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平线：权力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改良主义；托洛斯基分子说是斯大林主义；一些美国开明人士则把它叫做基础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而蒋介石却称其为土匪叛乱。
中国共产主义具备所有这些特点，但还远远不止这些。既然它导致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则被称为一次革命。诚然，这次革命与俄国革命相比有一些本质区别，它被称为“新民主”（new democracy），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倡导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一种温和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是其最终目标。直到最近，它所得到的主要的、最热情的支持不是来自城市工人，而是来自农民。事实上，整个内战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和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之间的一场战争。最后，1917年革命中的所有其他特征——高层政变、生产资料国有化、土地全民化、苏维埃，甚至肃反委员会——迄今为止都没有在中国革命中出现。
这些区别使得批评者和赞美者都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只是一场改良运动。这似乎是一个根本错误。当然，改变财产拥有关系，推翻统治阶级，改变税收制度，攻击文化和宗教模式，激起千百万民众强烈热情，在大陆产生社会震荡的任何运动只能被称为革命。
也许我们需要另外25年才能真正看清这场革命。然而，此刻我们可以试图搜寻其主要目的和主要结果。像任何其他政治事件一样，中国革命的逻辑不是存在于思想意识内，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运动的主要事实是创造了新的权力，自称是代表了人民。既然这种权力刚从成长的过程转变为存在的过程，目前还不能进行详细分析。但是，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检查其性质，因为决定中国对待财产、自由、宗教，甚至美国、苏联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态度的因素正是新权力和现存社会之间的关系。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简要地回顾其他政治革命的历史对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政权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在这儿，我们能从伯特伦特·德·尤未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最近撰写的非常重要的论著《论权力》（On Power）中受益。德·尤未奈尔写道，在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之前，我们见证了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的统治。革命风暴平息后，出现了克伦威尔（Cromwell）、拿破仑（Napoleon）和斯大林（Stalin）。换句话说，弱权被强权所取代。
这一无可置疑的事件所发生的顺序使得德·尤未奈尔以及其他观察者认为，革命不是要扩展自由，而是要加强权力。革命周期以推翻弱小政权开始，并以巩固更为绝对的权力而告终。
中国历史似乎从多方面印证了这一论题。据我所知，中国仅有两次真正伟大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第一次大约在公元前600年的孔子时代开始，约在400年后结束，推翻了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了带有官僚统治机构的第一个帝国。这种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西方打破了满洲帝国的大门，推动了中国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像前一次革命一样，这一次革命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趋向统一，废除旧的社会政权，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中国人运用极权和统一方面的才智在公元前251年取得了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公元1949年革命似乎将再次取得成功，因此，古代中国的精神延续到了现在。
现代中国革命具有两个坚定的目标：推翻封建主义；使中国脱离外国统治，不管是满洲帝国还是西方帝国。但是，这两个目标看来是一个总体过程的两个方面——建立一个稳固的极权。如果我们追踪一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我们会注意到无数次的战争和不断的革命过程没有使权力减少，反而使其得到了增加。在中国满洲的外国统治者拥有如此之小的真正权力，以至于他们不仅不能阻止西方的侵犯，不能控制中国封建贵族阶层，而且也不能打破牢牢控制婚姻、地方司法和在现代政府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其他事务的宗派禁锢。1911年辛亥革命前满洲帝国灭亡，军阀立刻开始利用赤裸裸的武力重新创造权力。16年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收编了大部分地方军阀军事力量，或解除了他们的威胁，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由于国民党从来没有彻底粉碎乡村统治势力，只是搞妥协，从没有和西方帝国主义断绝关系，而是对其依赖，因此根本不可能建立主权。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的许多风俗和习惯仍然占上风，大部分人继续生活在死人专制下（崇拜祖先）。国民党资产阶级从未能使其统治合法化；没有建立议会，因此也无法使政府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国家权力是如此低效，在国民党20年的统治中，蒋介石没有能够消灭土匪，也没有能给国家带来一年的和平。
由于蒋介石与中世纪和帝国主义权力的残余先是妥协后是结盟，过去百年中使中国社会分崩离析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所以蒋介石敞开了建立新权力的大门。共产党在蒋介石停步不前的地方起步，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即将摧毁亚洲封建主义，击溃西方帝国主义。
概括一下这次简短的历史回顾，很明显中国革命导致了权力的增加。1911年革命以民主名义起源，推翻了怯懦的满洲专制统治者，但随之出现了更为强大的军阀。以国家统一为名义的1927年革命消灭了将军，产生了总司令。现在的革命在人民的旗帜下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推出了救星毛泽东。
因此，权力从皇帝传递给军阀，然后传递给独裁者，最后传递给救星，每一次传递都使权力变得更为强大。
（1）
权力递增从何而来？当然不是来自任何工业和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于最近一位作家在《生活》（Life）中所称的“亚洲以外的西方式规范”（a Western type of discipline alien to Asia）。直截了当地说，这种权力是大掠夺的结果。中国革命从古老的社会制度中汲取了力量，并使其服务于权力统治。
西方打开中国后门之时也打破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和旧的统治势力——家庭、地主、佛教、儒家官僚政治和古老而又强大的中国传统。随着旧监狱的围墙被打破，被释放的犯人大量涌进城市和工厂，军队也为政权服务。1911年革命加快了这一进程，蒋介石继续加以推进，共产党似乎快要完成整个进程。旧的社会统治系统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摧毁，但是共产党正在快速成为中国唯一真正的社会或政治权力。
理解这一进程的逻辑性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倒台，为什么封建主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吞没以来共产党能够建设中国第一个稳定社会的原因。中国脱离封建主义和西方控制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而建立这种政权的唯一方法是夺取封建领地和组织被释放的囚犯。这就是共产党所做的，蒋介石未能做到的，那就是为什么虽然总司令仇恨西方，却始终未能脱离西方，总是依赖外国枪炮的原因。用心理学术语说，蒋害怕他自己的人超过了害怕外国人。
