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文革四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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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5-7 8:32:22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王霄
楔子
离五·一六还有半个多月，网上已经见到个别纪念文革的文章。
屈指一算，今年已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了。
文革那年，我正好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不敢说一生的命运受文革影响最大，但对文革的痛切之深与反思之力，则绝不在父兄辈之下。虽然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二毛”（古人谓头生白发），但文革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罕有的事件。对于这一个事件，其亲历者如果不将它完整地纪录下来，是对后代的犯罪（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巴金先生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但其亲历者如果不能真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不但是对后代的犯罪，而且是对我们自己的污辱。
一
1981年，在文革结束5年后，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式，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加以审视和结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仅有一例，即1945年４月２０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也是曾经附录于《毛泽东选集》中唯一的一份非毛的著作）。由此可见文革影响之大及当时形势与任务之迫切需要。今天来看这个《决议》，仍然为它的许多犀利和深刻的见识而感叹。
但是，坦率地说，要对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判，五年的时间距离是不太够的，太近了，可能还看不大清楚。另外，当时作出这个决议时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受到政治打击迫害、九死一生的老共产党人。他们对文革可谓深恶痛绝，锥心泣血，表现在《决议》中和其时的其他讲话中，就是对文革和文革据以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全面否定”。不但对文革要全面否定，而且对文革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领导人、“站错队”（这个词是一个文革语言）的领导人和由于在文革中取得利益因而对文革感情上难以割舍的领导人，也基本上做了各种清理。
1983年，中共开始整党。我那时正在西北某省的省委宣传部工作。整党的首要内容是要进行全面否定文革的教育。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当着一个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我部部长的面，我们部某处的一位副处长，公开地讲：“文革不能全面否定”。
当我为这位仁兄的荒唐气愤同时又为其冒失担心时，在座的两位省委领导却听若未闻，并未作出什么严厉的举动。之后，这位仁兄的仕途走得也挺顺，看来根本未受“不能正确对待文革”的影响。
后来这些年，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与不同身份的朋友交谈，在说到文革时，尽管全面否定仍然是主旋律，但是对文革唱赞歌的也颇有人在。这种对文革的态度的迥异，集中地反映在对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上。
文革结束时，由于那时毛在政治上还是一把刀子，一面旗帜，各种政治派别都要争当他的正统传人，所以毛的头上还顶着他那虽然黯淡不少，但却依然灿烂的光环。不过实际上，在政治斗争胜负已定并由当权者为毛作了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之后，毛很快就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淡去了。在新的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中，人们似乎已顾不上再去回忆这位老人，新中国之父。只是时不时地，从地球的某个角落射来几枝非毛的冷箭，或者，从毛自己的故乡，偶尔传出或褒或贬的喁喁几句话语，很快湮没于时代的喧嚣。
但令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地突然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热。人们怀念毛泽东，叙说毛泽东，歌唱毛泽东的老歌又唱起来了，追忆毛泽东的文章又连篇累牍了，毛的像章成了值钱的文物，毛的新版画像甚至被挂在几乎全部中国汽车的前窗，成为司机的保护神。沉寂十多年的韶山，又成了人民瞻仰的圣地，其兴盛超过往昔。到1993年，即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这股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那一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到韶山，向这位伟人行弟子礼，并为新树的毛的铜像揭幕。
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
而文革的梦魇，也不时在某些人的脑海中浮现。
但是，奇怪的是，已被“全面否定”的文革，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不但巴金老人的建议被置若罔闻，而且，所有关于文革的学术讨论，都不能见之于公开的报刊。一场影响了甚至决定中国今天走势和中国共产党今天面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决议》之后，很快就被国人忘却于脑后――除了个别文人的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不但重庆郊外那个著名的“红卫兵之墓”黍草离离，在秋风下呜咽着青春早逝的悲怆，而且，那场震憾天听的“四五”事件，也随着那一首首曾经令人热血贲张的诗歌的喑哑，从我们的脑海中淡去。
终于，文革在中国大陆成了一个欲说不能、欲说无言、欲说还休、欲说仓皇的话题，只是在民间间或引发酒后的议论。奇怪的是它在海外却成了一门显学。
其实，上世纪的毛泽东热已经预示了一种思想的复归。
怀旧的导因是现实。对毛的怀念也是如此。这种怀念是以一种新的评价为基础的。的确，对重要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间上的远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不仅是因为与这个人物或事件有关的一些重要史料被钩沉发现，更重要的是，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的新的事实，会复证文革及毛泽东生前的思想和行为的意义，从而使人重新思考，得出与往不同的结论。
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新评价，可以从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情况得到鉴证。在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从整体上讲有了极大提高之后，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环境破坏、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是如此的严重，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时期。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如毛泽东时期。毛泽东热的兴起，其内在的社会根源在此。
显然，对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进行后续的研究与思考，是不合常理也不合舆情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重新的思考应当是基于理性而不是感情的。在文革发动已经四十周年的时候，虽然也许还不是重新讨论与评价文革的最佳时期，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讨论是必要的。
二
首先，这种思考不应该是对文革全面的“否定之否定”。
文革虽然是一个原因极为复杂、表现形式极其多面、动员程度极高、关联阶层极其广泛与深刻、社会动荡极其剧烈、影响国家与个人命运极其巨大、成果及其丰富而正负悬殊、代价极其惨重的历史事件，但就其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与人性的毁坏、对人类文化的戕害的角度来看，说它是中华民族当代史上的一场灾难，并非过甚其词。
