年的失败使中国工人运动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此后数年，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一下子由极右变为了极“左”，最终使共产党完全丧失了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影响。在一次冒险的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带领残余力量走上了井冈山以逃生，随后就发展为军事割据。这无意中成了中共不得不依赖的最后的选择，中共与国民党一样，也走上了党、国、军一体化来打天下的道路，不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已。新的革命在其初期就已官僚化了，它没有任何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及其组织为基础，但是这一官僚化机构却在行使着革命的职能，主动地加强与群众的两系，并因此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1949年以后，新的政权没有以群众组织为基础，只是将根据地的官僚机构带进了城市而已。当然官僚机构继续着革命的职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历史越往前发展，中国社会越进步，城市里工人阶级和学生的政治意识越强烈，那么官僚的蜕化现象就越突出，其与群众的对立也就越明显。曾领导过一场伟大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摆脱蜕化的趋势。
“像在苏联一样，旧政权的剥削阶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出现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他们控制着（即使在法律上还不拥有）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405）
“尽管这些官僚主义着没有宣称什么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们却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405）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废除产生的非常明显的社会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独立的且拥有特权的官僚阶级。无论人们是选择“新阶级”、官僚主义阶层还是“国家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术语来称呼它，都不会改变这种新的社会现实。”（405）
官僚蜕化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防止这一趋势变为现实，他在党内做出了种种努力。当这一切努力都失效后，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挽救中国革命。
这里一定要注意中俄两国官僚问题的不同，或中俄两国革命的不同。夺取政权前，俄国不存在官僚化问题。革命最初几年也是如此，只是后来官僚集团才产生并以其统治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官僚一出现，就是起着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力的反动作用。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夺取政权以前，官僚就存在了，他们领导了革命，行使着不可替代的革命职能。夺取政权后，在继续行使革命职能的同时，他们的反动的一面越来越突出了，其反动的长期结果就是今天的局面。
多说几句。迈斯纳正确的指出了官僚集团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他称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则是错误的，这夸大了官僚统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苏联的官僚们肯定认为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是一场蜕化了的工人阶级革命的产物。作为革命蜕化的产物，他们只有两个前途。第一，进一步的蜕化将使整个社会倒退回资本主义，从而官僚们的统治也随之结束。第二，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新的革命将会从外部激活俄国工人阶级，使其推翻官僚的统治，恢复十月革命的理想。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官僚统治玩世长存的可能。官僚统治就好比寄生在人体器官上的恶性肿瘤，如果任其泛滥扩散，它将会吞是整个器官，杀死人体，从而也导致它自身的毁灭。反之它将被人体杀死，人体将重新获得健康。
另外，迈斯纳还轻信了那种关于俄国革命的官僚化的原因的庸俗的见解：“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以及它的产生，都植根于列宁主义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405）这是毫无道理的，见拙文《论俄国革命》。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及其指导思想的混乱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被普遍的冠以“动乱”或“浩劫”的恶名。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运动最终所产生的结果与最初所宣布的理想和目标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392）
“然而，目标和意图在历史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当然在精神上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要理解1966-1969年间在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义，其任可严肃的尝试都必须首先正视这样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与将这种意图歪曲为其自身的漫画的环境区别开来。毛泽东的意图与他所遇到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的核心。因此，讨论文化大革命当首先探讨它的目的和目标——即使仅仅为了评价这场失败的重要性。”
“并非像现在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及他对整个权力的渴望。”（399）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自从1949年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是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们包括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领导人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衰退以及新的官僚主义阶层的顽固的力量等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担心这些趋势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被“官僚特权阶层”篡夺权力。“（399）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现存的国家和党的机构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因而正在全社会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
动机是无可怀疑的，其预见性也是罕见的。但运动的最终结果与此反差极大，这同样也是不容置疑的。动机是按照怎样的逻辑走向了它的反面呢？这一过程是怎样具体的展开的呢？动机——过程——结果，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试图梳理清楚的问题。
让我们先看一下毛泽东对他所要解决的矛盾的认识及由此设想的解决办法。毛泽东一度曾作出过最激进的结论，认为已产生了一个官僚主者这阶级，尽管据我们所知这种情况非常之少。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迄今任何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408）
“如果将这种立场贯彻到底，就会要求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化革命，这在实际上就是要求用暴力推翻共产党国家而不仅仅是进行一场精神改造。”（409）
这是一种彻底革命的理论，也对社会矛盾的性质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
“虽然毛泽东清楚地认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现实，并且有时也谈到了这种现实，但他最终从中国的官僚主义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上退缩下来。
这里还有感情上的限制和政治上的限制。无论如何，这些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全盘否定他们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自己领导的革命，否定了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创立的新社会。他宁可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可以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因此，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外，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409）
从革命的目标退到了改良的目标以后，在放弃了官僚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这一对现实的判断后，矛盾却继续存在着。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既然已否定了矛盾的社会经济的根本原因，那就只好从思想、从意识方面来寻找答案了。
