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光辉是遮不住的
——纪念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民歌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四十年前震动世界的这次大革命，在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国党内的走资派和政治庸人彻底否定，并策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鼓动起所有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无耻文人对其妖魔化，甚至不惜使用泼妇骂街和造谣污蔑的卑劣手段。特别是他们利用专制手段剥夺了拥护文革人们的话语权，事实的真象被掩盖了起来。然而，历史进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乌云遮不住太阳，纸里包不住烈火。今天，文化大革命所显示的真理光辉，由于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的反证，更加鲜明地展示在中国以及世界人民面前。
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做了三件事：
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科学论断，指明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的主要敌人，宣告对走资派造反有理。
二、让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监政、参政、管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国家，真正当家做主人。
三、开展“四大”并将其写进宪法。
文革四十年来，中国两个阶级、两种力量激烈斗争的焦点正是这三条。这三条，对于党内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利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来说，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它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清了敌我，明确了依靠力量，使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一次走向科学。本来，毛泽东和人民都不情愿党内走资派从革命队伍中分裂出去；然而客观事实如此，客观规律如此，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唯一的结论只能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一)
1981年，《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存在，武断地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若诚如其所说，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都被打倒了，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决议》却没有这样说，反而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再看看1979年之后，当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走资派全部平反、重新掌握党和国家与各级最高权力之后，二十多年整党，越整党风越坏。至今仍有4000名党内高官外逃，携走国家财产500亿，每年处理腐败案件平均不下数万起。公有制经济大部分被摧垮，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失去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重新沦为廉价劳动力和被剥削者，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原来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被逐渐改变着性质，社会主义原则从根本上被瓦解。邓小平自己也说：“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
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自己撕掉了假面具，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不过是一批热衷于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异己份子。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批判走资派是完全必要的，走资派的存在并非《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说的“毫无根据”，而是铁的事实。走资派的问题并非我国社会主义所独有。造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轰然解体，一朝倾溃，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不是原有的富农、资本家，而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只有奋起开展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绝大部份归人民所有。这一点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促使我国生产力以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没有完成。这一点又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社会主义在前进过程中逐步创造条件予以改变。所有制包括所有权、管理权、处分权。所有权虽然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内容，但所有权还不能等同于所有制。管理权、处分权对所有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绝对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话，管理者就会利用他们持有的管理权、处分权改变所有权，从而改变所有制。
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有限度。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还不可能一下子直接由绝大多数人共同管理、处分生产资料，都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分工。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人共同管理生产资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有待于产品的高度丰富、有待于人们的觉悟条件的形成。所以，人民选择久经考验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管理、处分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人民也清醒地看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些人本来就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些人在地位变化后思想也会变化。当着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时候，管理权、处分权就和所有权趋于一致；当着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走资派手中的时候，管理权、处分权必然与所有权发生背离，一旦这些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改变所有制、复辟资本主义就很容易。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就指出：“民主革命解决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五卷326页)。
一九五九年他又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笔记)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后来又讲：“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不是全部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所谓所有制没有解决，主要的，就是指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
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新的剥削产生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基本公有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的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的矛盾，表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消灭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仍不同意改变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尽管经常动摇，多数还是能接受社会主义的，真正处心积虑复辟资本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对于他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但他们真的要想将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则绝无胜利的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被限制，从量上也无法与公有制抗衡；而且管理权、处分权也主要掌握在党和国家管理人员手中。同时，广大工农群众也不认同。所以，他们只能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党内走资派则不同。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又是以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份出现，在工人农民中有较大的欺骗性。党内走资派的这些特点，造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权利的最大威胁。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敌人。
