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长征”和“重走长征路”》

说说“长征”与“重走长征路”

双石

“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的概念：长征，是指土地革命战争（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实施的战略大转移。

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长汀、宁化（福建境内）、瑞金、于都（江西境内）出发，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当时的省属），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亚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人迹罕至的茫茫大草地，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旗镇。根据红一军团直属队里程统计，红一军团军团直属队的总行程为18088里，而据一般记载，走得最远的部队，行程超过25000里。

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19日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途经湘、鄂、黔、滇、川、康、青、甘、宁、陕10省92县，翻越哈巴雪山（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亚卡山、海子山、马巴亚山、恶热山（4902米）、麦拉山（4921米）等8座雪山、1936年10月22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总行程为20050里。

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28日，为策应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实际上开始了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历了许多曲折，其间又经历了南下的反复，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共同北上，转战过川、康、甘3省，行程10000余里，三次跋涉雪山草地（红四方面军翻越的雪山有夹金山、梦笔山、虹桥山、长坂山、昌德山、打古山、党岭山、巴郎山、鹧鸪山等多座），于1936年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何家冲出发，途经鄂、豫、陕、甘4省，于1935年9月15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延川县永坪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行程近万里。

另外，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遂川横石出发，开始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4日，在印江县木黄镇与红二军团会师，行程6000余里。虽然红六军团这次西征长期没有被列入“长征”范畴，但笔者认为，红六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率先开始的“西征”，实际上是“长征”这个战略大转移的先导，应该也属于“长征”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各主力红军长征的路线不同，行程当然也不同。而以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为最长，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指红一方面军“走得最远的部队”的行程。

哪支部队走得最远？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红军长征是一个复杂战略机动过程，因作战、筹粮、宿营、扩红、宣传、佯动及机动需要等等原因，就是在同一方面军向同一方向前进的各个部队，也不可能总是走在同一条路线上。走回头路，走弓背路，走冤枉路，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其间还有一些部队因各种原因脱离原建制的部队而参加另一个方面军的长征等，所以要准确复原统计出走得最多的究竟是哪支部队，实际上相当困难。

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为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一、三、五、八、九等五个军团的战斗部队和军委直属纵队。进入黔东南后，红八军团撤销，军委各直属纵队缩编，这个基本建制一直保持到进入川西北高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红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的一部分至此则脱离中央红军建制，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南下行动（也是长征的一部分）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次北上的行程。所以，真正自始至终参加完中央红军长征全程的军团一级部队，只有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大部。而列入红四方面军建制的红五、九军团，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南下行动及再次北上，其行程肯定也远超出了“二万五千里”。

再如红二方面军的红六军团，在长征开始前两个月，他们就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率先开始战略转移。一年后又与红二军团一起，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其行程估计也早已超出“二万五千里”的范畴。

至于红一、三军团中究竟哪支部队行程最长，这需要根据有关资料绘出各部队长征行程的详图，并对其里程进行图测和实测。而由于原始资料缺失、错讹等各种原因，虽然各地有关部门作过一些工作，但成效却并不如人意。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一套长征路线详图，已出版的略图也有诸多错讹。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红九军团在黔西北的长征路线，就把大方的“猫场”误作织金的“猫场”——川黔边一带，“狗场”、“猫场”、“牛场”、“鸡场”地名非常多，往往不出几十里方圆，就有多个重复地名。

笔者根据各地区史志资料和现存的历史档案，尝试着恢复中央红军团以上单位的行进路线，但感觉难度相当大，恐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尤其是实地考察实测。不过，根据已绘出的团以上单位的路线详图与现有的红军日记和档案资料以及已知“重走长征路”者的行程比对，个人感觉中央红军“走路最多”的部队，其行程肯定会超出“二万五千里”。

“重走长征路”的困惑

目前国内国外都有许多人“重走长征路”，但多为体验性质，实际上走的都是大的节点。笔者迄今还没有发现有谁按“走得最多”部队的路线来克隆过红军长征行程。加上时隔多年，红军长征路线上的许多行政区域和道路的变化也很大，知情人或当事人故去的很多（就是当事人的回忆或日记，也因各种原因会产生多种错讹，需要与相关历史档案比照鉴别和辩折），有些本来就鲜为人知的行进路线更是被长期忽略了，甚至可能还有尚未为人知晓的路线。当年红军在是过路，在许多地区行进都没有大比例尺地图，只能靠侦察和询问向导标注路线，许多地名是靠译音来标记的，错讹当然就在所难免。

