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与侯外庐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来谈中国启蒙运动史的科学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卓越学者。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论中渗透着丰富的学识外，还撰有卷帙浩繁的有关中外历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著。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淡出政坛，居大学讲席，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学殖益广，声华日茂，在学术上代表中国晚生而又早熟的资产阶级作出了特定贡献。如果说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在中国首倡反对封建史观的史学革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性著作，那末，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及其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狭隘的偏见和肤浅的论断，却也确实包含了一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意义，并对我们科学地分析研究17——19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很有启迪。
在“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中，蒋方震于1920年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为之作序，梁氏认为：“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华书局1954年版。以下凡引该书，均简称《概论》，并不再注版次。）他将清代学术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不料“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概论·自序》）其篇幅几与蒋氏原书相当，不宜再作书序，只好独立成篇，这就是1921年出版、颇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1924年整理出版他在清华大学等校讲义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名著。这两部学术专著，都以清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线索为内容，可说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颇有意趣的是这两书写法各有特点，孟祥才教授评曰：“《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都是梁启超学术论著中的佳品。”（孟祥才：《梁启超传》第34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的确，梁氏的这两部著作风格不同，或横述以立论纲，或纵观以求博证，但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其基本思路是前后呼应、一以贯之的，集中体现了他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观。本文拟就两书之一贯处，综论其得失，旨在评判梁氏这一方面的史学贡献，并由此而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略作论析。
一
梁启超亲身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以继承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修当代史及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为己任，肩负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放眼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兴起过程和发展方向，将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潮流与宋明理学相比较而考察其异，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相比较而发现其同，如此展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有纲有目，纵横交错，以思潮为经而以学说为纬，既富历史感受、又具时代意识，可谓独具只眼。比后来胡适将其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既上推到唐、宋以来的“下层文艺”，又下断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的谬说远为高明；亦比钱穆等人仅仅排比人物、纂抄语录而无史识的论著更为深刻。
大体说来，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成果与特色约有数端：
其一，梁启超首次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他先是根据与这一时期学术发展大体相当的朝代，称此期的学术为“清代学术”，或简称为“清学”；后又进而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上海民志书店1924年版。下引该书均简称《学术史》，并不再注版次。）也就是大致将17、18、19这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特定历史进程，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
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这样的划界，是因为梁氏认为，明末清初以降，历史地形成了一股反理学的时代思潮。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邪？简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概论》第3页）他从时代思潮的变迁入手，划出学术思想史的阶段，指出：“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上书第1页）这就是所谓“时代思潮”，“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上书第２页）而明清之际开始的“有清一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上书“自序”）一反宋明理学的旧思潮，故自成一新历史阶段。
梁启超当然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对思想文化、学术潮流、意识形态推移的决定性作用，但他试图用客观环境和社会心理所制约的时代思潮之变迁来把握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显然要比简单地以朝代来划分阶段、以师承来区分学派的封建传统学术史论著更为切合实际，更能客观地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在方法论上无疑是具有本质意义的跃进。正因为如此，梁氏仅仅从历史的现象形态，诸如“环境之变迁”、“心理之感召”、“思潮之形成”等提出并划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如果再深其内在根据，揭示其与经济运动、政治变局等相一致的思想逻辑，则这一划界至今仍深有其科学价值。
其二，梁启超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主流为反理学思潮，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启蒙意义。他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学术史》第2页）具有科学精神。其思想的形式特征是“以复古为解放”，（《概论》第6页）“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上书第3页）由于梁启超囿于传统“汉宋之争”的认识，把清代学术主流断为汉学（朴学），而赞之为“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上书“自序”）故竭力推崇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力辨《古文尚书》为伪书，乃“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学术史》第110页）并高度评价顾炎武在清学界具有“开学风”、“开治学方法”、“开学术门类”的特殊地位，称其引起“学界空气之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上书第90页）是“清学开山之祖”。（上书第83页）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曾批评梁启超将明清之际以后的反理学思潮仅仅归之为一种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变化，不免失之浮浅，并“有高扬了亭林而抹杀了他儒之嫌”。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梁启超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草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主之”，（《概论》第9页）又确为不易之论。明末清初开创的学术新风，重实际、求实证、讲实效、尚实行，在学术路线、治学方法上同宋明理学判然有别，堪称以科学代替迷信、以理性代替信仰、以民主代替专制的近代启蒙思潮和中世纪蒙昧主义、信仰主义、专制主义尖锐对立的前奏。正如梁氏所说：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
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学术史》第110页）
明末清初以来的新思潮，从怀疑“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到稍后的疑古辨伪考据之学，正是开了将数千年来奉为圣物的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风气，故梁氏将这一时期的学术主潮归之于治学方法虽然流于片面，却也不无合理之处。
其三，梁启超纵向地考察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潮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究其形成、转向和衰落的根源。由于没有科学史观作指导，他的所述所论自然不可能尽皆正确，但其间确实存在有价值意义之处，绝不可轻易全非。他将“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成三个时期：启蒙期，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阎若璩、胡渭等明末清初学者为代表；全盛期，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朴学大师为代表；蜕分期（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以今文经学为形式的维新志士为代表。并论述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正是没着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路线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顾、黄、王等人的早期启蒙思想，到乾嘉朴学，然后再到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残明遗献思想”在欧风美雨滋润下的重新复活。思想纷繁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被梁启超勾勒出样一条发展轨迹。