搜遍所有历史学家对人类各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都难以对这一场“大革命”的奇特与光怪陆离进行类似的概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最多人口的大国，其最高国家领袖一个人动员了所有的社会草根阶级，对一切所有不同于他们的阶级――创建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大小官僚、知识精英、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了权力、思想乃至人身的围剿与消灭；一切既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而代之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人的人生道路与命运充满戏剧性：一个居江湖之远的“下愚者”，可以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而原来的国家主席却拿着《宪法》在屡遭羞辱之后发配他乡，含恨死去，死后甚至不知尸骨之所在；7亿人以一个人的思想为思想，这个人不但成了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保证，而且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他相连；整个国家似乎成了兵营，而军队既是大革命的支撑力量，又是它的受害者；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却阴谋暗杀伟大领袖，失败后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而在这场革命中打先锋甚至流血牺牲的青年学生，最后却被分配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再教育”；绵延千万年的传统文化被彻底颠覆，同时表现了艺术极高水平的八个“样板戏”和一本小说统治了文学艺术舞台；人性的最高尚与最卑污像天使与撒旦亲密携手那样来到人间，前者在大革命的拷打中放射眩目的光辉，后者在大革命的扭曲中散发駭人的恶臭；经济在混乱中艰难地发展，甚至出现了“两弹一星”的奇迹；昔日的国家盟友成了兵戎相见的寇仇，而昔日的死敌却在世界一片惊愕中移樽就教，相与握手言欢；天下大乱的国内形势却迎来国际大好的形势，中国终于进入了联合国，并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也许我不应该用这种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大革命。现在让我们马上来看看198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文革的评价吧：
（１９）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２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以上对文革的结论是极其简炼和鲜明的。请读者认真阅读以上的结论，因为我在后面会多次引用这个结论中的文字。
也许今天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发动的十七年的时间里，全面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去发现文革的动因。如果这样，我们会发现，文革绝不是毛泽东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考与强烈的现实忧虑的。我绝不同意文革是权力之争的说法，如果那样，当年已经实现绝对家长制、一言堂的毛泽东，不会运用文革如此剧烈的方式来清洗如此众多的“阶级敌人”。文革初期，已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的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这场运动只是要打倒他的话，那么他情愿去当一个农民，而使这场运动结束。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刘少奇的建议，证明了他并非仅仅是要打倒少数几个政治对手而已。
用《决议》的话说，就是他的举动，是基于一种对形势与政治局势的判断和对中国政权与前途命运的忧虑的。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归纳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没有抓住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没能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提出适合形势任务要求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这个主要矛盾，用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话说，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或者说是“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他没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从这点说，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性的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与任务，将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将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也就是反修防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他时刻警惕着执政后的共产党的变化。建国后，他就不停地发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四清、社教，以清肃党内的腐化分子。当这些从上而下的运动都未收根本之效，甚至当他作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的判断之后，他就不惜以文革也就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并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政治运动还主要是打击同路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变质官员的话，这次，他把自己的亲密战友、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几乎是统统打翻在地，把旧的国家机器全部打烂。
第二，毛泽东虽然依靠人民大众作为文革的主力，并以异乎寻常的形式来调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不仅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来作为人民群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达政治权利和制约当权派的手段，而且在文革中用群众联合、造反、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作为改变旧有政治权力架构和建立新的政权的形式。但是，这种大民主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民众参与政治的成熟的、有效的途径，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序和理性的制度安排，不能做到长治久安。它只是一种民众基于革命狂热和派别利益而实现的非规范的脆弱的政治组合，很快就表现出群众运动的野蛮、盲目、浅薄和失控，并且给种种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他所期望的文革在三年内结束的计划迟迟不能实现，随着时间的发展，恰恰是文革这场运动涌现的各种“新生事物”本身给自己不断造成新的的问题和新的任务，使得毛泽东为解决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耗尽了他的生命，到临终前不得不坦承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恐怕赞成的人不多”；二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和各种企事业单位领导机构即“革命委员会”虽然吸收了军队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持其正常的运转，以避免国家和各种组织的瘫痪，仍然不能不依靠表现良好的走资派和技术专家，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再把已经打碎的旧的政党和国家机构重新拾起，并且对那些治国的官僚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这种情况是令他不能满意的，因此他不得不要求这种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第三，毛泽东拒绝了一切人类的先进文化和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把这种文化的载体的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特殊阶层进行了严酷打击，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更具有野蛮的色彩，实际成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在与中国共产党渡过一个简短的蜜月期之后，立即成为屡遭贬辱和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如果按照毛泽东对共产党变质的担忧的话，他其实更应该从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和建议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也就是从人类已有政治文明中吸取先进的营养，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合理、科学和文明的政治制度。