蒋介石政权是压制性的，这一点无容置疑，蒋本人是否是一个暴君无关紧要。不管怎样，他的政权实行严厉统治，但不合法，也不公正。但这种统治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同时行之有效。此外，蒋介石的专制主义由于效能低劣而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被推翻不是因为他的压制性统治，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他的统治是如此软弱，他无法阻止中层或他自己的领导机关掠夺财富，征税，犯下暴行，使古老的社会枷锁更加沉重，因而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归根到底，蒋介石的统治从来没有独立过，而是始终依赖于正在崩溃的等级制度。当共产党进攻旧的社会制度的残余时，蒋介石垮台了，因为他统治的基础已经从下面被掏空了。
以前国民党行使的权力和现在共产党拥有的权力有着程度和类型的区别。对许多国民党官僚来说，权力意味着发财，把税收包给中上阶层，把生意业务交给其支持者或官僚。对共产党来说，权力也意味着志向，但不是财富。迄今为止，权力主要是通过其能够提供的服务而起作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人民的支持。蒋介石脱离人民，无法激励他们作出大的牺牲。但是共产党却能够发展起惊人的力量，因为他们认为人民的权威是他们的“肌肉和骨头”。他们把群众看作是可以从中提取资金达到目的的银行。他们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但国民党没有找到可以生存的土壤，结果权力衰退，直到消亡。
共产党人打击妄自尊大者，唤起谦卑者。他们从男人手中解放了妇女，从父亲手中解放了孩子，从地主手中解放了佃农。他们干预每种形式的私人生活，闯进一个蒋介石被排斥在外的世界。他们从这个世界得到了建设政权所需要的干部和资源。
共产党把自己当作是受地主压迫的农民和受官僚和“帝国主义分子”统治的民族资本家的盟友。他们的号召是有善意的，利他的，理想化的，甚至是民族主义的，但同时又总是趋向于以砸碎腐朽的封建世界为代价扩展自己的权力。因此，中国革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使国家政权解体；相反，通过起阻碍作用的传统机构使权力得到了增强。
这种权力递增是否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还不能马上得出答案。权力对于人类生活秩序来说是必要的。权力本身并不邪恶，只有失控以后才会如此。如果不考虑将来，可以说迄今为止，共产党权力的增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它保护了群众免受社会过激行为的侵扰，给混乱的社会带来了秩序，给本来可能会挨饿的人们提供了生活保障。
（2）
为了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另一个要素，我们的目光有必要直接注视革命火山本身。任何革命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景象是突然爆发的火一样的激情。这些过热的情感爆发总是使中产阶级哲人不寒而栗。但激情较之思维能更加真实地为发现革命源泉提供导向。任何人在生活中的关键时刻的表现就如同人们在革命中的表现一样。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候，一个社会的真诚——对社会自身的洞察力达到了顶点。既然人们渴望逃脱命运的灾难，当他们的生活条件到达最低潮时，他们会很自然地调动激情去实现不敢想象的目标。
激情释放给革命的能量是思维绝不可能做到的。激情使人平等，而思维则将人区别开来。它使国王等同于普通老百姓，领主等同于农妇，男人等同于妇女。它搅乱了哲人的贵族伦理观，谴责了统治阶级反复灌输的思维模式，屏弃了众多枷锁般的传统。由于激情立刻使人人平等，它所创造的环境使革命蓬勃发展。
人们最大的激情在于生存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当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统治当局的暴政把人们逼至绝境时，这种求生存的渴望在政治上就表现为追求平等的激情。这些追求平等的愿望与其说是来自于煽动性政治原则的宣传，不如说是来自于被剥夺权利的人们为求得生存而产生的分享劳动成果的绝望需求。在人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食品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中国，物质方面的迫切需求常常被宗教感情所掩盖。甚至地主和绅士也会被追求平等的激情所触动，因为他们很快就开始感到他们被排除在道德规范之外。如果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中国社会的两极一开始由于战争的动荡而分开，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不可阻挡地被驱赶着接近对方。思维和习惯以及财产方面的差别被革命的火焰消除了。
德·尤未奈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指出，追求平等的激情和追求权力的激情不可避免地会串通一气，因为两者要取得进展都必须以推翻现存的社会统治为代价。这是过去5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事，过去4年来强度特别大。中国人民对于旧的社会秩序的消亡带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他们去除了许多最近以来阻碍权力发展的旧机构、旧传统和旧信念。
由于共产党去除了旧社会阻碍蒋介石统治的许多束缚，因此比国民党拥有更多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的性质肯定是平等。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现阶段不能代表人民。他们并不是像美国那样选举议员，他们反映了人民的激情，即“民意”。在毛泽东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信仰”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许共产党权力的源泉可以通过具体实例更好地加以说明。我在和本书前面提到的金花（Gold Flower）姑娘交谈时，她常常哭泣着告诉我她的婚姻生活。这时，她不止一次地说：“想想过去的苦，我想是共产党救了我。”以前，一个中国妇女在生活中遭遇危机时，只有痛哭或在村中投河自尽。但是，现在这位金花呼唤平等，呼唤妇女的救星，而这个救星通常就是共产党。
农民们常常对我说：“八路军就像你自己的父母”。共产党则反过来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女；人民是我们父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共产党权力的性质。当你把一支力量看作是你的双亲，这支力量就成了你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会按照声称能代表公众意愿的这支力量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去规范你的希望、行为和主张。因此，宣称是人民儿女的共产党政权将不仅是平等的，社会的，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3）
中国共产党政权不像俄国那样专制。中国革命没有打破所有的制衡，没有使全体公民都形成一个阶级。不平等依然存在，所以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社会差别不如美国那样明显。根据这一观点，中国的新政权不需要扫除美国国家政权所面临的那么多障碍。
中国把革命称为“新民主”，试图利用封建制度的所有“城堡”为自身服务。迄今为止，仍然年轻的资本主义的巢穴并没有受到攻击。地主被废除了，但私人拥有土地仍然存在。蒋介石政权的官僚资产被接管了，但民族工业家和商人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并不想通过支付过高的工资来取悦城市工人，而私有工厂的生产和管理则是由党说了算。
共产党行使职权的方式是想制止追求平等的激情和追求极权的激情。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地域较为广阔，方式也较为不同。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列宁突然推翻了在伦敦、巴黎和彼得格勒的中央统治而夺取了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获取国家政权不是通过在一个集中的地区发动突然政变的方式，而是通过漫长的缓慢发展的方式，这就使得他们的权力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巩固，并考虑自身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激情有机会冷却，不太需要采取压制性措施以确保政治统治，更没有必要动用恐怖手段。