梁启超偏重于从政治上寻求清代学术思潮形成、转向和衰落的原因。他认为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出现，一方面是明朝的灭亡，唤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痛切的自觉”、“他们对明朝的灭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作学问”；（《学术史》第14页）另一方面是“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而“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治朴学。”（《概论》第20页）至于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和“近于科学”的治学方法之所以转向考据学的畸形发展，成了所谓“科学的古典学派”，（《学术史》第36页）而未能促成真正科学方法发展的原因，梁启超作了多方面分析，如科举制度对于自然科学的排斥，几千年知识界注重伦理道德而轻视自然科学的传统，乾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清廷屡兴文字狱等等；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清初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未能走向近代自然科学的道路，而转向考据古典文献之途。他的结论是“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盛行，也不外这种原因罢了”，（上书第38页）而“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于注释古典”。（上书第33页）到了晚清，考据之学衰落而经世致用之风重兴的原因，梁氏认为，既来自考据学研究方法的“精善”和研究范围的“拘迂”、朴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概论》第51页）等内在矛盾的加剧；又来自于“环境之变化”，随着清朝的腐败，“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上书第52页）的考据；“‘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着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上书第58页）
梁启超的上述分析显然侧重于从政治现象着眼，也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矛盾，虽然他未能揭示出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历史洄流中转向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没有深刻发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曲折发展的内在根据，但他能够注意从政治、经济、传统惰性和内在矛盾等诸方面，探究特定时代的思潮起落和学风转变的根源，描绘出“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乎螺旋的发展道路，这在当时可谓匠心独具。
其四，梁启超横向地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逐一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评价，其涉猎的学者之多、学科之广在同类著作中是罕见的。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氏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颙、阎若璩、胡渭、朱之瑜、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颜元、李塨、王锡阐、梅文鼎、刘献廷、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钱大昕、王鸣盛、庄存与、刘逢禄、章学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以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众多知名思想家和学者，及其他许多不甚知名的学者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有的重点评论、有的稍加勾勒，既评判他人，也解剖自己，非常富有特色。梁氏还广泛地论述了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子学、文字学、音韵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律学、训诂学以及辑佚、辨伪、校注古籍等方方面面的学术成绩，在史料的爬梳剔抉、蒐罗编次上，其功力之深，气势之大可见一斑。
无论是对具体人物的评价，或者是对某一学派的分析，梁启超都不乏创见，或有其独到之处。他充分肯定明末清初几位大思想家反理学的启蒙性质和各自贡献，尤其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来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学术史》第74页）又称“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人物，便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说，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上书第119页）此外，梁启超极为推崇乾嘉汉学，将其视为清学的全盛期，但他又能很客观地指出乾嘉诸儒未能贯彻清初早期启蒙学者的精神，背离了“顾炎武生平最注重的经世致用之学”，（上书103页）也没能弘扬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等人的哲学和科学成就，陷入脱离实际的考据而不能自拔，虽然“一反明人空疏之风，专从书本上钻研考察”，却难以“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上书第284页）并谓：“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残编，不思创垂今录。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上书第277页）
其五，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们的切身体会，评判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蒙作用，挹彼泛兹，古为今用，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学术思潮也作为研究反思的对象，总结过去、瞻望未来，力图在其史论著作中体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他以重彩浓墨描绘了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对晚清一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诱发，开掘并肯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因素都是“极大胆之创论”，（《概论》第14页）称王无之思想对“其乡后辈谭嗣同之思想”“影响最多”，（上书第15页）又坦言“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指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引者注）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学术史》第74页）甚至认为清末民初“最近三十年思想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上书第47页）并强调“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上书第128页）这实际揭示了一个历史真象：曾经兴盛过的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在清廷专制统治稳固并极盛的相当长时期，因被漠视而沉潜不彰，只是在清末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重新发现其思想价值，产生重大的社会作用，发挥出巨大能量。他由此而深有感触地写道：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到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献）——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在跳。他们所提倡的具体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到这时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种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国人正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的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厌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上书第46—47页）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决非后人揣度或推论之辞，而是深切地道出了晚清一代志士仁人的身我感受和切身体会，真实地表现了软弱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更需要祭起其先辈的亡灵来唏醒自己、鼓舞斗志，也生动地反映了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者被沉潜而又掩灭不了的思想光芒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春雷惊蛰般的催生作用。由早期启蒙而近代启蒙确乎是历史地、逻辑地有机联系着的。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论是同他对现实时代的观察、体验和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争往往与昨天的斗争一脉相承，注重的不仅是史家的考订，更应是其对所处时代精神的弘扬。“历史”是活在梁启超一代人心灵中的历史，是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觉醒、奋斗密切相关的历史。因此，梁氏认为：“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学术史》第134页）明末清初以来的“近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为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上书第2页）字里行间渗透着以早期启蒙思潮的当然继承者自居、积极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感情和现实精神。真挚、热烈的爱国感情，十分自然地倾泻在他的如椽史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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