但是，无论是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是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所不同的是，文革前毛泽东是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来打击知识分子的，而在文革中毛泽东索性连共产党中他的战友与知识分子一勺烩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喜剧：文革前所有参与迫害打击知识分子的包括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文革中却遭受了比知识分子更为严酷的打击，与当年他们打击的对象一同被关进“牛棚”，其待遇甚至还不如知识分子。因此，文革是一场文化的浩劫，是一种文明的倒退。这一点，大概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知识背景与农民起义领袖本质的个人缺陷紧密相关。
三
如果说在文革这样一场大劫难之后，促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和实现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反思，并从而找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显然文革有其促使人们觉悟的积极意义。当年人们恐怕更多地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文革不能“全面否定”的。但是，当我们自以为对文革和毛泽东作出了科学全面的评价，并找出这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之后，中国二十八年改革所展现的现实社会情景，却突然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文革和毛泽东的理论。
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个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成绩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人民物质水平的极大提高。中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毛泽东时代和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初步的小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并由此在世界取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在肯定这一巨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前述的社会公平问题、政治民主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甚至断裂问题、特别是权力腐败问题和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问题，较之毛泽东时代显现为一种更为严峻的情势（这里我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因为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以致在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如此多的好处后，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严重的紧张局势。
毛泽东的幽灵在空中俯瞰他所热爱的中国大地，他所看到的情景，究竟是让他发出一声叹息，还是展现会心的一笑呢？
当然，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文革时代，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们从毛泽东的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追索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相当宝贵的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教训。
这其中最宝贵的，就是如何保证政权的人民本质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途径。质言之，就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四
民主和自由，曾经是中国近代以来觉悟的先进群体为之奋斗的两个目标之一（另一个是独立与富强）。在经济落后、国力艰难、生灵涂炭、内忧外耻的现实下，当年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经过无数探索和失败，终于认识到必须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实现宪政，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真正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从而使这个古老的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革命的运动，被称之为“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可见民主之重要。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并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方面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8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下述毛泽东引文若同出此书，仅注页码）正是在这两点上，共产党形成了与国民党政治上的分野，并以此争取并领导了全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对当时的民主任务也就是实行宪政有更明确的阐述：“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啊！’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遇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背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697页）
不但在抗日中毛泽东是如此高度地提出民主、自由和宪政，而且在中国抗日即将取得胜利时，在中国面临专制与民主、分裂与统一、贫弱与富强也就是黑暗与光明两种命运时，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废止它。……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967～968页）
在主张实行民主的同时，毛泽东对执政后人民政权如何不改变性质也有自己的回答，这就是在著名的“窖洞对”中，他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以独立、民主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广大的、各阶层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那首著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唱道：“共产党它一心为人民，共产党它一心救中国，它领导人民走向幸福，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它坚持抗战八年整，它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争取独立、改善民生、实行民主，是人民拥护共产党的三个根本原因。