中国革命的这种缓慢发展产生了另一种重要结果。因为共产党没有发动革命，而是深化了由太平天国发起、孙中山先生扩展的运动，所以在夺取国家政权时一些影响权力构成的重大社会障碍已处于半摧毁状态。这就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必为摧毁仍然受到广泛尊重的重要机构而承担责任或感到惭愧。例如，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很久的时候，中国最伟大的精神力量——儒学传统已受到了西方的重创。在过去的50年中，佛教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和抗日战争期间。当然，除了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基督教并没有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足够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成为被激烈攻击或保护的对象。因此，中国和东欧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东欧，新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打击仍有很大影响的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手中握有土地、学校和重要的精神统治权。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完全统治权的斗争中不必打击很多的资本主义行业。中国大型的私有企业早已被国民党官僚所接管，需要共产党摧毁的已经所剩无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和反对者数量极少。但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可能会在心理上感到烦扰，被扣以重税，不是被逐出中国，就是被迫屈服于“人民”。
既然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根深蒂固，在这方面也不会有很多思想对立。除了农民业主外，也没有任何强大的中产阶级去阻碍共产党政权。总之，现阶段不存在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强大的社会或精神力量。但不利的方面是，共产党没有继承建立强大政权所需要的大量物质积累。
中国革命的目标还没有历史上许多欧洲革命的目标那么高。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民追求平等的激情，但他们从来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答应给人民完全的平等。他们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承诺消灭阶级。他们从来没有用灿烂的乌托邦社会去吸引中国人民。列宁夺取彼得格勒（Petrogradl）时说：“现在我们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占领中国古都北平时谦虚地说：“我们必须学习”。
由于共产党没有承诺雄伟的目标，他们可以放慢巩固政权的速度。无疑，他们将在一段时间内和其他派别分享权力。毛泽东几年前用下面这段话概括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一些人很想知道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可以这样告诉这些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阶层联盟在原则上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建立政府新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具有一个阶级专政的政府制度或一党政府垄断。俄国历史决定了苏联的社会形式。同样，中国历史将决定中国制度。一种独特的形式——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和民主阶层联盟政体——将被建立，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和俄国制度是不同的。”
尽管这些话描述了一幅民主画面，但有足够理由认为共产党将在中国努力实行坚如磐石的统治。他们打算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是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个政府将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国内目标。这一学说承认阶层合作的需求，但是非共产党组织不可能对共产党的根本纲领——土地改革，内部温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外部和苏联结盟——提出过分强烈的反对意见。
共产党已经表明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将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表大会制度。等到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样的机构可能已经存在了。无疑，这将比国民党更广泛地代表人民大众。但是，任何观察者自然想知道统治权会不会转换为新的议会，或者是维持现状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共存。既然旧社会存在的组织机构极少，如银行、大学、教会、地主、商人等等，任何议会都有可能仅仅成为革命权力的发散体，而不是代表社会力量。如果中国建立一院议会“反映人民的意愿”，但不建立另一个机构代表局部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就会走向专制。其危险性在于他们的权力仅仅依赖于“人民”，不受法院或地方利益的牵制，就有可能演变为专制。新中国能否避免这种危险部分取决于下一年建立何种国家代表机构。
（4）
共产党通过取悦于人民而获得了政权。农村无产者和农村妇女之所以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人类的同情和物质援助。共产党成功的基础是经验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任何做作的政治哲学。中共不是通过推理过程，而是通过激起人民的希望、信任和情感的方式赢得了人民对他们的事业的支持。
这样，共产党建立了一部源自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全新的国家政权机器。共产党说他们打算使用这种权力去代表普通人民的利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话是真诚的。但也有理由认为这部机器可能会背离其初衷，为其本身的利益而存在。换句话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一群凌驾于中国人民之上的管理者。
大多数革命都以出现一名领袖为特征。这位领袖通常会把从前和他平起平坐的人贬低至从属地位或将他们予以清除。这类事发生在150年前的法国，20年前的俄国，15年前的德国和仅仅是昨天的蒋介石中国，也许还会发生在明天的共产党中国。但是，中国革命的缓慢速度和共产党不是靠政变来夺取政权的事实阻碍了这类事情在长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胜利的共产党可能会具有带神权统治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经常被称为人民的“救星”。这样的称呼在西方人听来带有宗教和非民主的色彩。任何成为天上星座的人似乎已经远离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但是也许在这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共产党政权受社会利益驱动，但也具有自我性质，这种自我主义显然表现为自我意识。党极尽全力在老百姓的脑海里建立起共产党等同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最流行的共产党歌曲之一——“歌颂领袖毛泽东”突出了这一主题：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你是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敬爱的毛主席，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能得到解放。