“在从中国处于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支配下这一政治立场退却后，毛泽东最终得出了以个人的政治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结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不是由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这样一些适当的客观标准来决定.相反是由下述更为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对一个人思想倾向的评价，其“政治觉悟”的程度，以及政治活动。毛泽东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确定一个的阶级属性时，重要的不是过去的或现在的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作为人的“觉悟的行动表现”的“阶级立场”，这种规定的长处是，它在废弃了已不适合1956年后的社会现实旧的阶级成分制度的同时，又坚持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观点，而且还没有把党的官僚机构都当成敌对阶级。” （410）
但是，这种观点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主观标准来划分阶级很容易导致任意地把政治上的对手划分成“阶级敌人”，并且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410）
在这种理论中，社会中的矛盾的存在被承认了，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与群众的对立的基本现实却不见了。依照这种理论，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破的是什么呢？立的是什么呢？
（这种）“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理论则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坚持，它支持了毛泽东的下述信念，95%的干部基本土是好的，作为整体的党是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并清除掉资产阶级影响的，但这只有通过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激烈方式才能做到。”（411）
在这种理论中，要打倒的已不再是整个官僚集团的统治，而是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党内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对依靠官僚机器本身来改造官僚机器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希望用群众运动来制约官僚机器，他希望能够在两者之间维持一个最有利的平衡或妥协。用后来文革中毛泽东提倡的“三结合”的体制来说，群众运动与官僚机器“结合”在一起，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和目标了。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关于阶级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所有这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分，他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是人们怎样去辨认“资产阶级”？为了反对谁而开展阶级斗争？那些年发自北京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自相矛盾而又含混不清的观点都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或者准确地说，人们都提供了不同的回答，但这取决于人们采用哪一种阶级分析的观点。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政治团体或行动者都各自采用最适合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阶级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对于文化大革命很快蜕变为大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也使人们能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和政治理由轻易地给某些团体和个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而横加迫害。”（411）
第二节 文革开始时三大力量的分析
一、毛泽东和改良派或毛派官僚。
这一派甚至可以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为他在党内的忠实追随者屈指可数。文革中毛泽东一人身兼两种角色。首先他是官僚机构的缔造者和最高领袖，但是他又对此机构不满，并鼓动群众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企图让官僚机构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在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平衡。毛泽东在官僚和群众中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仲裁者，他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会占上风，毛泽东选择和谁站在一起，将会极大地决定运动的发展方向。文革初期，毛泽东坚决地站在造反的群众一边，他主要扮演了一个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二、造反派——群众。
49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无论在人数还是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城市里的另一个革命因素学生群体更是不容忽视。但在群众中，对于官僚和官僚与群众的对立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从来没有形成以此认识为基础的社会思潮，更不用说产生建立在这一思潮基础上的革命组织雏形了。群众在思想上过分依赖于毛泽东，他们通常得从毛的言论中才能找到自己行动的理论依据。思想上的依赖自然导致行动上的依赖，群众造反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自上而下赐予的。“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都不怕。”可是假如毛泽东不给他们撑腰了呢？过分依赖毛泽东的群众将很难再按自己的独立意志行事。由此看来，在文革开始前，造反派——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便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文革开始后，群众虽然不自觉地在将文革这一改良运动推向革命，但是他们自始至终未能明确认识到必须彻底打倒整个官僚统治、由群众自己掌握政权才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当然也有例外。 “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个激进的红卫兵组织的联盟——‘省无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最激进的并有一套精巧的理论的组织之一，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观念与毛泽东曾经提出但旋即于60年代中期又放弃了的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们……批评文革的领导人只纠缠于攻击个别人而没有找到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们认为，这个根源就是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篡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砸碎现有的国家机构，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公社。’”（454） 这些思想在省无联的成员杨曦光写于1968年的《中国往何处去》一文中，得到了系统地阐述。但就是在这一最激进的纲领中，仍旧是把毛泽东奉为精神权威，继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而不敢冲破毛泽东的束缚。
三、保守派官僚或当权派——走资派官僚。
几乎全部官僚都属于这一派别，他们分布在党委和军队两大系统中。如果说只有毛泽东一人及其少数追随者构成了改良派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整个官僚集团都属于保守派。官僚们既清楚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又清楚他们与群众之间的深刻对立，与群众相比，可以说官僚们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官僚们拒绝任何改良，决不愿与群众分享权力。他们深知，只要松一处口子，那么群众运动就会蔓延壮大起来。只要给了群众四大自由，给了群众发言权，那么拥有了言论自由的群众自然会进一步再组织起来。组织就是政权。这样就会形成群众组织即新政权的萌芽与官僚机器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二者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自群众运动一兴起，官僚们便把其当作敌人对待，坚决予以镇压，不容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任何损害。当然官僚们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从对其有利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在对群众运动直接镇压的同时，官僚们还支持自己的支持者建立组织，并打着群众组织的旗号行动。这些组织或是对成份不好者大打出手，或是对真正的造反派肆意攻击，这一切行动都紧密地与官僚们配合着。“作为一个常识：保守派（群众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阶段性角色转换主要是：文革初期他们是资反路线的实现者和执行者，抄家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们干的，根据毛泽东的定性这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而去“打击一大片”的；第二个阶段的保守派是以半军事化的组织出现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为一个进攻者角色，在全国各地引发一个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老田：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一、运动的开始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的自发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起来的。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对自己所起的作用的一个概述。