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功过各半，但他在实行民主上，从某一方面说，有了很大的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对民主没有兴趣，不，他对群众式的大民主仍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进行了诸多大胆的实践，但是，这些实践，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我这里不想对新中国的政体设计提出质疑。在当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在其领导下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这种议行合一体制，是唯一的选择。问题在于他曾经批判过的一党专政在新中国有了延续（虽然这种奇怪的延续也许并不以一党之私利为基础）。同时，在如何真正地实现民主上，他也缺乏系统的思考与有效的制度设计。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第一次试图以民主的方式来整顿和帮助共产党，是1956年的共产党整风。我们不能说整风的动机和起始阶段毛泽东不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他的战友们在取得政权后，既存在着“治理”上的不适应，也存在着腐败的危险。但是，整风的结局是大家所熟悉的，它变成了反右。这是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正式地与知识分子的决裂，也是毛泽东本人与人类成熟的政治成果的决裂。结果，一场借助民主形式的政治改革或改良，却因为毛泽东本人担忧共产党统治地位的动摇而变成了一场“阳谋”式的反民主运动，基本扼杀了中国其时所有的最优质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力量。
但是毛泽东对人民政权不改变颜色的忧患依旧。他坚决地重提阶级斗争，并将其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为此，他不但违背当初的承诺和《共同纲领》以及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规定，提前进行了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在农村实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试图在消灭已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同时，从经济上铲除产生新生剥削阶级的制度土壤，而且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运动，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人还在心不死”、试图“复辟”的老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包括了蜕化变质的革命者，以及已经大伤元气的知识分子阶层。
为了达到政权的颜色不变和保证工农兵的利益，他最常用而且最熟悉的手段，就是发动群众，因此他赋予群众“四大”的政治权力，并给予人民大众无数顶政治和社会的桂冠，如“卑贱者最聪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给我们上课了”，而领导人经常是以“小老太太”的面目出现，知识分子，则不过是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最愚蠢”者。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呼应，则表现在极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上。其实，这种积极性，不单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和阶级斗争的觉悟，从本质上说，它表现了人民群众中蕴涵的民主权利的本源性。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变修”的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更多地思考中央出“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人物的问题。他终于认识到，仅从基层进行这些“保持先进性”的教育和运动是无济于事的。他认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现在回顾文革，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文革并非仅靠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就能如此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中国七亿人民以火山爆发般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甚至不惜六亲不认，其情绪之激昂，其动员程度之广泛与深入，显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近乎宗教的个人崇拜。应当看到，在文革发动时，官僚的异化和政权的颜色确实有其可虞之处，人民群众同当权者的矛盾确实出现了，并且在某些方面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国的社会存在着深刻的体制危机。这处危机，既体现在主权者对执政者缺少控制，也体现在中国的社会调节机制的僵化与缺乏。从前者说，腐败在当时是一个确实的情况，而不只是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完全错误的的估计”；从后者说，表现在以下两点：①调节过程的非连续性，不是经常调节，不断调节；②调节方式的单一性与强制性，；不是像一些发展较完善的社会那样通过健全法律、利益协商与妥协、经济杠杆、文化开放交流等多种手段，而只是片面地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各种政治运动强制进行。总而言之，缺乏利益调节的制度化的安排。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人民群众也达到了极致。他试图抛开一切中介，以他个人同人民直接结合的方式，来开展这场革命。他撤出了共产党据以领导这场运动的各级工作组，号召人民组成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打倒一切党委和政府，向所有的政权和单位夺权，然后建立类似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委员会，来掌管新的权力。至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已经不仅是此前的仅以“四大”也就是言论来对当权派的监督，而是直接进入了权力中心。
应当说，毛泽东也就是文革的这两个特点，在今天也有某种价值。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政权的性质必然会发生变化。即使如毛泽东这种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和不断革命的领袖，甚至采取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虽然他打破了这个党的旧的权力体系，但是当那些走资派被清除后，他马上在新的人事格局下恢复了党的绝对权力，将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向极致。甚至为了加强这个一党专政，他采取了军队管制的办法，不但在党的中央层面军队代表占了一半以上――以致外国人怀疑中国是否是军人专政――而且所有的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有军代表的参加，并处于一把手的位置。然而教训在于，即使如此，新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在它一成立，就又开始了腐败的进程。不但造反派要在红色政权中分肥，而且红色长城的军代表也迅速开展了诸如“走后门”的种种不正之风，以至于反“走后门”差点演成一场政治运动。同时，文革产生的特殊的权力集团如以“林副统帅”为首的枪杆子集团和“旗手”江青为首的笔杆子集团，也开始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新生政权的颜色蜕变从其速度和广度而言，超过了文革以前的政权，这恐怕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简单的革命不能解决政权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是文革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教训之二，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即使被动员到如此广泛和深入的程度，但是如果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化体系，也是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有效的。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打砸抢、派别林立与大规模的武斗，到文革后期的三结合的革委会在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包括政治权利方面的形同虚设，既反映了群众运动巨大的盲目性、破坏性、无政府主义与兽性，也表现了真正的民主参与与民主监督的实质性的、制度化的缺乏。前述新生政权迅速改变颜色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表明文革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制度化缺陷。毛泽东不懂得也不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理论，虽然他在取得政权前赞成宪政，但对“资产阶级”民主却嗤之以鼻。他虽然高喊“人民万岁”，认同人民主权，对政权的人民性质念念不忘，对人民的疾苦萦系于心，却不能真正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规范方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结果，被他高度称赞和高度期待的群众运动和大民主方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变成野心家的政治工具，具有“痞子运动”的色彩，即使动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能量，也往往导致功不抵过的结果。