就其本身而言，这样的自爱并没有什么过错。对正义的某种自信，相信自己的美德对统治者来说是必要的。但危险在于受民主制约的统治者可能会扩展个人的观点，主观地想象社会构成的模式。他们会把自己误认为是上帝，将个人的梦想强加于人，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成为彻底的专制统治。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避开了这一陷阱，因为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能够准确地知道大众的要求。他们依靠的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因此，他们犯了很多小错误，但没有犯无法挽救的大错误。他们的错误从来没有僵化为教条。到目前为止，这个政党，事实上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已经成为人民幸福的代表。没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白手起家的政权能够在任何别的基础上赢得胜利。
但是，正在形成的政权和已有的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既然共产党已经占领了一大片国土，他们的态度似乎也在变化。蒋介石掌权的时候，对权利的限制是越大越好；现在共产党掌了权，对权力的限制则是越小越好。
在共产党人看来，社会福利等同于党的利益。任何重要的事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毛泽东已经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知识分子因存在“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仍然感到苦恼。他并没有表明要放弃权力。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不再是现在这种类型的领导人了。
推翻蒋介石的力量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党几乎意味着一切。这是进行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革命建设武器。只有有助于社会主义斗争的行为才是良好的行为。例如，毛泽东在一本论文学的小册子中拒绝了文学应该建立在热爱人类基础上的观点。只有对革命有利的文学才是好文学。这种原则适合于一切。
毛泽东“先向群众学习，再教育群众”的学说正好与罗耀拉（Loyola）“走别人的路，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学说相反。因此，在过去的时间里，共产党人欢迎开明人士，为学生欢呼，为言论自由和废除专制暴政呐喊。现在，他们仍然为所有这一切呐喊，但自由将赋予“人民”，而不是“反动派”。把任何反对国家专政的人视为反动分子则完全属于可能的范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清楚的，这里就不需要评述了。
也许共产党最终会像国民党那样因权力而腐败，可以想象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具体经验，依靠智慧而不是接触，依靠理论而不是实践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犯下比蒋介石更为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权力的建立不是借助于一般哲学，而是取决于分散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积极性去处理具体情况。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现在所想象的中国需求大大超越了人类智慧的范畴，如果他们依靠一般的而不是特定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专制统治者和最严重的大错制造者。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注重实际的，具有很强的自卫本能。他们并不打算在任何教义祭坛上牺牲他们自己。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他们也许必须废除现在的领袖毛泽东。几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教条还不如牛粪。”
（5）
统治当局都有这样的特点：正如全力以赴扫除权力障碍一样，当局无法长期忍受不是从自身产生的权力。最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发生的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劳动力受到了塔夫特——哈特列法（Taft-Hartley Law）的抑制，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准在许多学校讲授，自由在安全的名义下遭受压制，个人成为不同的当局手中为了争取国家政治统治权而进行斗争的玩物。
中国共产党已多次表明，他们不太喜欢不是来自于自身的权力。当然，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革命组织之一，通过把地区代表大会的党代表的人数限制为总代表人数三分之一的做法来特别控制自己的权力。但是，这种做法有点魔术师变戏法的味道，因为共产党统治地区真正的最高权力不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或政府手中，而在革命机器本身——群众组织手中。这些组织——青年、妇女和农民协会看起来都是独立的，但都产生于共产党，都是党的政策的反映。
这并不意味着群众组织是美国意义上的共产党的傀儡。这些群众组织发挥的革命作用是为新政权扎根和成长提供一种环境或氛围。但是，这些组织如果不能满足在无法忍受的条件下遭受苦难的人民的需要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可以说这些机构反映共产党的政策，但也可以说共产党反映了这些机构的需求。
我在共产党控制区内时，有四大权力机构：党、军队、政府和全国救助协会。最后一个机构管理群众协会。干部中有一种说法：“政府有权利，但救助协会有权力”。根据我的观察，这是相当真实的，救助协会也许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主要机构。
正是这个机构组织了土地革命，领导农民在每个村建立了农会。这些农民协会今天一般由男人控制，男人在反地主的斗争中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他们构成了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的基础，肯定在党内拥有既得利益。但是，既然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村子里的形象是八路军，而不是共产党，如果军队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农民几乎不可能跟着党的领导走，而是跟着军队走。这里，毛泽东的形象构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我在解放区的时候，共产党在村一级没有组织机构，最低层的共产党干部在县以下的政府分支机构——区这一级工作，权力在四套干部之间分配——党的干部、政府干部、人武部干部和救助协会干部。这四套干部在县以下各地方的负责范围内行使自己的职权。
在这样的组织机构中，共产党的干部并不总是拥有最大的权力。党的地方干部不能指挥地方民兵负责人，其明显的原因在于民兵干部得到武装农民的支持。党的干部也不能总是控制通过土改得到各类农会支持的救助协会干部。
共产党人非常坦率地对我承认，党和政府代表之间几乎在每一级都存在着很多摩擦。有极端的例子表明，这些摩擦，加上厌倦，使有些干部叛逃至国民党一边。但是，党和非党机构之间的摩擦从来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党和政府都支持各自的干部，但他们都很明智，不会支持明显犯了错误的干部。
农民是内战中的决定因素，但他们是否能掌管多方面的中央权力值得怀疑。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的主宰。这种前景不可能被完全平静地加以对待。由于传统和受过教育的原因，在中国能看书写字的人享有特权，即高人一等，带有学究式的傲慢，并死搬教条。因为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能背诵“四书五经”而享有并保持了社会的特权地位，他们中许多人很容易受到新教条的制约。就像应用旧哲学一样，他们也许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是智力崇拜物，从而使自己的思维僵化，并把其作为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的武器。
