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祭
一、现代钢铁企业发展生存的基础与生命线
二战之后，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钢铁工业，依靠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钢铁工业合理化计划》，依靠《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机械工业振兴法》等产业政策，依靠先行一步实现了现代化的机械工业，全力推进钢铁工业的现代化。
日本政府十分清楚，日本的钢铁工业要在世界上生存，靠的是实现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为此，日本引进了世界钢铁工业最先进的技术，包括：从美·苏引进高炉高压炉顶技术；从法国引进高炉喷吹重油技术；从奥地利引进氧气顶吹转炉技术；从西德引进炉外精炼和脱气技术；从瑞士、美、苏、西德引进连续铸钢技术；从美国引进高速轧制和冷·热带钢连轧技术；从前苏联引进干熄焦技术；从卢森堡引进PW无料钟炉顶技术；从法国引进回转连铸技术；从美国引进炉料破碎和筛分技术，取向硅钢片技术，氧气底吹转炉技术等进行消化、提升，并变为推动日本钢铁工业现代化的产业政策。
在日本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按照总图运输合理化，按照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的现代化规范，填海建成占日本70%钢铁产能的君津、名古屋等六大现代钢铁企业。
实现了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现代化的日本钢铁，依靠钢铁生产的高生产率、低能耗、低物耗、低成本、高质量、高性能，将欧美远远抛在脑后。
效法日本的韩国，经过8年长期的准备，迅速建成了浦项钢铁，创造了叫世界惊奇的浦项速度、浦项精神、浦项模式。
二、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祭
与按照合理化，现代化方向发展钢铁工业的日·韩相比，中国发展钢铁工业完全是在随心所欲地乱动、乱动、再乱动。
1958年，5000万人上山炼钢，100万座小高炉拔地而起。十年浩劫之中，数百家小钢铁又应势而生，中国的钢铁工业，在背离合理化，背离现代化的陷阱中，反复折腾。
相当年，当我通过“文革”当时出版的《国外科技动态》和其他渠道，知道填海建厂的日本的君津钢铁厂，知道在日本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迅速起飞……
当时，梦想中华富强的我，冒死上书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效法拿破仑，制定《拿破仑法典》那样，制定中国的《现代化法典》。由此，在1976年成渝两地的批斗大会上，被污为“反革命分子白智清上书邓小平，要邓小平效法拿破仑搞反革命政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在紫阳总理制定了“扩大再生产，主要以技术改造为主”的“十条建设方针” 之后。我热望中国能迅速制定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钢铁工业振兴法》、《机械工业振兴法》、《流通合理化计划》等在内的《中国现代化法典》。让多灾多难的中国，彻底摆脱“全民办、一齐上”的乱动，走上现代化的正轨。
但是，我们盼来的不是《现代化法典》，不是《机械工业振兴法》、《钢铁工业振兴法》，却是一个以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失败的苏·东改革模式为改革模式，以“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方式为方式的，必将断送中国“四个现代化”，必将使整个机体腐败，必将工农基本群众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又一轮“升虚火、发高烧”，“大轰大嗡”的“大跃进”的1985年，仅山西一个省就建起了1000多座10立方左右的小高炉，而当年日本，在役高炉仅几十座，平均高炉容积已是4000立方。
不甘心跳出乱动的中国，又一次陷进乱动泥潭的我，在1985年6月召开的“全国首届城市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大声疾呼：“中国正在重犯‘大跃进’错误……，多则3年，少则2年，中国又将被迫进行调整……”
为了让中国摆脱改革乱动，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我，八方反映，四处上书。
对于改革乱动所制造的混乱，赵紫阳有所察觉，并采取了包括紧缩信贷、压缩基建在内的一些治表的政策，同时指令国研中心等对改革进行系统反思。
1987年2月，国研中心“建设与改革经验研究小组”完成并上交的《改革反思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其中虽然主流派那全面肯定改革乱动，反对整治改革乱动，力主继续强化乱动的改革（即改革冲关）的主张明显占主流，占上风地位。但是，非主流派在《改革反思报告》之中，也明确地指出：1984年10月开始的全面改革，是一场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准备，缺乏正确的改革目标与方向，以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失败的苏·东模式为改革模式，以“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运动方式为方式的一场改革乱动。
如果赵紫阳能采纳非主流派的意见，正视改革乱动，整治改革乱动，制定推动工业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制定《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制定《机械工业振兴法》，制定《钢铁工业振兴法》，制定《汽车工业振兴法》，制定……
如果这样，中国的机械工业，中国的钢铁工业，中国的汽车工业将会实现现代化。中国将走向民主，走向富强，走向国民共同富裕。工农基本群众，将不会打入十八层地狱。