对于这种教训的根源，《决议》作了极为精辟的总结：“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但是，正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所说：公式错了，结果错了，难道问题也错了吗？
五
文革结束半年后，也就是1977年的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人民万岁》，以纪念一年前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这篇社论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认为正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为结束文革、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但是，这篇社论很快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认为它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
其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史出现了更多的奇怪现象。重新获得政治权力的老一代共产党革命家，对文革后萌生的新的社会民主思潮作出了先是犹豫、继而坚决的拒绝。首先是西单“民主墙”事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开明领袖在内，对西单民主墙上的民主呼声予以了否定。依靠人民力量重登政治舞台的邓小平先生，一方面客观评价了差点置他于死地的毛泽东，另一方面迅速地通过全国人大取消了《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款。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刊物（大多数是呼吁民主和反思文革），一律以非法之名予以取缔。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之后，几乎在同时，也就是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由邓小平而不是别人宣布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后，在1979年～1980年的大学生民运、1981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等事件中，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表现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
当然，这些事件，也许各有其发生的特殊背景和诱因，也各有其不同的具体诉求内容，甚至也许泥沙俱下，混进了一些居心叵测的坏人，但这些事件矛盾双方的焦点，就其总的历史性质来说，都是民主与一党专政的斗争。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比如，在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正是因为对“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够鲜明，态度不够坚决”的原因（起码是表面的原因），胡耀邦被免去了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接班人赵紫阳，也因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不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再遭免职。
现在来看当年的这些事件，让人有一种观看喜剧的感觉。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什么大逆不道的问题呢？难道自由不是共产党自己的奋斗目标？难道自由还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还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自由化、民主化不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奋斗目标？更让人感到滑稽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某些当权者所采用的一些手段，正是文革中的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以我划线、残酷打击，而热衷于搞这一套的人，是在文革中吃过大苦头的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但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过于重视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而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在文革结束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要求不仅是这一点，还包括了民主权利的实现。这是一种基于基本人权的要求，也是对于文革的一种反思后的觉悟。对于后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并不认同，而是简单地认为是文革的余绪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或者更严重，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于是出现了前述种种的打击与压制，并且不惜付出动用军队向群众开枪和撤换两位总书记的代价。当然这种代价不过是一时的和次要的代价。历史发展马上会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更为惨痛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表现了另一种帝王思想，即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才有资格为人民安排幸福生活和引导国家强大。从根本上说，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重视一党专政。他的第三次复出是依靠人民力量的――无论是“四·五”天安门事件，还是文革结束后漫卷全国的呼唤“邓公”的群众运动――但是当他重新取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后，他使自己在国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上，处于与人民某种对立的位置。当然，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出者，当时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不无其道理。同时，他也睿智地看到了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进行了部署，虽然他指出这种改革的近期目标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党政分开等等。但是，当遇到政治上的大的挑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改马上停顿了，代之以更加强烈的一党专政。这样一路走来，中国今天的局面，证明了压制人民民主，会造成什么样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带来怎样的长远的后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鲜明特点，是在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拒绝民主政治。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上的标准，民主与一党专政也不应该是划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上的标准。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最大的成绩是通过吸收社会主义的经济观点，改造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通过政治设计，为社会不同阶级的利益表达和博弈，为建立和谐社会和抑制权力的异化，提供了制度化的安排与保证。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融合的趋势，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是在政治上，社会上，价值观念上。