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和抗日战争中入党的党员明显地可以避免上述行为，因为他们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经验、感觉和事件对他们具有影响。但是，匆匆参加革命的新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常常不具备同样的容忍能力和求知欲。他们受制于教条主义，比共产党员更加“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外国，奉行沙文主义，纯粹是出于教条主义的原因。虽然他们在口头上谈论老百姓，但他们对农民有一种屈尊的优越感，对农民的生活难以理解地缺乏兴趣。我并不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概而论，但必须承认中国革命对那些被迫为生存而斗争的中国文人具有很大的民主化影响。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形势下所存在的危险性。他们告诫年轻的追随者不要目光短浅，否则很多进步青年就会被吓跑，就不能团结群众。党正在全力争取中国青年对政权的支持。国民党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导致了失败，共产党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他们屏弃了共产主义青年会（the Communist Youth Corps），组织了新民主主义青年会（a New Democracy Youth Corps）。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为他们的统治取得更广泛的民主基础。该青年会已经通过了反对“闭门政策、青年先锋主义和小团体”章程。
共产党想把青年会用作有力的武器去拓展在中国的统治。在不同的章程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青年会的基本任务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外，青年会将引导其他青年参军，支持农业和工业生产。会员必须帮助政府教育官员为社区改革学校教育和群众教育。除了参加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他们也将参加“国际青年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主和平运动”。因此，他们将不仅是国内方针，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方针的武器。
无疑，共产党将在中国青年男女身上取得很多成功。共产党不是像国民党那样压迫或控制学生，而是试图引导学生的能量为党的利益服务。共产党的号召是理想化的，迄今为止它满足了青年为社会服务的愿望。青年人欢迎共产党的新鲜热情可能会在一、二年内消失殆尽，但到那时侯，共产党可能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机构。
1949年，青年运动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大工厂和人口最密集的城镇。这和共产党的认识是一致的，革命的成功或失败不再取决于军事胜利，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大城市管理的复杂领域取得成果。
共产党在城市中可能会有一段艰难时期。但应该记住他们是诚挚的和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当他们发现错误的时候会承认错误。在北平的一次庆祝会上，一个共产党发言人承认缺乏大城市管理经验，然后充满激情地宣布：“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自己缺乏知识而持有的谦卑态度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许多观察者预测他们会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当他们接管北平和天津的时候，每个城市的人口均为200万，他们的政治工像民意测验中的游说者一样走遍一个个街区，向各阶层人民征询意见。就像在村里一样，干部们询问人们有什么不满，同时鼓励他们谈论邻居的情况。这样，他们收集了所面临的问题的信息和一些有关“人民的敌人”的情报。
无疑，具有很大权力和丰富经验的敌人正在大城市等候共产党的到来。例如，上海有为数众多的黑社会组织。国民党的很多匪徒和地下特务也许会试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更为微妙的敌人是城市本身具有的对共产党人及其非党盟友施加的邪恶影响的作用。一些农村干部已经开始后退，屈服于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娱乐城市的诱惑。许多事情都是背着共产党进行的，但一旦被发现了，党的报刊会公开谴责那些犯了错误的人，警告他们要谨防诱惑。
热情宣讲、公开忏悔和说实话诉苦会议等形式均从农村移植到了城市，但用在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身上效果似乎不那么好。来自天津的报告透露，人们对于共产党努力改造他们采取一种假心假意的态度。A.T. 斯蒂尔（A.T.Steele）指出：“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在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被毁坏以前打垮腐败。他们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这将是一场有着几个世纪传统的极其困难的战斗。”
（6）
十分强大以至于推翻了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足够强大，在中国开创一场持久革命？他们能否足够强大成为全国的唯一政权？
很多中立的观察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那么惊人，蒋介石没有解决，共产党不可能解决。这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将发起另一场革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诚然，历史上很多例子表明，革命力量掌握政权以后在反革命的车轮下几乎马上土崩瓦解。但是，血腥的内部动荡的记录同时表明，打破旧的统治阶级、攻击每一种社会权力形式的组织通常会牢牢掌握国家统治权，而不被轻易打垮。
共产党政权具有扩张的特征，倾向于以牺牲其他一切权力为代价求得发展。但是这个政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巩固，必须循序渐进，并且冒由于本身的过度行为而遭毁灭的危险。在最近的将来，共产党将和其他组织一起分享一些社会权力和部分国家权力。阻碍共产党全面统治中国和使共产党的权力地位在一段时间内不太稳固的因素可以归纳如下：
1、 打败蒋介石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而是以独立、民主和人民生计的名义。共产党现在改变策略，试图全面控制革命运动必定会严重损害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部分加入进来与蒋介石作斗争的人不是共产党人，他们还没有完全被党控制。所以，党必须谨慎从事。
2、 共产党在20年的历史中第一次为以前由蒋介石政府掌管的城市提供食品。所以，解放区的农民将提供的粮食份额要比以前供应给共产党的大。既然城市无法给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业产品作为补偿，土地改革带来的好处可能是虚幻的，农民也许不会感到满意。共产党想使国家工业化可能会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3、 中国城市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据的无关紧要的地位使拥有的无产阶级支持基础比起欧洲共产党薄弱得多。共产党没有答应给城市工人大幅度增加工资，他们将通过思想方法、激励性讲话和消除对社会的而不是对经济的不满等手段来赢得无产阶级支持。
4、 因为城市工人如此之少，所以共产党必须取悦于传统上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阶层。但是，中国“中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是无关紧要的。这个阶级是否能发挥积极作用导致蒋介石或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还值得怀疑。不过，薄弱的城市无产阶级确实给了其他阶层调控的自由。