“毛泽东自己认为文革是从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的，结合后来的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甚至是作为官方认定的文革运动开始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要步骤，都是把重点落在文艺批判上，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去落实和完成这个认识和思想上革命的最后尝试。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官僚机构总是把运动方向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转移，“过滤机制”的结果是巍然不动，很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连续出现的过滤机制，已经说明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是，无法在他们把持的组织程序内部去寻求解决的。”（老田：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书斋想象中的文革与在实际政治博弈过程中展开的文革进程）
毛泽东的号召在党内无人理睬，但是在群众中却意外地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文化革命”也就随之变成了“政治革命”。
自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很快就开始了.......大学生和中学生最先响应毛泽东向现行当局造反的号召。（417）
毛泽东立即明确对此表示了支持，“他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广播和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者注），在全国的各所学校里，造反的学生组织以迅猛的速度和使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形式一哄而起。”（418）
对于群众的自发行动，官僚们的反应则与毛泽东相反。
在6月初的学生骚动开始时，刘少奇就匆忙地向各中学和大学派去了党的工作组，以努力使这场新的运动保持在党组织控制的范围内。（418）
在对付群众时，官僚们的理论与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无非就是“老子就是党，老子就是社会主义，谁反对老子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刘少奇们通过工作组利用其一贯的“形左而实右”的手法来对付造反的学生，其具体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挑动群众斗群众；“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找替罪羊，转移斗争方向；组织保守的、御用的“造反组织”。我们在以后还会看到，这些手段都被各地的官僚们所重复利用。
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主要由享有特权的党的干部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攻击矛头从毛泽东主义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资产阶级权威”是指那些对政治进攻实际上毫无反抗能力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教师、作家和其他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间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义者的“造反派”。……最开始干这种声名狼藉的事情的罪犯是那些在党的机构支持下活动的组织。（420）
除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外，工作组组织的学生组织还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分子的子女——进行迫害。他们发现，使那些过了时的阶级成分永久化在政治上是有用的而在社会上则是有利的，他们还发明了“血统论”（或“自来红”理论），通过这种理论，他们宣称自己继承了革命父辈（他们大多数人现在都是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精神。而隐藏在神秘的“阶级分析”之后的政治目的和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进攻之后政治目的，当然是完全一致的：保护和维持现存的党的机构。（420）
直到7月下旬，才制服了刘少奇的反抗，毛泽东下令从学校撤出工作组，谴责了这“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学生造反派现在可以不受党组织命令的约束而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组织了。他们迅速地重新组织起来，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421）
8月上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在中央取得了多数。8月8日，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样，群众运动不仅得到了毛泽东个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整个党的批准.
十六条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权利宣言”。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对于他们所设想的新政治秩序（以及党在其中的地位）这一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毛泽东却毫不含糊地号召（虽然是以党和党的主席的名义，并且不乏惊人之处）群众向现存的党和党组织造反。（423）
1966年的夏季和秋季，随着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扩展到各大城市和各省，对毛泽东主义领导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既低估了运动将导致的混乱程度，又低估了地方党组织对运动的抵制能力。（428）
“十六条”虽然通过了，“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因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势批判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开始了。
毛泽东在19966年十月下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来做他的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首先，毛泽东谈了他对运动的兴起和现状的看法。首先，群众运动“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为此他请求他的同志们的理解，“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然后，他进一步劝说那些官僚们放弃镇压，与群众合作，不要继续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
但是他的劝告并没有起作用。会后官僚们继续其镇压政策。
“在今天的主流文革叙述中间，常常说各级党委和支付是受到冲击而瘫痪的，这是不真实的，大量揪斗干部和冲击政府机关是在一月夺权前后发生的事情，政府部分多数停止工作是在两报一刊发起批判资反路线、基层多数派组织处于瓦解的时候，这个时间要早于造反派的冲击行为。换言之，“瘫痪”是官员主动“罢工”而非遭遇“冲击”带来的，这样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夺权和后来的三结合形式。”（老田： 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
（这时）实际上，作为一个发挥作用的国家政治组织的党已不复存在。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独揽大权，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指示和讲话。但是在各省、地区和各城市，当地党组织为了生存而固守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地方的旧的官僚机构都受过冲击，但其各个部分几乎都保持着其完整性，地方机构的领导人一方面表示忠诚于毛泽东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极力抵抗当地毛主席的支持者的进攻。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的领导人号召迅速完成“十六条”中宣布的目标之一：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429）
二、一月革命
但是,还有第三种因素是为毛泽东主义者所低估了的，即城市工人阶级自发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它很快获得了自己的动力。（429）
在上海，“到1966年仲秋，反对当局的造反活动从学校扩展到了工厂。” （431）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1966年11月上旬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得到了承认。十二月九日通过了“工业十条”，正式授予了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
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显然已得出结论：现在是允许无产阶级或至少是上海的无产阶级完全参加被称呼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候了（433）。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462页）
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当地的、省的、地区的党的权力机关手中“夺权”。这样，工人和士兵便作为新的政治演员登上了政治角逐的中心。（428）
“文革发展到夺权，也不是毛泽东当初设想的预案。实际上是当权派为了对抗文革运动，蓄意把社会搞乱的背景下，以弃置生产指挥调度权力的方式来作为一种政治竞争手段，这个时候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就一面发起反经济主义妖风，一面不得不承担起自己并不那么得心应手的、由当权派丢掉的生产和运输的指挥调度职责。在上海大量的学生走上码头参与装卸货物，进入工厂与工人一起上下班，极力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避免当权派所威胁的“断水断电断粮停产停运”的局面出现。权力最开始并不是从当权派手上夺取的，而是当权派弃置地上逼迫造反派拣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事实指导之下，毛泽东才号召进行大联合夺权“。（老田：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书斋想象中的文革与在实际政治博弈过程中展开的文革进程）
