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
：逄先知 金冲及
编者按：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征得同意，特选载其中的第38章《林彪事件》（此章初稿执笔人安建设，金冲及进行改写、补充和修改，并负责定稿）,以飨读者。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196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9%，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4.3%，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相当乐观。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3年的“文化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3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活动能量。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1969年5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5月31日到6月26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1号。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1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 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 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这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7月11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8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9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10月1日，是国庆20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9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做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23日、29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10月18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做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做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做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1970年3月8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3月7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3月17日至20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4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10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4月11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4月12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7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 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8月下旬召开共九届二中全会，9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7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8月13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暗中做了积极准备的，而毛泽东并不知道。
1970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8月20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21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热切愿望”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表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布。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22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意见被通过了。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8月29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8月24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讲话很有煽动性。
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做出检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8月26日到30日的5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8月31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700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做到的。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做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做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15日到了武汉。16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做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10月14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 “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 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13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2月16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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