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
1985年6月，已由重钢借调到重庆市体改委工作的白智清，在受命参加山西太原召开的首届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正在重犯‘大跃进’的错误。”
当1976年9月9日的哀乐之声响起，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两个凡是”被突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邓小平实际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之时。
作为当年为了国家民族安危，抛头洒血的爱国赤子：
希望作为“中国人民儿子”的邓小平，能继承中华民族直笔书史的传统，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对“反右”，“大跃进运动”，“乌托邦运动”，“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彻底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希望受够了专制迫害的邓小平，能站在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陈伯达、张春桥、江清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的评价，还这些人忠奸、善恶、好坏、真实的历史本相。
希望邓小平能彻底的清理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全民办、一齐上”高烧不退的根子。在此基础上，将一帮制定专制政治政策和制定经济高烧政策的奸佞，从政策制定机构中清除出去。
希望邓小平迅速制定中国的《现代化法典》，制定日本那样能迅速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产业政策，一系列“振兴法”、“合理化计划”。
希望邓小平能制定，二战后美国占领军为强制改变日本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所制定的以企业产权共有、股权分散为基础的社会共有制的经济民主化政策。以此推动中国国民共同富裕下的经济民主化。
希望邓小平能迅速制定，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让人民享有广泛民主，让权力，让政府，让官员受到制约，受到监督的政治民主化政策。
……
希望邓小平能成为建国前主张民主共和的毛泽东，能成为奠定中国民主富强基础的华盛顿。
希望中国从今告别政治上的专制，告别经济上的“全民办、一齐上”的高烧，走向民主，走向富强，走向国民共同富裕。
想不到，中国没有盼来《现代化法典》，没有盼来“振兴法”、“合理化计划”等产业政策和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政策。盼来的却是1984年10月公布的以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失败的苏·东模式为改革模式，以“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方式为方式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一个乱我中华的《十六条》。
在《决定》那“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号角声中，仅山西省就建起1000多座10立方左右的小高炉，仅沙洲县就办起57家汽车制造厂……又一次全民办工业加上全民搞流通、全民造假、全民走私……“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又一次在中华大地上一轰而起。
不甘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被断送，不甘心中国的经济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又一次被断送的白智清，又一次为了国家民族置生死荣辱于不顾。
在首届《城市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呐喊
1985年6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首届城市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在太原召开。重庆市分配到一个开会的名额，马力副市长要我代表重庆参加会议。
从北京转机到太原的机场休息室内，我巧遇了同样赶去参加会议的国研中心副总干事张盘。我将我的那篇文章《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送给他看。由此我便获得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
开会前夕，大会秘书组通知我，安排我在大会发言，发言题目是我送给张总干事那篇文章：《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
面对中国又一次全民办工业，全民办作坊，全民搞流通……又一次大乱动。面对中国的大机器工业，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将又一次被断送。面对陷入改革乱动狂潮中的人们，不想清醒，不愿清醒的时候……
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国家能摆脱又一次乱动的灾难。我断然决定，利用这次全国性高层次会议上大会发言的机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四个现代化”呐喊。我深知，这次呐喊的代价。不会是杀头，不会是坐牢。有反“四人帮”历史经历的我，也不会成为批判的对象。最多只是自断青云之路而已……
当我在大会发言中，将《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的正题讲完后，我跳出正题大声疾呼：
日本之所以短时期内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强国，是因为日本政府采纳了推动大企业体制，推动结构合理化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日本政府政策的核心是把优惠和扶持重点给予优良企业……而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中国在扼制骨干企业发展生机的同时，把上千亿的资金用在全民办工业、全民办作坊上了……我们刚刚批判过“大跃进”的错误，创伤还未彻底医治，哪里知道，健忘的中国人，又一次‘生虚火、发高烧’，又一次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一方面，我们对国营大中型企业收光刮尽，扼制其改造与发展生机。另一方面，我们却把刮来的资金，用来搞‘五小’工业，搞乡镇企业，搞作坊工业。将数以千亿资金丢进汪洋大海。如果，我们不断然制止又一次全民办工业，全民办作坊，全民搞流通的乱动，不断然改正又一次‘大跃进’的错误……中国的大机器工业，中国的骨干企业将遭受灭项之灾。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将又一次被断送……多则三年，少则两年，中国将被迫进行第二次调整……
我想，如果我的呐喊，能通过大会，通过国研中心，能直达中央高层，使中国陷得还不够深的乱动能够停止。重新走上推动工业化，推动“四个现代化”的正轨。
如果那样，中国还有在20世纪内实现工业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机会。当然，也不会有1987年的被迫调整，1989年的“六四”悲剧，1997年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被炸……
然而，我的呐喊，未能将参会者从“改革（乱动）形势大好”的春梦中惊醒。在大会的总结讨论稿上，仅有一段话：“一些青年理论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思路……”也在“改革教师爷”的干预下给删了。
可惜我那赤胆忠心，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呐喊，反而遭到一些为一已一帮一方之私利，而置国家工业化，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的奸佞的攻击。
在小组讨论会上，苏南地区一位领导公然攻击我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
成都市的一位领导打断他的话说：“白智清是我们四川反‘四人帮’的英雄……”
当时，我也很生气地回敬了他，我说：“我当年写匿名信骂江青的时候，你可能正想着拍江青的马屁。当年我为保卫‘四个现代化’，为反对‘四人帮’，为支持邓小平被数十万人批斗的时候，你可能还在一心一意的批邓，全心全意地反击右倾翻风……如果我没有反对‘四人帮’的历史本钱，我根本不敢于在大会上直指改革在乱动……你想的是，你们那个苏南如何致富，我想的是中国如何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谁是残渣余孽，谁是祸国奸佞历史自有定论。
感谢《世界经济导报》的陈乐波和何凌，他们将我的部分观点在《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7月8日的245期的头版上刊登了出来。标题是：《大企业无力自我改造和发展》，标题说明是：“白智法（清）认为，我国经济战略在产业政策上需要重新审查……”
那时，我们讨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最佳运行模式。我对他们说：一是制定以大企业体制为基础的产业政策，让计划发挥作用。二是制定一系列的以流通合理化为基础的市场政策。同时通过股份制改革，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变为共有制企业，在推进经济民主化，实现国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使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经济体，在计划原理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运行。
为此，陈乐波和何凌他们写的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白智清（误写为法）建议用必要的鼓励和限制法令，以发行股票，开展期货贸易等方法，把分散的建设资金集中起来，按照行业规划的方向投资，从而获得现代化大生产的规模效益。
显然，这是最早主张在中国实行股份制的建议。但是，我所主张的股份制，与陈、何二人在报道中借我之口所主张的股份制，是大不一样的。
注：发言部分收入《冷眼看中国》，全部收入《泪眼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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