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格外强大，而且大多数工人组织能够联合起来。夺权首先在上海完成，这就是“一月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极力宣传巴黎公社的原则，几乎所有上海的政治积极分子都一致支持这些原则。……1967年初，整个上海都可以听到“一切权力归公社”的口号。(432) 由于派性斗争而延滞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终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上百万工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但是，上海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马克思在187l年提出的原则建立的。马克思的模式是要求建立“生产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处于群众的监督下，群众有权及时撤换官员，而上海公社的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却是由北京任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种权力及合法性不是来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最终来自毛主席的最高当局。马克思要求废除常规军和警察而张春桥却以公社的名义动用军队和公安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在公社政府的成立仪式上，张春桥就强调说，公社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此外，张春桥在公社的纲领、组织和领导中排除了他的政治对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437）
尽管有着如此多的缺陷，上海公社仍旧有着巨大的意义。在这一机构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已不再是党，而是工人阶级自己本身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以平民组织为基础的政权，在权力与社会的较量中，权力第一次起码在名义上屈从了社会。如果上海公社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变成向巴黎公社或彼得格勒苏维埃那样的民主机构，那么将会为全国树立一个崭新的榜样，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有可能变成现实，几千年来权力支配社会的顽症也将就此结束。
但是，当上海人民等待北京以同样的热情程度像庆祝一月革命那样欢呼公社的诞生时，毛泽东（如果不是所有的毛东主义者的话）正在寻求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一月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两起“夺权”事件，一起发生在山西，另一起发生在东北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在这两起夺权的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这两地在推翻了旧的省委领导后其所导致的政治结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群众革命组织代表，党的干部和军队组成的、被称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其中军队是举足轻重的搭档，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的毛泽东主义领导人宣称，“革命委员会”是重建政治权力唯一合适的机构。（437 —438）
“革命委员会在本质上仍是官僚体制的工具，它开始是由军队支配，最后是在被重新改造过的但依然是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并与之合为一体。 （439）
上海公社的建立，超出了毛泽东的官僚改良主义所能允许的限度。在毛泽东身上，保守的一面开始显露出来了。
毛泽东经常嘲弄官僚们是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而这时他也不许别人革命了。
毛泽东曾讽刺别人是叶公好龙，表面上喜欢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到来时则又避之唯恐不及，他这时也开始扮演叶公的角色了。
1927年，毛泽东力倡“一切权力归农会”，40年后，他却反对一切权力归公社了。
上海公社成立后，北京一直不公开加以评论。二月中旬，在与上海公社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责公社：“是极端无政府主义的，是非常反动的，……如果什么事都有公社来管，那么把党放到哪里去了？……必须要有一个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
十六条中赋予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的权利被剥夺了。2月24日上海公社被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试验被禁止了。“上海公社……无论是它的诞生还是它的消灭，在官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叙述中都只字不提。（439）
据一位老家是上海的人士讲，他曾听到一位当年经历过这些事件的老工人发出过如下的怨言：“毛泽东，不够朋友，他让我们去夺权，我们夺了权，可他又要回去了。”
“也就在这时刻（当然，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缔造起来的运动进程的后果时鸣鼓收兵了；也就是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的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2003年，第393 页）
上海公社的取消，使上海工人阶级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这也对随后全国的运动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1967年2月的这些事件，是毛泽东主义从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那些目标和允诺中一系列让步的第一步。
这些事件还表明，中国全部的政治权力最终取决并归属于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达到了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毛主席不仅能够决定每个人的命运，也能决定社会运动的命运。
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敢于造反”的权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权利，而是由被神化了毛泽东的权威赐给人民的，因而这也是毛泽东随时能够废除的一种权利。1967年2月，毛泽东规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限度并决定了造反的政治结局。（439）
在取缔了上海公社后，毛泽东对三结合的革委会满怀信心。公社，只有群众，没有核心。而旧体制呢，只有核心，不见群众。革委会呢，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能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避免了其缺点。但是在文字上、概念上能被人捏合在一起的东西，在现实当中则未必能够真正结合起来。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怎么能够与官僚统治、官僚机构结合在一起呢？即便毛泽东想这样做，但是那些官僚们并不愿加以效仿。毛泽东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企图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让他看到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现在，双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页）就像毛泽东此前曾多次错误地判断了运动的发展方向一样，这一次他又低估了对立的严重性。
“有些事情我们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472页）等待他的不是“结合”，而是“全面内战”。
三、全面内战
1967年，以“一月革命”告终的上海事件模式为中国其他地方所效法。但在大多数城市和省区里，当地党组织的力量较为强大。群众运动则比较软弱，派性斗争比上海更为激烈。此外，现在被官方认可的“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到2月下旬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结局是建立在“三结合”基础上的革命委员会；其次，2月23日.林彪按照毛泽东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政治斗争，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时维持秩序。
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已完全作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准备。但并非所有毛主席的追随者都同意这些观点。（440）他忘了军队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的、等级最森严的机构。(390)
在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党已停止行使其职能以及群众运动无望地分裂为对立派别的这种日益加剧的混乱局面下，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仲裁者。……军队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
“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特别是在1967年2月3月（后来被一些人斥责为“二月黑风”）军队强制（有时动用武力）解散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进的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
在一月革命后的许多地方，实际上正是人民解放军、党的干部和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三结合，阻碍了毛泽东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实现。”（441）
