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的真实历史

　　英法联军1860年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一万八千，法军七千二百。区区二万五千人长驱直入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使其皇帝天不亮仓皇出逃，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记录。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义和团拳民兵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

　　以二万人索取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又一项记录。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部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不计道理的，从来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最计究实力。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在装备方面一点也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旧中国的军事何至于败得如此之惨。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法则钢铁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军人最可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力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军人皆梦求胜利。却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从古到今，胜利从来偏爱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军人。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还必须直面那些往往令我们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要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有多么软弱，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软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而深重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北洋海军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详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海军和圆明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给予痛骂。
　　
　　李鸿章早年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一些胆量。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多有慷慨陈词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首先是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抉择。此处怪异就在于，政敌竟然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李鸿章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和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宫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李鸿章早年曾经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当初呼吁筹建海军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当时北洋海军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所以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但不管怎么斗，结果是一个: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人，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被后来大多数评论家称为"主战派"，而首先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在没有基本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以前，任何针对个人的结论都是轻率的。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部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但为时晚矣。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谁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铃制、军规、校阅、武备等等方面。表面上组织规程已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苫。时琅威理为总教习，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末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间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

　　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它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世界战争史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陷入混乱。定远舰的刘步瞻指挥首先发炮，但末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做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瞻、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毫无节制可言，其中损失实难估量。第三是作战效能的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末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训练的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 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决定胜利，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末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刘步蟾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黄海海战，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李鸿章则间接委过于清廷，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一，北洋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烈士的讴歌，旨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也难以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设之二，北洋舰队为何要死打硬拼?为何不多用谋略，以避短扬长？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了战争始终。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部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自琅威理被辞退之后，北洋舰队总教习的位置在李鸿章看来，不再是一个利于舰队训练作战、提高其整体素质的位置，而成了一个拉关系的位置。他先用汉纳根，后用马格禄。汉纳根是一个陆军退役军官，只精于建筑炮台;马格禄则是一名英国拖船船长。他们都不是海军出身，对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这样用人，有其颇为自得的考虑:通过任命德国、英国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既争取到英、德两大国的关照和同情，又不至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举对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会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直未在其考虑之列。算计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现代战争极其简捷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兵力的较量，兵器的较量，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也，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舰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既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一部近代史，人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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