但是，赵紫阳采纳的却是主流派坚持改革乱动的主张，不甘心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一次被断送的我，又一次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于1988年12月，在首钢召开的“全国完善承包责任制讨论会”上疾呼：“……紫阳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对此我万分感激，但在国家、民族安危面前，我敬紫阳，我更爱国家……我希望紫阳总理能摆脱那帮奸佞的包围，能正视‘全民办，一齐上’的大哄大嗡，正在搞垮中国的大机器工业，原始商品经济正在制造黑暗，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不平不公，制造政府腐败……今天，民怨已经沸腾……如果不迅速整治乱动，一场大的政治事件迅将在中国爆发……”。
可惜，在“六四”爆发前夜，被层层包围的紫阳总理，根本听不见我那悲苍的呼号！
“六四”死难者的鲜血换来了，对改革乱动所制造的混乱，进行进一步的整顿治理。如果当时能跟上推动大企业和大企业体制，推动工业化，推动合理化，推动经济民主化，推动现代化市场化的一系列政策。那由于一时需求不足所显示的经济疲软，将会迎刃而解。中国将迅速走上推进大机器工业化的正轨。
1991年，我曾通过借调到国研中心企业部的方式，试图依靠国研中心，推出《中国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国钢铁工业振兴法》、《中国机械工业振兴法》。以此推动中国改革走向正轨。
1992年初，国研中心企业部为此发了“一号文件”。
然而，我们那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推动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一线希望，遭遇“南巡讲话”后又一轮乱动的狂潮。
历史已经证明，“南巡讲话”掀起的又一轮乱动的狂潮。如果不是1993年6月，及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调控的意见》，如果不是朱镕基为贯彻《意见》，排出层层阻力，对乱动进行及时的铁腕整治，金融崩溃，财政崩溃，经济崩溃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结局。
我又一次寄希望于朱镕基，希望朱镕基能制定中国的《现代化法典》，制定《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制定《机械工业振兴法》，制定《钢铁工业振兴法》，制定《汽车工业振兴法》，制定……让中国彻底摆脱改革乱动，能让中国走上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正轨。
为此，我才著书《冷眼看中国》，希望此书能影响朱镕基政府的政策走向。
然而，那帮掌握政策制定权，掌握政策主语权，掌握公众话语权，掌握影响高层权的奸佞，硬是将清廉果敢、疾恶如仇、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朱鎔基所主政的朱鎔基政府，变成将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工业，中国的企业打入世界产业链低端的政府；变成将工农基本群众打成弱势群体，让公务员收入翻番再翻番的政府；变成将教育腐败、医疗腐败、政府腐败的“新三座大山”压在中国劳苦大众头上的政府。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伪改革一统天下的中国土地上。多亏了朱鎔基强力压住中小国有企业全面改制的运动，全力压住“开发区建设、小城镇建设”运动。对此，体改系统内的一些人攻击朱鎔基“使中国的改革（指私有化和伪工业化运动）至少落后了5年……”
否则，国有资产的全面私有化运动和大轰大嗡的伪重工业化运动，早就在中国土地上爆发。
接替江泽民的胡锦涛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出构建以社会公平为基础的“和谐社会”。
接替朱鎔基的温家宝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千方百计的保住我国近16亿亩的基础农田”。温总理在一个反映土地流失的材料上批示“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触目惊心，后患无穷”。针对中央宏观调控能否及时有效抑制经济过热，温总理指出：“这对我们政府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我以为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2003年）SARS的考验……。”
显然，冷静、清醒、为国为民的胡锦涛、温家宝叫中国见到一线摆脱乱动的希望。
但是，由于全面误导中国改革的主流经济学派的那帮奸佞，仍然掌握着政策制定权、政策话语权、公众话语权、影响高层权。那帮祸国殃民的奸佞，他们卑劣的利用权利交接时未能全面到位等因素，勾结动员那些为一己一帮过眼云烟的私利，不惜祸害国家民族根基的各路诸侯和一些利益集团，硬是强顶中央，强顶中央政府，在中国搞起一场朱鎔基时期强压住的国有资产全面私有化运动和大轰大嗡的伪重工业化运动。
今日中国，被一帮不知道技术为何物，不知道工业化为何物的主流经济学派的疯子们吹上了天的，正在疯狂进行的所谓重工业化。实际上是缺乏《振兴法》、《促进法》、《合理化计划》等一系列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引导，规范的又一场“全民办，一齐上”的大哄大嗡的“大跃进”运动。
在这又一场低水平重复的伪工业化运动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国的钢铁工业产能达到了4亿吨以上。
这具有中国特色的4亿吨的钢铁产能，其中80%以上是落后的低水平重复的产能。
改革得已经发疯的改革家是否清楚，在今日的世界上，日本住友金鹿岛厂5370立方米特大型高炉，2004年9月已点火开炉。日本高炉平均容积早已在4000立方米以上……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尚在逐步淘汰≦100立方米——300立方米的高炉，要求新建高炉≧1000立方米。
……
如果说，在“革命”的浩劫之中，我还能上书邓小平，希望他能制定《现代化法典》，能制定《机械工业振兴法》、《钢铁工业振兴法》……我们还能抛头颅撒热血，以换来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而在今天，在改革乱动、乱动、再乱动了20年后的今天，我只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哭泣，只能写“四个现代化”祭。只能为已形成的4亿吨产能的落后的中国钢铁工业而哭泣，只能写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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