“到1967年4月底，除上海和北京外，在其余27个省、自治区中，只有4个省建立了为官方认可的革命委员会：山西、黑龙江、贵州和山东。在其他地方，原有的党组织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围攻下依然根深蒂固。而各造反组织之间一方面相互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奉命前来支持他们的部队发生了冲突。
1967年春季，各地的军队领导人着手恢复“秩序”，这在许多地方意味着保护原来的党的机器，支持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并维护政治现状，造反派对军队的敌意不断增加。
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仅限于几个激进的极端分子，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他们反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傲慢和特权的普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会响应毛泽东造反的号召。”（443）
4月公布了“军委十条”，禁止军队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
“军队介入后……来了个‘八条’，抓然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十条’后，受压的有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491页)
5月，在一场激进的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和前几个月的“黑风”的运动中，人们的不满爆发了。
7月，在全国性暴力和混乱的背景下，产生了实现毛泽东主义过去号召过的“中国公社”的新要求。
为了调解处于争斗状态的各派组织，从北京派出了政府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各省情况严重的地区以帮助实现‘革命大联合’。”（443）
7月，毛泽东亲临武斗严重的武汉，他深信通过他的调解可以使各派放弃对立联合起来。从春天起，武汉军方就公开镇压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军委十条公布后，军方的镇压行动被迫有所收敛，便转而支持建立了一个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组织“百万雄师”，利用其去攻击造反派。当毛泽东的代表宣布工人总部为革命组织后，军人和百万雄师的成员冲击了代表们所住的宾馆并将其中一人抓走，而毛泽东也住在这一宾馆内。毛泽东被迫迅速飞离武汉。这就是“七•二O”事件。
武汉的反叛唤起了内战的幽灵，因为这一事件表明，显然是国家唯一稳定的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也并不完全是一个坚如磐石统一体。（445）
毛泽东一向引以为荣的军队竟向他这个缔造者发起了冲击。武汉事件实际上是军方强人们向毛泽东发出的警告：你毛泽东如果继续支持造反派，那么我们——你的老部下就要对你不客气了。要我们还是要他们，你就看着办吧。
毛主席在公开情况下暂时还保持沉默。（445）
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四、退却和失败
“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447）
事态的发展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良遵从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演变成了内战。文化大革命已走到了决定其命运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这个最高仲裁者站在对立双方的哪一边。
面对这种出乎意料的内战局面，毛泽东无所适从，他自始至终也没能认识到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缺陷。“过去……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人。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哪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531页）
“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自己内部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容易搞清楚。”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539页）
这与刘少奇在四清时所讲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在一起的观点几乎一样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怎么也会使双方兵戎相见呢？其实对立的双方早就不把对方当作“人民”来看待了，只有毛泽东因为还继续坚持自己的改良——调和主义立场，而对此不能理解。“敌人不很清楚”，但是在官僚眼中敌人是很清楚的，他们一直把造反派当作了敌人。造反派虽然在理论上过于依赖毛泽东，但他们身受镇压，也不会对此毫无认识。
毛泽东处在困惑与无奈之中，对于他来讲，出路何在呢？
对于造反派来说，只有彻底打倒整个官僚统治，建立工人阶级直接统治的机构，也就是说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才会有一个胜利的前途。但是毛泽东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而且他也并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在上海公社事件中这一局限性已表露无遗。既然看不到内战有可能发展成一场成功的革命，那么内战在毛泽东眼中就只是一场只具有破坏性的内战了，而继续支持造反派，也只会加剧内战的规模而毫无前途。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500页）
内战是一定要避免的，结合仍旧是要完成的，这就需要对峙的双方做出让步。军方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并以武力相威胁。而继续支持造反派，在毛泽东看来也没有希望。面对军方的压力，毛泽东屈服了。他只好让对立中的另一方——造反派来做让步了。而此前他一直是要求官僚们向造反派作让步的。在靠支持群众没能完成与官僚的结合后，现在只好靠压制群众来完成结合了。
“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 （446）
毛泽东开始为官僚们辩护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自运动开始毛泽东一直是造反派的支持者，而今他却开始指责群众了：“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造反派本来只是仗着毛泽东的支持与保护才能与军队抗衡，一旦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形势对于他们来讲就急转直下了。
8月底，中央文革的激进分子王力、关锋（及戚本禹在稍后）被当作极左的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
1967年9月5日，军队受命恢复秩序，中央命令群众交出武器并不得妨碍军队执行使命。……在军队指导下恢复秩序的同时，中央还致力重新建设党组织和重新建立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机构的权威。这一进程是缓慢而艰难的，但却按照一种秩序的逻辑进行着：已落入军队之手的政治权力最终将还给已经复苏并重新恢复元气的列宁主义政党。
这种“正常化”的进程由大量的革命词藻点缀着，它包括许多文化大命的保留形式，标语和战斗口号，但更显而易见的是，群众造反的权利被取消了。”（448）
群众造反的权利被取消了！
在压造反派做出让步后，毛泽东原本“指望通过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及群众组织的成员融洽热情地团结在“三结合”的班子里来作为恢复秩序的解决办法，但群众并没有真正团结起来，更缺乏团结的热情。至1968年春季，大多数工人由于对这场他们很难搞清其目的和意义的运动产生的冲突和战斗越来越厌倦，转而对政治变得冷淡，许多工人组织不是解散就是陷于瘫痪。”（452 -453）
“那些依然留在群众革命组织中并继续保持着积极性的造反派，对于他们受命要与之结合的党的干部和解放军士兵持不信任的态度。和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情况下常常是由军队强制进行结合。……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季才结束。”（453）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群众的激进高潮发生在1968年春季和夏初。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官方反对“右倾思潮”的短暂运动混合在一起，使得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最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偏远的省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广西，其省军区下令杀害或判以死刑的激进的红卫兵人数之多，即使按当时的流血武斗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令人震惊不已的。（454）
而为了尽快“把在政治上最具破坏性的红卫兵从城里弄走”，发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借口，将学生们打发到了农村。
到1968年九月，“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都建立起来了。军方及党的官僚在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群众或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当群众代表的人也参加了革委会，但是这些代表很少选自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重要的、自发的群众组织，而毋宁说是从群众运动的废墟中找出来的。”（456） 在以后的数年中，这些群众组织的残余也被清除出去了。
1967年夏末退却的结果，不仅没能换得官僚们的妥协，而且使官僚们占据了绝对优势，最终，官僚们继续独霸天下，造反的群众则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由于其最初发动者的转向而半途而废，这沉重地打击了造反的工人和学生的意志，他们感到被自己的领袖抛弃、甚至愚弄了，他们不过是上层斗争的工具而已，他们的造反行动成了“徒劳的斗争和无益的流血”。对精神领袖的失望也变成了对本阶级的失望，幻灭、冷漠、灰心、消沉等等从此便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意识”了，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这才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严重的后果。