5、 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后。区域情感根深蒂固，这一切都迫使共产党和地方打交道，与地方政权妥协。中央控制将是困难的，并且是缓慢的。征服内蒙古和西北等地区的回族匪帮和巩固边远领土需要许多年时间，不可能仅仅靠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共产党不可能靠军队来控制无形的中国大陆，他们必须依靠政治和社会因素来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因此，为了实现目标，他们绝对有必要和其他组织结成联盟。同样，这意味着给非马克思主义者一些调控的自由。
6、 人民解放军并不是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从1927年至1937年，这支军队称为红军，政治上统一。在接下来的10年间，在抗日战争中，这支军队注满了爱国激情，阶级特征不再单一化了。在重新开始的内战中，军队再一次发生变化，现在已有数以千计的原蒋介石士兵加入进来。因此，军队更能代表国民，但同时又给共产党带来了如何控制军队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国民党军官先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然后又回到了国民党军队。20年前，最早的中国红军是由蒋介石政变后起义的一群军官组成的。同样的事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仍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共产党现在不能过分严厉地或过分公开地推行一党统治。因此，目前共产党也许只能坚持联合政府的想法。
7、 原有敌人的继续存在，加上战争和革命造成的敌人可能会导致密谋暗杀、地方叛乱、团伙阴谋和破坏活动。但是，中国人民对和平和安全的强烈渴望可能会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8、 国民党空军和海军仍然可以封锁中国沿海，阻止西方船只进入共产党港口。从长远看，海军和空军有可能丢失所有的大陆基地，退守台湾岛和海南岛。但是，在最近的将来，封锁中国沿海可能会导致国际形势复杂化，推迟外国承认。
9、 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将会阻碍共产党建设国家，但不会严重影响权力问题，共产党可以继续使用曾被国民党雇佣过的技术人员。
10、 中国作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政治足球使共产党在国内处于一个令人窘迫的地位。国外的压力可能迫使他们在国内采取不受欢迎的政策。如果与美国之间发生连续不断的摩擦，新中国政府可从英国和澳大利亚获得援助和支持。过去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也可以被用来鞭策内部团结。
11、 中国经济如此支离破碎，公众的不满情绪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任何试图在中国立足的新政权的不信任。过去似乎能开拓各种可能以实现长期拥有的梦想的革命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将对共产党政权带来不利影响。迄今为止，政权的巩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党能为普通人民谋利益。但是，既然革命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动的，党可以不承担责任。
12、 最后，依靠人民渴望自由的情感而取得大部分成功的共产党现在已清楚地表明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利益，这可能会招来反对。
一般说来，这些是危及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的一部分因素。但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将发动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吗？不一定。
除了想当然外，中国将爆发另一场革命的想法主要来自于人们认为共产党无法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因此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痛苦，从而导致新的民众反抗。但是，与一般的概念相反，爆发革命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混乱。固然，危险的生活条件在导致革命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并不足以推翻社会政权。如真是这样的话，穷困的人民大众总是要起来反抗。在中国，只有当足够数量的人民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政权不能将他们带出死胡同时，对经济上的折磨才会感到忍无可忍，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才会给他们提供解脱的方法和对新生活的希望。但是，今天在中国或外国，还没有一个像共产党那样的组织，其纲领能使中国人民脱离历史窘境。美国干涉主义者的唯一纲领是“消灭共产党”，允许美国军人和美国经济学家控制国家，他们当然不会被中国人们看作是有希望的替换对象。而且，有趣的是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刻意忍受比以前更严重的贫困。他们不会起来反抗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痛苦是暂时的，而是因为为了实现他们所认为的神圣目标，他们甘愿经受巨大的痛苦。
还有其他理由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发生新的革命。第一，很少有人在同一代发动两次大的革命。中国人民已经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他们的希望、精力和甚至生命已被如此损耗，看来他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几乎不可能针对现在的革命发动另一场革命。第二，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运动至少在长江以北地区扫除了革命的主要基础，似乎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政党在长江以南领导这种运动。第三，共产党用游击战争作武器而夺得政权同样可能被游击战争推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游击战争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及后来的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渗透的全面影响所造成的农村崩溃。造成农村崩溃的基本因素已被消除，也许会有局部的农民反抗，但不可能出现任何大范围的人民战争。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必须存在强烈的个人原因和能胜任的无畏的领导力量。这些因素在反对共产党的阵营中已不覆存在。在中国发动反游击战运动的唯一条件是在国内受到良好保护的地区发动反土地改革运动或共产党实行残酷的土地集体化引起农民反抗。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条件。但是，以后是否可能产生这样的条件取决于共产党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7）
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仅仅靠权力在中国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互相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凝合。必须存在团体情感、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和能被接受的正确行为规范。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为一堆互不调和的行为。
中国在两千年中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社会不是因为北京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政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因为中国有一套实用法规和极其适合特定国情需要的道德生活方式。信仰相同是社会凝合最强有力的因素。习惯、社会习俗、儒家道德、敬奉祖先、孝道——总之，普遍遵循公认的生活方式——凝聚了国家和人民。中国屡被侵略，朝代屡次更迭并不重要。中国从来没有经历更优越的文化，其习俗保持独立，社会秩序良好。
