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智清对“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1985年2月5日写出的“改革反思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的经验研究》的几点分析。
背景说明：
国研中心的“改革反思报告”，是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改革进行系统反思”的
指令之下，于1987年2月5日完成上交的。
对国研中心《改革反思报告》的几点分析
一、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受赵紫阳总理对改革进行系统发思之命，所
组建的“建设与改革经验研究小组”，是由观点、看法、主张完全相左的两派人组成的
在完成上交的《改革反思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的经验研究》之中。
一派的观点、主张明显居于主流，居于主导，居于上风地位。而另一派的观点和主张是明显处于非主流、非主导和下风地位。
由此我们应该得知：
在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存在占主流、占主导、占上风，掌握政策制定权，掌握公众话语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也存在不占主流，不占主导，占下风，不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中国非主流经济学派。
二、在《改革反思报告》之中，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观点和主张与本文的分析
在《改革反思报告》之中，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观点和主张是：
（一）将农业劳动的转移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画等号
在《改革反思报告》（2）中，有这样的文字：“实现现代化，首先就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将大量原来的生产率很低的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转向现代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和其他非农产业。”
（二）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无限抬高“为商品经济转化开辟了道路”
在《改革反思报告》（27）中，有这样的文字：“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冲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普遍建立能够极大激发农民经营积极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我国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开辟了通路。”
（三）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作为评价改革与建设正确与否的尺度
以此，全面肯定走入陷阱的改革，同时还为灾难的“大跃进”鸣不平，攻击20世纪60年代初，那次救国民于水火的“调整”。
在《改革反思报告》（1）和（3）中，有这样的文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建设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的八年。”；“1979—1985年，我国原来从事农业的人口中已有一亿多人转入工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改革反思报告》（6）中有这样的文字：“农业劳动力以过高的速度向非农部门转移，非农部门以‘全民大办’和‘小土群’的方式扩大过快。”（注：仅仅只是“过高”、“过快”）“调整，把两千万已进城就业的农民退回农村，大量新增生产能力被废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四）以中国农村那与手工劳动为主相适应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作为挡箭牌，全面肯定与大机器相对立，与现代商品经济相对立，与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相对立的改革乱动方针
在《改革反思报告》（27）中，有如此霸道的文字：“继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在城市改革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进展。表现在：
①在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采取一系列引导和鼓励的政策，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造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②扩大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自主经营、谋求利润和自我发展意识；③通过逐步减少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④按照“调放结合”的原则，陆续调整和开放了部分产品的价格，从而突破了原来统一定价的僵化的价格体系；⑤打破了旧的中央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建立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的金融组织体系；⑥通过财政分灶吃饭和两步利改税，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旧体制，刺激了地方和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旧局面，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迅速扩大；⑧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开始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对改革方向、改革的目标模式等原则问题作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实践证明，这些决定都是正确的。”
（五）反对停止改革乱动，主张继续乱动的改革，力主改革全面冲关
在《改革反思报告》（30）、（32）、（33）中，有这样的文字：“现在传统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被冲破，旧体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灵……”；“现行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国民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带病运行，情况只会日趋恶化。所以，‘拖’决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应当从积极地推进改革上寻找出路。”；“我们设想，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在近期人为的造成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随即推出企业经营体制与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乃至投资体制的配套改革。这样做，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这样做，中长期的风险可能更大。”；“初步考虑在价、税、财配套改革的同时，对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商业企业可以实行包、租、卖。”
在《改革反思报告》内，从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白纸黑字所写就的观点、看法、主张中，再加上20年乱动的改革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中国主流经济学派是1958年“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方针政策的设计者，是误导毛泽东制造“大跃进”的民族罪人（张春桥等误导毛泽东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其二，由于从1958年的“大跃进”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年中，一直作为红旗在高高举起。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没有对“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及其方针、政策进行必要深入的批判清理，再加上改革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组织的清理与准备。因而，使祸国殃民的误导毛泽东制造“大跃进”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一帮奸佞，不但逃脱了历史的惩罚，而且仍然掌握着政策制定权、政策话语权、公众话语权、影响高层权……
由此，才使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有了将误导毛泽东的“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那一套，同样用来误导邓小平，误导赵紫阳，误导中国的改革。
其三，那与大机器工业化方向相对，与现代商品相对，与经济民主化方向相对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帮不知大机器工业化为何物，不知现代市场经济为何物，不知经济民主化为何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设计制定的。