在否认官僚与群众的对立以重树党的权威的同时，需要对过去的全面内战进行解释，或者说得找出替罪羊来。这时毛泽东的做法与66年夏天刘少奇镇压学生时的做法非常相似，这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是因为毛泽东一旦不再做群众造反的支持者，他就只能做群众的镇压者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去重复刘少奇的做法了。
内战首先被归罪于一个所谓的“五•一六”集团。“1967年“热夏”的混乱是一个小集团的领导人策划的“阴谋”的结果。”（449） 此后数年，大概有数量庞大的造反派积极分子被借此罪名加以镇压。
这还远远不够。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这时也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解放后留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大陆上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 （《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529页）
这样一来，冲突就不是由于官僚与群众的对立所导致的了，罪魁祸首被推到那些幕后黑手身上了。文革于是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大概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些判断，他曾说过：“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传1949 1976》第1462页）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正式运动，亦即中国共产党完全复苏的前奏，是1968 1969年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中使用的标准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在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退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厉。据观察，保守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歧视。”（458）
“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这只是在重复文革初期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做法了。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毛泽东骑虎难下，只能如此了。
与此相对照，党的最上层的冲突也不再首先被解释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突了。1968年9月，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其主要罪名变成了“叛徒、内奸和工贼”。“这些荒唐的指控的目的是十分显而易见：恢复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党的革命形象。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出更容易使人受骗上当的说法，即刘少奇对革命的背叛不是党内自然的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对党的侵袭的结果，于是就可以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化为革命与反革命，在整体上保持着革命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从外部渗入革命队伍的敌人之间的斗争。”（456）
作出这等结论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这样的指控肯定无人相信。本来刘少奇已因对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而名誉扫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后，只会使群众相信，毛与刘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争权夺利罢了，而他们只是被人利用来打倒政敌而已。
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走向衰落时，对毛泽东崇拜却增长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456） 过去，毛泽东是革命的象征，如今却成了秩序的化身。在1966年和1967年，听毛主席的话是要去造反，而在1968年听毛主席的话则是要服从。“1966年，对毛泽东的崇拜鼓励了人们却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泽东的崇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在群众运动废墟上盛行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受到了军队领导人的欢迎。”（457） 这时的崇拜一个种极端形式主义的方式（如“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泛滥起来，军方所提倡的这些令人作呕的运动，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忘掉不久前毛泽东的过激言论。早期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对于其支持者和保护者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后期则是官僚们有意歪曲而加以利用。后人不清楚这二者的区别，更加重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认识。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
196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兜了一圈以后又使人民共和国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政治权力归还给了3年前掌握它的党、军队和国家密切相关的三位一体官僚机构。党在其传统的列宁主义基础上得到重建，并恢复了它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459）
“文化大革命是以对列宁主义的党的全面进攻为其开端，而以按其正统形式重新建党而告终结，尽管它打倒了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在1966-1967年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基础上全面展开的；但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便分崩离析，在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为旧官僚政治机构所吸收。”（461）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毛泽主义者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下述假定为根据的：现存的党政机构正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486）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恰恰是那种被说成是产生“修正主义”倾向的主要根源的政治结构的复辟，而修正主义倾向据说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场表面上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的运动却扩大了中国官僚主义者的队伍，中下层政治机构尤其是这样。”（487）
“（文化大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仍然是国家（官僚就是其代表）对社会行使着绝对的统治权。”（488）
“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产生常设的群众自治机构，而且也没有解决更为迫切的政治继承人问题”（不管是青年当中的还是最高层的）。（489）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没有产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会使劳动群众获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最终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使劳动群众自身获得社会经济上的解放，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485）
“毛泽东主义始终未能认识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547）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的遗产都不包括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制度上的保证。”（548）
“文化大革命在开始时似乎也提出，要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1966年8月的“十六条”曾号召建立“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作为各级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权力机构”，此外，还号召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机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些社会主义观念退却的历史。这种退却从1967年2月毛泽东否定上海公社、赞成建立军管的革命委员会为开端，以1969年党的机构的全面恢复并很快将革委会变成执行党的政策的官僚机构而告终。不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什么打算，到最后他只得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了思想整顿的党，一个经过了改造的国家官僚机构。”（485）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官僚统治的恢复稳固和群众运动及其组织的彻底消亡，标志着毛泽东的官僚改良主义理论的破产，标志着毛泽东企图使官僚统治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的试验的失败。在中国这样一个已非资本主义但也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官僚国家，而且是有着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传统的国家，毛泽东真诚地而且一度是满怀信心地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官僚机构的结合，能够解决官僚蜕化的问题，能够结束社会对权力的屈从的顽症，能够避免社会重新倒退回资本主义。但事实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文化大革命以改良开始，但是群众一旦起来后，官僚们就坚决加以镇压，镇压使改良变成了内战。内战未能发展为革命。为了避免内战，迫于官僚们的压力，毛泽东只好让群众运动做出让步。革命未能产生，并不意味着改良就会有成果。群众运动的退却一发而不可收，在官僚与毛泽东的联合压力下，彻底地溃散了。结合的希望也就化为了泡影，最终仍旧是官僚们独自垄断一切权力。
