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太阳同在

社会主义与太阳同在

一

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到了世纪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般，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连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也多半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相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于是，这些国家所遭受的苦难和挫败，被归咎于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人为地进入社-会主-义。

照这么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原罪；照这么说，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无论民众在当前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经受了多少的苦难和屈辱。

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从来都不是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环境下按照某条定律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因为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不肯颁发出生许可证，就会胎死在历史母亲的腹中。

二

当精英们宣称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失败是二十世纪的遗产时，先要分清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要拿理论来评判现实。

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是几个革命家的空想，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结果。

资/本主/义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也有反面；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灿烂的正面，却忽视了另一面。

而资/本主/义越是不断扩张，不平衡越是加剧，最终将全球分裂成两个世界。马克思当年预言的两个阶级的对立，随着全球化转变为世界规模。

这两个世界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却越来越大。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

革命前的帝俄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一直以来我们夸大了帝俄的发展水平，以配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真是削屡适足之举。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列举了俄国依赖西欧的事实：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4、社会结构极端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

中国的落后程度则更甚。这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们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这条路，中国是早就走过的，证明了是死路一条。

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自立，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之路，历时八十余年。可是，洋务派实行的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行，维新派用和平的方法求全变又不行，孙中山采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还是不行！

原因是，第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有人认为，可以先做三百年殖民地，然后通向现代化；有人说，可以和平崛起。但在历史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落后国家的落后为前提的；发达国家决不允许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与自己争夺资源和市场。在历史上，第二代工业国家即美日德意，无不是通过铁与血实现的。作为工业化第三梯队的中俄国，历史给它们的选择就更少了。

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

全球化进程，在落后国家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一极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无论沙皇还是四大家族，都没有力量也不愿反对落后制度和外国资本，他们没有力量也不愿去推进民族现代化。另一极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和上亿的赤贫的农民。由于资源和市场大部分已经用来满足发达的外国资产阶级，剩下的已经不足以培育出一个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足以维系社会平衡，更不用说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为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这一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

因为发展不平衡，这些国家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摇摇欲坠。只要在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来临，必然土崩瓦解——而大战的来临也是发展不平衡的必然。

在中、俄等落后国家，革命虽然以社-会主-义命名，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一历史发展进程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无法预料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导师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为二十世纪的我们描画未来世界的蓝图。

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保护了民族工业。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

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作为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其价值将永不磨灭，其历史功绩将与太阳同在！

三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

革命的胜利仅仅意味着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也就是法权，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补资/本主/义课，走“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之路，就必定会分化造就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及其矛盾和斗争，这是铁的规律，任何人无法阻止。所以毛·泽·东说，一旦革命先锋队蜕化变质，要搞复辟是很容易的。

而革命先锋队的蜕化变质似乎必然的。为了实现工业化，落后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可是，它们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所以，必须让全体国民勒紧裤带，一定程度的集权和强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这样得到了历史的委任状。毛·泽·东曾经尝试用巴黎公社的模式取代官僚政治，最终却只能重新对官僚机器授权，而寄希望于“七八年来一次”的周期性整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革命先锋队掌握政权之后，它的阶级基础必须会发生变化，它必将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

官僚集团总是有意识地纵容种种不平等的产生，促使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是最符合其阶级利益的。与其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不如优先满足精英的需要。

一些补课论者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将通往富强和民主，但事实上刚好相反。

落后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物质财富相对充裕和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官僚集团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无人敢说敢管。它是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翁。

因此，如果在一党集权执政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去补资/本主/义的课，那么官僚集团在没有社会力量制衡的情况下，它绝不会放弃其权势利益，政治上的民主协商制度和法制都将无法落到实处；它一定会破坏一切法律和政治的游戏规则实现其短期利益最大化；它一定会利用官僚特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它一定会无情盘剥敲榨劳动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压榨之外根本不会尽到保护之责；它一定会贪婪而又迅速地聚敛私产而暴富，成为最腐朽最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不幸的是，即使经过毛·泽·东悲壮的奋斗，这一切仍然变成了现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已经成为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小知识分子重新经历了资/本主/义进程的种种苦难和屈辱。而当初，我们曾经多么天真地以为，自由女神会带领我们向现代化和民主自由、向人道主义、向平等权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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