至于行程记录上的误差恐也在所难免，以红军长征的条件和需求，不可能对所行进路线都进行实测，所以里程记录上的误差肯定也存在。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误差”既可能有多估也可能有少估，比如根据耿飚和李聚奎回忆，从金沙江的龙街渡口赶到皎平渡渡口的行程是120里，然而笔者在图上用折线法测出的平面距离就远不止这个数字，更何况这一段行程全是陡峭峡谷山涧的崎岖小道。

红军长征是战争行动不是体育竞技，具体行程上的各个节点也不是简单的直接递进关系。有时围绕着一个节点，往往会产生诸多政治军事行动，这些政治军事行动本身也是行进的过程。长征中的“走”和“打”是一对孪生兄弟，“打”本身也要产生行程。红军长征是数万人的大兵团机动，不会总是挤在一条道路上行进。其间为了筹粮、就粮、宿营、扩红、宣传、佯动以及机动本身的需要，往往是分多条道路行动的，“多条道路”的行程当然也不一样，有多的也有少的，“多”和“少”的日行程相差数十里是情理中事。比如根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日记记载，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军团政治保卫局在遵义附近休息，而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的战斗部队却在追击中央军的败军，直至乌江渡口，尔后又返回遵义至懒板凳（今南白镇）、遵义间集结，这两者之间的行程差就已经是百里以上的范畴了。又比如红军在安顺场渡口强渡成功后，还向下游追歼逃敌扼敌反扑以巩固渡口，由此产生的往返行程也在百里开外。

笔者曾设想真正尽可能贴近的克隆一回各主力红军的长征路线，但这个设想不太可能以个人行为完成——“你不可能同时涉足两条河流”，虽然笔者曾经尝试以摩托为代步工具对长征的一些局部路线进行过考察，但也痛感到个人力量的单薄。现在笔者所设想的“重走长征路”，是需要组织一支多人考察队，分组模拟军团一级甚至团一级部队重走长征路，并进行路线里程实测等考察活动，完成一套详尽的、地理要素完备且有关数据相对准确的长征路线详图。笔者认为，这或许比建设纪念馆耗巨资打造“红色景观”什么的要有意义得多，宏观的长征历史我们已宣传了几十年，但微观的具体的详尽的尽可能准确的长征历史的基础数据复原，我们关注得还远远不够，许多宣传长征的文学作品甚至史志或学术著作的撰文者在写作时都不参照地图（也难怪，大比例尺图很难找），有些文字以讹传讹流传了多年。所以也难怪许多一知半解的洋人大概齐地走了一回长征路就敢浪言要颠覆长征历史数据。

“重走长征路”的探险体验型旅游开发价值

有两个洋娃娃前些年走了一回长征路，自称是“准确测量”了里程，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先进方法，估计就是GPS测出了行进轨迹投影吧。然而GPS是个好东东但也是个有局限性的好东

“重走长征路”其实对长征行程中的地方具有相当的探险型旅游开发价值，红军长征经过了中国西南西北诸多有着显著地理特色和少数民族风情的地区，奇山异水，雄关险道加上风土民情，本身就是红色旅游的丰厚资源。各地有关部门是否可以考虑在准确勘定红军各部队长征路线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在当地群众中培训一批略且专业性的向导，利用马帮等各种特色代步工具为有“重走长征路”的人们带路导游？想必这比围着豪华的纪念馆看文物更刺激也更具吸引力，或许还能发掘出更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来。在有些已经废弃的天险地段，还可以设想在建立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让游客对当年红军跨越天险的情景进行模拟体验，以使娱乐性与教育性有结地结合起来。

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何开发利用这些遣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许多耐得住寂寞的艰苦工作。笔者希望与更多的有志于此的同道共同努力，在这个课题的研发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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