当具有更高文化的西方国家打破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时，由于为家长式的专制农民社会制定的行为规范已经不再适用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旧的习俗、传统和儒家生活方式失去了独立性。男人的根基被动摇，他们被置入新的条件下，再也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社会的创造者有责任制定可以重新调和人们行为的规范，但没有人能够这样做。1911年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后，军阀试图仅仅通过武力在中国恢复秩序，但他们遭遇了极其惨重的失败，带来的只是更严重的分裂和更多的痛苦。然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寻求用西方的民族主义民主和经济福利等原理使中国团结起来。但是，因为这些原理缺乏道德体系，它们只是旧观念的拙劣替代品。
此外，这些原理借自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因此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伦理具有密切联系。这种伦理对于年轻的美洲大陆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增强道德观念的因素，这是因为土著人可以被清除，所有的移民都可以成为最早追寻财富的人，每个人都能当个体经营者或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几亿人口、社会等级分明的古老国家，只有已经具有某种形式的权威、威信或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才能有益地利用这样的向社会较低阶层严重倾斜的伦理观。后来，当国民党的高层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开始垄断年轻的资本主义企业时，自由企业哲学被证实完全不可能在中国人民中创造团体情感，因为这使低层被剥夺应享权利的人数急剧增加，把傲慢的富豪阶层提升到了顶点。自由企业制似乎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成了强者专有的放任行为，导致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和自由度的降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腐败打破了社会福利契约，不正当行为从社会上层扩散到了底层。由于没有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团体情感丧失了，中国在精神上处于更加分裂的状态。
国民党封建势力试图通过提倡回归古老的社会习俗，重新建立儒家伦理道德和坚持古代传统制止分裂。但是，突然进入工厂的农民，成为大城市投机商的乡绅，当了工厂主的地主又怎能把旧的实用条例运用于这种新形势呢？他们不能。因此，社会的不调和性更为广泛。
然后，蒋介石仅仅在权力方面寻求补救办法。正确行为规范成了对国家的忠诚。蒋老是在强调“忠诚”这个词。他的士兵的汗衫上都印上了“忠”字。是否忠诚构成了部队军官晋升和降职的基础。部长的任用和解职也取决于忠诚的程度。要求公民忠于祖先、国家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忠诚本身并不是能在社会中产生团体情感的一种学说。当一个国家把忠诚置于其他一切之上时，就已经在瓦解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接下来公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统治者能够给他们提供的也仅仅是要求他们服从于权力。
为了确保忠诚，蒋不得不增加强制手法。他总是在成倍增加法令。随着法令的增加，他必须增加执法人员。他通过了反颠覆法，在学校安置思想警察，创立特殊法庭，增加了国家警察、政党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数量，但却徒劳无益。由于他所制定的维持中国统一的法令都是建立在虚伪的、致命的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的，所有法令无疑都是反社会的，只能使混乱升级，将社会分解为不和谐的行为。
由于蒋介石政权丧失了具有魔力的德行，触犯了道德规范，又不能创建一种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规则，因此蒋介石倒台了。在国民党的废墟上共产党成长起来了。
共产党能否完成过去100年中无人能完成的伟业，他们能否再一次使中国社会联合起来，归根到底不是取决于他们能从俄罗斯得到多少帮助或从美国得不到多少帮助，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在中国人民中创造怎样的团体情感。他们已经在革命干部中这样做了，并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现在有必要将这种兄弟情感扩展到全体人民，他们必须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恢复信任，否则就会失败。
（8）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教一面。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魅力肯定也接近于宗教了。我不能在这里详细地阐述这一主题，因为整个问题太复杂了，涉及到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敬奉祖先、恋母情结、法术、泛灵论、魔法和任意量的信仰和习俗等多种因素。因此，我只是局限于从总体上简要地评论一下中国共产主义的伦理内容以及与权力的关系。
每一种宗教均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围绕着诞生或再生这一理念。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新的主义的提倡者出现的时候，人们强烈希望重新开始生活，洗去昔日的罪恶和悲伤。这种再生理念是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强大动力。这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相同之处。新生活运动关注的只是一些表面事物，如扣紧衣服纽扣或不在街上吐痰。再生理念要比新生活运动深入得多，触及了人们某些内心情感。
中国共产党最响亮的口号是“翻身”（Fan Shen），字面意思是“翻转身体”，但有时也翻译为“独立”。“翻身”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推翻地主制度，推翻封建主义，推翻独裁政治。但是“翻身”还不仅如此，它清楚地有意识地努力赋予中国人一种道德伦理。“翻身”对个人而言意味着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道义感。这种伦理观的基础当然是改革哲学，但更加深入，它也包含着再生理念。
地主必须改造思想，这样他不但不会剥夺佃农的劳动果实，而且他自己也不再是地主，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丈夫必须停止殴打妻子，不仅仅是为了妻子，而且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新人。“破鞋”或妓女必须进行改造，以便再次成为年轻姑娘，找个丈夫或在社会上求得一个有用的职位。
“翻身”的另一方面是人人都渴望重新焕发青春。在政治和社会重新觉醒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可能具有重新发现儿童时代的愿望。在这样的时期，被遗忘的民俗、舞蹈、歌曲和传统又重新浮现出来。因此，中国人民在华北和华中的所有村庄和城市的街道上尽情地扭起再次流行的秧歌舞，唱着康茄歌（Kangko Songs）。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再次满足了人民群众跳舞、欢笑、追求轻松愉快的渴望。
因为合唱和集体舞蹈可以表现不同于个人精神的集体精神，所以总能提供一种源自于“人民”的革命动力——“人民”是现成的宣传阵地。唱歌和跳舞无疑已经成为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武器，同时也是在群众中培养友好感情的武器。由于歌舞能展现共产党魅力的阶级性质，我们引用几首歌的歌词如下：
剥削人民的反动派理应千刀万剐；
他们将老百姓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成为独裁者。
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大家族——全都勾结起来，全都勾结起来。
所以，我们穷苦大众受苦难。
另一支秧歌唱道：
爸爸妈妈很穷，不能送我去上学。
别人能看书写字，我却是文盲。