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不承认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一个真正、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内资产阶级总是散布阶级消灭论，并把阶级斗争的解释权抓在自己手里，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以便于复辟资本主义，压制觉悟民众的抵制与反抗。文化大革命始终坚持批判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高举向走资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击中了要害。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实现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公有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选择，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离开建立和发展公有制去谈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诠释。“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口号是违背社会主义宪法、损害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必然损害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利益的口号。历史证明，小岗村经验没有给农民带来共同富裕，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党内走资派的标志就是利用管理权、处分权改变所有权，推行私有化，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益，颠覆社会主义；就是利用人民给的权利损害人民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党内外的走资派就是新的剥削者、压迫者。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其实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当前，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辩论，其实质同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只有抓住两条道路斗争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解决两极分化和党内腐败问题。决不能把腐败反腐败看成主要矛盾，那样将会重蹈“四清四不清矛盾”的旧路，必然伤害大批可以挽救的干部，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靠所谓“高薪养廉”不行，单靠说服教育也不行；靠一部分管理人员监督另一部分管理人员的方法在实践中也已失败。只有批判走资派，努力搞好公有制经济，动员和依靠所有权者(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监督，并且政治局委员首先做出表率，腐败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离开文化大革命提供的这些经验，企图从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办法，只能是徒劳。
一方面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又断言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种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实际，而且有悖于逻辑的荒唐理论已经在中国人民中间失去了公信力。把这种荒唐理论奉为社会主义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耻辱。
(二)
四十年前，一大批不知名的小将，普通工人、农民奋起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举一面大旗天也旋!使我们至今回忆起来，仍不禁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特别是一批穿着工人、农民普通服装的劳动者的代表坐上中共九大的最高议席的情景，更是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气象。这一切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音又一次在神州大地雷霆响起，这才真叫做人民翻身做主人!
人民监政、参政、管理经济、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真正当家做主人。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是生产资料基本公有所必然赋于的劳动者的最根本的权利。任何社会政权建设的本质都不过是保证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与所有权保持一致，保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者当家做主，任何社会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劳动者的历史进步作用；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涵义。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张扬了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意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方面显示的历史进步作用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语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实践。党内走资派仇视人民当家做主，将其污蔑为无政府主义。他们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将工人、农民、劳动知识份子的代表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赶走。宣布今后不再搞群众运动。一些资产阶级庸人看不惯人民当家做主，他们把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说成是中国的悲哀；对王进喜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名言进行书斋式的批判。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宣告，文化大革命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昭示的历史进步意义永远不会磨灭，上述这些新生事物必将再一次以更成熟、更强大的姿态磅薄于中国大地!
单凭少数人管理国家，是私有制的孑遗。没有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直接监督和参与，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公正。是不是相信和直接依靠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是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邓小平、万里加上一大堆幕僚，搞不好一个分田到户的小岗村，而基层普通党员吴仁宝、王洪彬们却能带领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大获成功。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党委领导、技术人员与工人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方法、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前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加上文化大革命中老中青三结合、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等新创造，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推广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卓越成效，而且受到世界理论界、管理界的高度重视。现代管理所推崇的扁平式管理，其实就是以文化大革命为旗帜的现代人民革命运动的产物。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数典忘祖，只讲学习资本主义管理经验，不批判资本主义管理中的非科学成分；并且绝口不提继承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创造的先进管理经验，除了显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切心情之外，在理论上根本提不出任何有进步意义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更是一个个把公有制经济搞垮、最终不过扮演了一个社会主义叛逆的历史角色。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是一个最具争议的话题。在现今流行的电视剧、小说及其它历史、政治著作中，造反派被概念化、妖魔化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这种认识成立，就必须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社会不公、消灭了剥削压迫。然而现实是：在文革结束近30年之后，社会不公、官员腐败、两极分化仍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既然存在社会不公、官员腐败、两极分化，为什么不允许造反派存在?为什么压迫有理和剥削有理而造反无理?为什么造反派就应该被打成反革命?这样一个明显的大道理，为什么在中国竟被颠倒?请问，攻击毛泽东晚年思想、自诩为党的正确领导的代表们；请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有谁能公开讲清这个道理呢?