要么就是镇压群众，要么就是永远同群众在一起。
要么就是官僚统治，要么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的自我管理（统治）。
要么就是一党专政，要么就是公社或苏维埃。
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文化大革命的惨败更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五、尾声
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似乎在党内取得了胜利，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刘少奇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刘少奇所代表的官僚机构却毫发未损。而群众运动失败后，毛派——改良派官僚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与整个官僚机构相抗衡，只是因为他身后有群众的支持。群众的力量一旦烟消云散后，他就无力再阻挡官僚们蜕化的步伐了。当然只要毛泽东还在世，那就无人敢触动他，但只要其一死，“人亡政息”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毛泽东在被迫与官僚们一起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后，他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被官僚们加以镇压的对象了。早在1967年夏末，中央上层最积极的毛泽东主义者王、关、戚就被镇压了，这种“逆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而反对频繁出现的“极左”现象，却变成了一种长期的清洗，这一清洗一直持续到所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初领导人（除了毛泽东自己以外）都被赶下政治舞台为止。因为每当毛泽东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间挪一挪，他的大多数信徒就会发现自己太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极左分子不断清洗，最终将清洗到毛泽东本人身上，尽管直到他去世几年后才开始这样做。”（451）
“几乎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刚刚闭幕，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并宣布大会本身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同时，就爆发了新的政治斗争，“团结”化为泡影。斗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提出来（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展。.文化大革命刺激起来的政治欲望使这种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但它与文化大革命时群众反对官僚机构的斗争不同。中国政治现在已转变为党的官僚机构领导人之间的派别斗争，它完全避开了公众的视线。”（491）
“如果说，1968年以后群众在政治上沉寂了下来，那么，政治局情况正好相反。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未解决的问题在这里爆发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并把所有的参与者都投入到充满政治阴谋的拜占庭世界中。”（489）
“这些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史的最后篇章。”（459）在此已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在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发展进程后，它的结果就很自然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或者说，动机已按照其内在逻辑演变为最终的结果了。我们再将这一动机和结果集中对比一下。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响亮地宣布群众民主的原则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相信了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隶属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而这位“伟大的舵手”则作为群众集体意志的化身而出现。
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和官僚压迫的斗争（并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是运动不久就处于中国军队的支配之下，而军队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的、等级最森严的机构。
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起初鼓动群攻击中国共产党，并允诺将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结构，但正是这些领导人，最后又宣布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实际上一直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并且此后不久运动就演变成共产党领导人之间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所进行的殊死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的影响，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和围绕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而表演的种种原始仪式。
文化大革命响亮地宣称，其目的之一是把中国的年轻一代培养成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革命接班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却使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政治上的幻灭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大动乱之后，许多青年入将自己的一代称为“垮掉的一代”。
自从1927年中国无产阶级受到蒋介石军队的残酷镇压以来，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城市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但是，在运动初期成立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结束之前很久就被上面解散和查禁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因为政治上的消极而受到指责。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号称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而反对剥削性的城市，但是大多数农民并没有从动乱中获得什么好处，有些农民丢失得更多。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最初呼吁知识分子加入到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中去，许多知识分子响应了号召，但是，在这场恶意反对精神劳动的运动中，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主要的受害者。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苏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场动乱最终仅仅是使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名誉扫地，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破坏了人民共和国既存的脆弱的社会主义基础。”（390 — 391）
文化大革命这场改良运动未能发展为一场成功的革命，最终导致了这样的悲惨结局。
毛泽东去世时，整个中国到处都充斥着不满。文化大革命损害了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满腹怨言，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没能从运动中得到任何好处。
早在六十年代，工人阶级和学生在被剥夺了造反的权利以后，他们就已遭受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紧跟着在目睹了数年的令人厌恶的上层斗争后，他们更是倍感失望。“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实现其所声称的目标，这场革命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接踵而至的便是群众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在经过了70年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阴谋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厌倦了的民族……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并对政治十分冷漠的民族。”（549）
官僚统治集团更是不必说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对他们的冲击使他们对毛泽东怀恨在心，他们早就在盼望着摆脱毛的束缚以便为所欲为。而文革的失败，群众的不满，则又让他们在道义上多了些许自信。