我们毫不否认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的腐败，中国社会出现了极其广泛、严重而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环境、资源、民工血汗的巨大代价并且效率很低。中国目前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都可以在不民主这一点上找到根源。虽然，我们承认中国发展必然要有代价，但是，如果这种代价是早有预期并有避免办法，却没有能够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探讨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何在。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对中国人民就会有重大的启发。
――关键是政权的性质。即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否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当然，我们相信今天中国的最高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但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问题发展到如此的地步，甚至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突出的，这，恐怕就不是邓小平先生所愿意看到的。但是，这样一种结果，无论我们怎样分辨，难道能够把它和我们这近三十年来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体制分开么？
我们党总是愿意代表人民当家作主，总是认为自己比人民高明，结果呢？不但人民对我们意见很大，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肌体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病变。
关于反腐败，邓小平先生没有少讲，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专门机关和各级党委也没有少抓，已经杀到副国家领导人了。但是，腐败越来越严重。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
――依靠人民来领导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如果我们能够服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通过制度安排，让人民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通过合法的形式与规范的平台，进行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与妥协，同时让人民群众依法并通过多种途径对执政党、政府和各级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那么，我们的执政党和政权就不会改变颜色，经济发展就会更健康，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就会更加强，改革开放就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上述两点启发，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没有第二点就不会做到第一点。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不民主更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说我们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国情复杂，不适宜于民主。其实，国家大，人口多，国情复杂，正是实行民主的必要理由。难道中南海一道政令，可以适应于全国每一个地方的情况么？难道党中央的几位领袖，可以监督全国数百万的机构和官员么？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任何改革都不能成功，任何发展也不会科学，任何社会都不会和谐，任何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自由与民主，是人的基本权利。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敢于否认这种权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却在反复强调“我们更加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能够截然分开么？不错，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飞快地发展了，但是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如受教育权、医疗保障权、住房权、按劳分配权、呼吸新鲜空气权、饮用清洁水权、食用安全食品权等）却因社会不公不义遭遇了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更大的困扰。问题在于我们社会的利益格局和调节机制，要言之，政治体制。如果执政者不能从这个高度上认识问题，全社会已经高度紧张的情况可能会恶化。
美国人经常讲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其实，中国人民尽管没说（也没地方说），内心也是充满对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的。老百姓有了钱不花存银行，以支付各种可以预见的沉重开销和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是这种担忧的一个极其显著的表现。只要不民主，中国的社会走向就是只依靠几个领袖，这存在着太大的风险。“六四”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摇摇摆摆，证明了中国人治的危害。邓小平先生在“六四”之后著名的讲话中，说人民反腐败，但不反改革，因此他充满信心地宣称“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但是，到了2003年，中国却出现了全民族的改革反思，人民终于对改革发出了疑问，并坚决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残酷无情的、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社会不公的所谓改革。
不是改革不对，而是改革走样。为什么会走样呢？
这时让我们再重温前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的这段话：“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如果把这段话中的“抗日”和“独立”改成“经济建设”，那么，这段66年前说的话，多么具有现实中国的针对性啊！
看看这段话，再回顾前述毛泽东在同一文章中说过的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话，看看他所批判的国民党顽固派，难免感慨系之。难道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夺权者和掌权者真的那么判若两人么？
结语
在人类和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年文革仅仅是一瞬间。但文革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太丰富了。我们当然不希望文革重演，文革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发生了悲剧而不能很好总结经验教训，那就是第二场悲剧；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而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那就是第三场悲剧。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妍媸并存的，它的优点与缺点杂揉在一起，重要的是小心的剥离，从其中发现闪耀着光芒的成份，以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中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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