我们要学会看书；要生存；我们要自由。
我们一起去上学；我们一起去上学。
集体学习确保更好效果。（歌词按原文字面意义所译）
与再生理念密切相联的是拯救理念。这里的感染魅力体现在几个不同的层面。其中之一是：“你已经完了，但有一条生路。”这是革命的感染力，通过阶级斗争拯救全人类。但是，“阶级斗争”的字眼很少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对付人民。这种感染力更为基本和简单，等于直接告诉人民：“你在挨饿，救救你自己，团结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拯救也通过“自我净化”实现。“破鞋”应净化自己淫荡情感，知识分子应清除势利的想法，地主应屏弃贪婪，农民要消除懒惰，干部应日日夜夜注意去除教条主义的事务处理方式。
通往拯救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有向导——人民军队和共产党。有一支歌的标题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想法：“你是我的灯塔”。因此，党反复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党是人民的引路人。
对于社会的不良分子，共产党承诺通过忏悔的方式予以拯救。丈夫应该忏悔对待妻子的不公平行为，地主应忏悔对佃农的恶劣待遇，国民党应忏悔对人民的所作所为，甚至帝国主义应忏悔在中国的行为。
忏悔方式似乎不是共产党首创，因为国民党也曾经使用过。很明显，在中国这样的半原始国家，可以使用的强制方式有限，只有通过一定的社会压力才能获得顺从和合作。忏悔这样的方式可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秩序下，某些行为是错误的。因此，破坏了社会秩序的人应该低头或叩头认错。显然，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建立起一套无形的指挥系统，指导其在新的生活方式下的行为。
公开忏悔是共产党寻求顺从的另一种方式。但是，这些方式更多的是中国式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人私下向牧师或有时直接向上帝忏悔。但在中国，既然人民自己成了上帝，忏悔则公开进行。
因此，坦白大会（Speak Frankness Meetings）成了个人忏悔反社会团体罪恶的论坛。后面我会谈到这样的忏悔对自由构成的威胁，但在这儿我想指出，当一个放高利贷者跪在集合起来的村民面前，忏悔自己靠剥削他人而发财时，当丈夫承认错误地对待妻子时，当乡村恶霸承认自己强迫妇女私通时，当一个人承认偷了邻居地里的西瓜时，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一旦公众形成了这种感觉，建立新规范的动力是不可阻挡的，渔他人之利是违反自然法的。这种观念强烈地影响了许多村庄，不仅地主消失了，而且小偷也随之消失了。你会发现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整个村庄晚上都不锁门。当然，说实话会的另一面是诉苦会，人们不是忏悔罪恶，而是诉说苦难。这样做可以产生共鸣。当人们互相之间倾诉痛苦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生活苦旅，因此他们贴得更近了，培养了共同的感情，维持生活，充满希望。
批斗会（Struggle Mettings）也是形成公众观点、调节道德标准的有力武器。一旦习惯被打乱，人们就无法预料其他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信任丧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团体情感的一般做法是公开羞辱反传统者。因此，爱斯基摩人惩罚破坏公共秩序者时让一群“嘲弄者”围着他跳舞，并唱歌嘲笑。共产党中国的村民会议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企图用他们的妻子的身体引诱贫农或土改干部的富农被戴上高帽拉到街上游行。这种惩罚在西方已经失去了作用，只是用于对付孩子。但在中国农村，公开羞辱和嘲弄对于建立伦理道德和恢复社会统一仍然是有用的。然而，斗争会却威胁自由。
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始做的不仅仅是改革社会，而且是改变中国人。他们像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带着探查灯搜寻社会上存在的非正义现象，救助受苦者，惩罚做坏事的人或挽救他们的灵魂。他们显然想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有品德的好人。当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却是有效的，令比你想象的更多的人感到愉快。
在解放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人之间，有一种兄弟情感，这在国民党中国是不存在的，人人都在为金钱问题进行激烈的争吵。在村里，妇联和农会给农民机会解决共同的问题，培养以前不曾有过的团体情感。同样的事情也在城市工厂中发生，工人们第一次有机会互相之间，并且和厂方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精神改造，多数是真诚的，多数无疑只是压制没有机会利用的信念。对其余人来说，许多人对连续不断的说教感到厌倦，对没完没了的宣传攻势感到压抑。
通常可以这样说，共产党试图通过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来统一中国。如果你想表达自己的个性，你就会和他人格格不入。你必须进行自我检查。你必须到小组接受批评，承认错误。你得为社会，而不是为你自己工作。
共产党不停宣传着大众普遍应该接受的教义。他们制定了详尽的和过细的规则以指导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既然这些规则不仅仅是以对国家的忠诚，而且是以社会服务为基础的，因此带来了和谐，而蒋介石的条条框框只是造成了混乱。
以上对共产党政权的伦理内容进行的仓促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已经成了现今中国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因为国内其他的权威人士——地主、乡绅、学者、军官、资本家、政府官员——甚至是正直和诚实的人所从事的活动均破坏了社会和谐。
二十世纪的领导人不具备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制定道德行为新规范的公认的精神权威。中国没有受到普遍崇拜的至高上帝，也就不能祈求其保佑以重申永恒的真理或发展新的真理。基本的生活规范、敬奉祖先和孝道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所起的导向作用很差。中国帝王、名士都称颂的“德行”也失去了力量，因为社会当局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所有的经济负担都推倒了社会最弱的成员身上。以前对手下人负责的贵族和帮派首领现在开始只为个人敛财或守财负责了。由于人们对社会和精神权威持怀疑态度，而怀疑道德观念又是人的本性，德治在人们头脑中也失去了权威。
更高的宗教也不能对普通中国人起到任何实际的道德规范作用。从印度进入中国的佛教也在无产阶级宗教占据主导地位，很久以前失去了大部分精神力量。
较晚来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境况更糟。基督教在19世纪中叶点燃无产阶级太平天国起义之火时有很好的机会征服中国。但在西方冒险家和中国贵族阶层和外来的满族人一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基督教渐渐失去了无产阶级特征。后来，基督教成了像宋子文、孔详熙和蒋介石这样的买办的伦理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不能成为人民的宗教。
如果神不能为人类事业服务就不能保持其统治地位。在极度悲伤、革命动荡、战争和瘟疫时期，先知可以将快要死亡的神带下天堂使其复活，从而强烈谴责非正义行为，解救受难者，打击穷人的压迫者。这样，他们使上帝成了卑微者的捍卫者，并且保证善良的人终将获胜。但除了共产党之外，中国没有先知。
由于中国被剥夺权利的大众自己的神很久以前就已权威扫地，外国人的上帝已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愿望，所以他们转向共产主义是不足为奇的，而共产党反对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帝国主义和不能给他们带来社会正义或精神救助的基督教。
因此，目前共产党发现他们自己是中国现时的精神领袖。他们已经用地上的希望取代了挂在天边的希望。他们正试图用对人类理想的热爱代替对上帝的信仰。如今崇尚的是人民权力至上，社会主义成了未来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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