毛泽东死后，官僚们大获全胜，文化大革命被当作“动乱”和“浩劫”而遭彻底否定。官僚们以改革之名，不自觉的、缓慢的、但最终是成功地在中国全面推行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的是这个党，搞资本主义的还是这个党，官僚们继续在社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就暂且将这个仍旧处在过渡之中的社会称作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吧，当然，概念是简单的，内容是丰富的，削足适履，就这么凑合着用吧。官僚们化公为私、推行资本主义的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群众的冷漠。
第四节 出路何在
毛泽东看到了官僚蜕化的危险，并预见到这一蜕化不可避免的结局将是使中国倒退回资本主义。他的预见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是，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尝试——文化大革命——却以失败而告终。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使官僚统治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而且将群众的力量和意志完全摧毁了，为日后官僚们推行资本主义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蜕化的问题呢？新的出路在哪里呢？新的选择在哪里呢？
迈斯纳指出了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是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他们所固有的权利时，”他们会再次起来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这一斗争通向胜利的“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490）
这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的核心观点那里去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经过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个世纪的歪曲后，人们都已忘记了这一点。那么工人阶级应该如何自己解放自己呢？应该通过何种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完成这一解放呢？迈斯纳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这也正是他本人的不足。
工人代表委员会——或苏维埃、公社、工人议会等——的道路就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这既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也是推翻官僚统治的道路。
工人代表委员会绝非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仅仅局限于俄国的经验。在一战后的整个欧洲革命浪潮中；在1927年和1967年的中国；在1936 1937年的西班牙；在1968年的法国；在1972年的智利，它都曾以不同的名称出现过。
在1968年五月的法国，工人们已经占领了工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他们能够在各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将此联合成工人代表委员会，那么五月风暴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皮诺切特政变前，已经发生了两次针对阿连德政府的政变。政府和议会面对叛乱的军人束手无策，只是依靠各个工厂里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才将叛乱镇压下去。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发展为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但“领导”们却将其解散了，最终他们也因此失去了抵抗政变的力量而被消灭。智利的经验再次证实了一下观点：左派即便依靠选举上台执政，但仅仅靠远离群众的议会是无法对付资产阶级的叛乱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则有着议会的优点而没有议会的缺点，只有靠团结在委员会周围的群众才能对付资产阶级的叛乱。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后，也只有靠工人代表委员会，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自我统治。
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了，我们还是回到文革的实际中来，我们就作一回事后诸葛亮吧。我们为文革设想一条理想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能使文革从无望的改良最终转化为一场成功的革命。
群众力量的强大及其意志的坚定明确，是革命成功的最根本的保障。首先我们希望文革前群众中已经历了初步的思想动员，在这一动员的基础上类似正当的初步的组织核心也建立起来了。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组织，是群众不再象文革中那样，过分的依赖毛泽东。我们也希望最好毛泽东本人也不再固守他的“结合”的教条。下面我们再分别对上海和武汉两大城市的运动作具体的设计。
上海公社成立后，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公社代表不是普选产生的，大概是由各组织推举产生的；大概有一部分工人没被吸收进去；继续容忍军队公安等旧官僚势力的存在。
也就是说，尽管公社已夺了党委的权，但是官僚机器中的军队等力量还未受到冲击，而公社的当权者则极有可能与之妥协。此时的上海公社与1918 1919年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有些相似，当时在表面上委员会已控制了一切，但操纵着委员会的派别却只想着与旧势力妥协，最终导致了旧势力的全面恢复，而工人代表委员会也随之被取消了。
如何使新制度稳固下来而不被旧势力吞噬掉呢？一个革命的派别应该提出这样的纲领或战略，按照这样的纲领行动，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团结群众、孤立敌人：
1、强调一切权力归公社。
2、彻底摧毁官僚机构的力量，要求军队必须服从公社的指挥，同时在军队内部成立士兵公社。
3、武装全体工人。
4、公社实行普选制，并且经常改选和召开代表大会。
5、公社允许所有的工人派别和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和派别可以自由地改组为政党，如激进共产党、保守共产党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
这些纲领实现后，将会彻底清除旧官僚势力，使新型民主制度确立起来。
再来看看武汉。
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夺权以前就已经初步联合起来了。武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官方的力量比较强大，官方有意识地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形成了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组织对峙的局面。这时首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在还没有夺权以前，革命派别就应该号召成立包括所有工人在内的公社。公社并非只能在夺权后才能成立，毫无疑问，公社是一个政权机构，但公社同时也是一个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的机构。此时应通过公社的成立来率先把工人阶级联合在公社内。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派别应当把分歧从街头上拿到公社的会议室里来解决，让选票来决定谁是运动的核心。只有公社才是只需文斗不需武斗的制度保障。号召成立公社可以立即打破官方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如果受官方支持的派别阻挠公社的成立，那就意味着故意制造分裂而遭到群众的抛弃。如果被迫支持，那么武斗也就没有理由再进行了。公社的成立意味着大联合的初步形成，在团结群众的同时，敌人也就被孤立了，公社与官僚机构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了，官僚政权作为群众的对立面就越发凸显出来了。公社的成立一下子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团结群众，孤立敌人。
但这时公社的多数派或者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不愿立即与官僚们决裂而去夺权，百万雄师——孟什维克——可能在公社内处于多数，而工人总部——布尔什维克则处于少数，或者说多数群众此时还动摇不定。这时的武汉与二月革命以后的彼得格勒很相似。工人总部应该坚持如下的纲领：
1、一切权力归公社，打倒旧官僚机构。这将是最有吸引力的口号，为什么一切权力不该归公社呢？又有谁敢公开反驳这一点呢？百万雄师若公开反对，他们将失去群众的支持，如果支持，那么他们实际上就不得不在执行与旧机构决裂的政策；
2、在军队中成立公社；
3、武装全体工人。
当公社里的革命倾向越来越重而官僚机构越来越孤立时，取缔官僚机构的时刻就到了，一切权力归公社就最终变成现实了。坚持这样的战略，武汉就会变成另一个上海。
我们还可以为运动设想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比如法国的“五月风暴”提前了两年爆发，而法国工人阶级也没有错失良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会有力地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像当年十月革命那样。
不过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中国革命在1927年就成功的话，文化大革命也就不再需要了。
最好的情况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后不采取自杀政策，那么今天的世界就不再是这样了，为那次革命的失败人类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革的悲剧，只是从那时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的持续而已。我们这么说，只是提醒大家要用一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星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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