其四，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一次掀起全民办工业，全民办作坊加上全民搞流通，全民走私，全民造假……的改革大乱动，又一次断送中国的工业化，又一次断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又一次将中华推入大混乱中之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已决定对改革进行全面反思，改革极有可能乱动到此为止之时。是掌握政策制定权，掌握政策主语权，掌握影响高层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一帮奸佞，反对对改革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反对停止改革乱动，反对整治改革乱动，并误导赵紫阳政府进行所谓的“改革冲关”，将改革乱动推向极端，从而引发了“六四”的悲剧。
显然，这帮奸佞是“六四”悲剧的主要制造者。
其五，邓小平南巡之后，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借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掀起改革乱动的狂潮，再次大乱中国，大乱中国金融，险些叫中国金融崩溃、财政崩溃、经济崩溃……
其六，在朱鎔基主政国务院期间，掌握政策制定权、政策主语权、公众话语权、影响高层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硬是叫清廉果敢，疾恶如仇，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朱鎔基所主政的朱鎔基政府，变成将中国的产业，中国的企业，打入世界产业链低端的政府；变成将工农基本群众打成弱势群体，让公务员收入翻番再翻番的政府；变成将教育腐败、医疗腐败、政府腐败“新三座大山”压在中国劳苦人民大众头上的政府；变成……
其七，就在人民书记胡锦涛，人民总理温家宝接替上届政权，处于权利交接的空档之时，仍然牢牢政策制定权、政策主语权、公众话语权、影响高层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一帮奸佞硬是利用那权利交接的空档，将朱鎔基强力压住的中小国有企业的改制，将朱鎔基拼命反对的“开发区建设、小城镇建设”推向极端。
在胡锦涛大声疾呼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温家宝三令五申保护耕地，整治经济过热的中国土地上，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那帮奸佞，硬是反其道而行之，搞起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运动，将反动封建家族私有制强加给21世纪的中国。搞起圈地毁田的伪工业化的“大跃进”运动，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特别是将粮食危机推向极端……
三、在《改革反思报告》中，非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观点和主张及本文的分析
在《改革反思报告》中，非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观点和主张是：
在《改革反思报告》（28）中，这样直面改革乱动：“在改革内容上，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为蓝本，认为商品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是私有经济，主张大力‘推行所有制改革’。在政策设计上，往往放开一头，管住一头，给小企业以各种优惠条件，而很少考虑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和积压。”；“评价某项改革措施的效果，往往是看它是否调动了个别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而没有分辨这种积极性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和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一些同志认为，只要有利于‘搞活’的措施，都是正确的，而不考虑它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地方行政分权，看上去确实地方积极性提高了，但由此产生的盲目布点、重复建设、市场割据、封关设卡的情况日趋严重，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还使大城市趋于萎缩。”
在《改革反思报告》（29）中，这样直面改革乱动：“综观八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失误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在思想上不大重视理论研究和指导，在实践中又存在一些急燥情绪。”；“‘新招数’层出不穷，虽然搞得热热闹闹，但对改革和建设带来的危害更大，可见认真反思，保持清醒头脑，加强理论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在《改革反思报告》（8）中，是这样直面又一轮“大跃进”的：“从1984年开始，一些同志头脑显得很不清醒，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
在《改革反思报告》（32）中，这样直面改革乱动：“东欧国家的改革有足够的事实说明，这种一户一率的微观干预式的企业承包体制，也就是被东欧经济学家称为间接行政控制（I B）模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它的最大弊端是企业将一只眼睛看市场，一只眼睛盯着上级主管机关，而并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全面发包的主管机关具有决定企业盈利多少的行政大权，必然扰乱宏观调节参数，并使经济官僚和吏治趋于腐败。”
在《改革反思报告》（21）中，这样直面改革乱动：“近年来，在社会经济效益没有明显提高，社会剩余产品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条件下，追求高速度和高消费，使我们付出了吃老本、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一五’时期建立的156项重点项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骨干，但多数企业由于只用不养，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使设备日益老化，技术日趋落后。采矿业在‘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遍地开花’的口号下，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倾向。据山西调查，乡镇煤矿每采1吨煤，要消耗国家12.5—25吨的煤炭资源。”
在《改革反思报告》（28）中，建议改革这样走向正轨：“应该按照现代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去构想改革的思路，设计改革的规划。应该尽力避免原始商品经济中贫富悬殊、贪污受贿、坑蒙拐骗等混乱现象在我国出现。”
显然，《改革反思报告》之中，非主流派直面改革的论述，已经十分清楚的告诉了人们，1984年10月开始的全面改革，是一场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准备，缺乏正确的改革目标与方向，以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失败的苏·东改革模式为改革模式，以“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方式为方式的一场改革乱动。
从《改革反思报告》那直面改革乱动的论述中，我们同样应该知道，中国非主流经济学派是一批有学术天良，有爱国天良，敢于为国家、民族、人民而实事求是仗义执言的专家学者。只是他们未能掌握经济理论届的主语权，未能掌握政策制定权，未能掌握影响高层权……
四、由于国研中心的《改革反思报告》，其设计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的主流派占主流、占主导、站上风地位。因此，国研中心写成的《改革反思报告》，不可能对改革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反思
不可能指明，改革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与大机器工业化对立，与经济民主化对立的大方向上的错误……
不可能提出，推进大机器工业化，推进大企业和大企业体制，推进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针政策。
五、国研中心的《改革反思报告》，实际上是将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两种完全对立的改革反思结论摆在赵紫阳面前。
毕竟，非主流派在《改革反思报告》中，告诉了赵紫阳，1984年10月开始的全面改革是一场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准备，缺乏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以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失败的苏·东改革模式为改革模式，以“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方式为方式的一场大乱动。
如果赵紫阳采纳的是非主流派的意见，中国的改革乱动将到此为止。
如果那样，“六四”的惨案将不会发生。
如果那样，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工业，中国的企业将不会被打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工农基本群众将不会被打成弱势群体，教育腐败、医疗腐败、政府腐败的“新三座大山”将不会压在中国劳苦大众头上，封建反动的家族权贵私有化制度，将不会强加给21世纪的中国。
可惜！历史告诉我们，赵紫阳采纳的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派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奸佞的观点和主张。
注：摘自白智清著《泪眼看中国》，另国研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的经验研究》已全部收入《泪眼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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