中国共产党就是造反起家的，共产党也曾被骂为妖魔，但共产党最终获得了人民的信任!恰恰是持续多年妖魔化文化革命和造反派的反毛浪潮，动摇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合法性。
造反派今天被打成“反革命”，但历史也将证实：造反派，就其核心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敢于同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先进份子!
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功绩：(1)不怕压迫、不怕牺牲，敢于同走资派展开斗争，斗私批修，站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最前线。(2)批判了封建血统论，批判了奴隶哲学，并取得辉煌胜利，使人民思想获得了又一次解放。(3)继承和发展了巴黎公社民主传统，创造了民主直选、随时更换、勤务组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无条件允许批评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4)树立了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追求报酬，大干社会主义的新干部形象。他们从来不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混账话。
(三)
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同黄炎培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和核心内容：“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是资本主义民主能够实现的高度，但人人起来负责，却是资本主义民主不愿意也不敢达到的高度。文化大革命既实现了人民监督政府，又实现了人人起来负责，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民主运动。她进一步批判了封建特权意识，高举对走资派造反有理的旗帜，将四大写入宪法，沉重地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中极大地张扬了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意识，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使一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免陷入逻辑混乱之中。
有人说毛泽东独裁，但又说毛泽东倡导并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人民实践的大民主是无政府主义。独裁和无政府主义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概念。从逻辑角度来看，不可能同时并存。特别是他们在中外历史中找不出一个敢于动员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自己领导的政府的阴暗面的独裁者的例子，毛泽东没有处决过一个自己的政敌，在党内斗争中率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英明原则，在文革中提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的口号，使今天的党员和人民仍深受其惠。所以，党内资产阶级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攻击无法使真正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认同。“毛泽东热”一再兴起。相反，党内资产阶级重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后，却迫不及待地取消四大，宣布不搞群众运动，二十多年提不出任何新的民主理论，害怕民主。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的棍子全都打在了自己头上。实践证明，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开创者，而党内资产阶级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践踏者。
有人指责文化革命是一次造神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并非全无道理。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全国解放后，一部分党员在地位变化后，就象以往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一心想骑在人民头上做老爷，忘掉了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心目中的上帝。毛泽东决不容忍这种现象在党内蔓延，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这个神重新在共产党员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他高呼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告诫全党“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他愤怒地指责“凡是镇压学
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他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刻在新华门迎壁墙上，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党和政府的最高准则。他主张把四大写入宪法，把允许罢工写进宪法，赋予人民至高无上的监督权利。同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错了就做自我批评并立即在实践中改正。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恰恰正是毛泽东彻底的人民主体思想受到了人民应有的尊敬、信任和爱戴。有人把人民对于毛泽东的这种由衷的感情叫做盲目个人崇拜。暴露了这些资产阶级家伙们看不起劳动人民，把广大人民看成愚氓的反动世界观。在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任何阶级都需要与自己领袖的团结，都需要对自己领袖的高度信任。如果这就是所谓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有一点个人崇拜在一定时期内就是必须的。用强权维持的个人崇拜是不能长久的，而人民发自内心的爱戴是不会消失的。在毛泽东的全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被否定、并且去世多年之后，人民仍然深切怀念他。这就说明当年不是什么盲目个人崇拜。至于林彪等人搞什么大树特树，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真的崇拜，而是别有用心。当时就遭到毛泽东批评，根本不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冲破种种所谓盲目崇拜而呼啸前进的。文化革命初期，一听造反有理，有些人就说：“共产党领导的天下，造什么反”，这是不是一种盲目崇拜?群众给基层党委领导贴几张大字报，有些人又高喊保卫党委，保卫×××的口号，并竭力要把贴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才真正是盲目个人崇拜!
有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称作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称作农民革命，把毛泽东和中国农民一概视为封建意识的承担者。其目的显然是要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低得可怜!他们既不懂中国，也不懂世界，如果花费笔墨认真同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辩论，简直是一种浪费!中国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李慎之要中国做美国的孙子；做孙子自由吗?李慎之上书向走资派乞求自由，乞求的自由是自由吗?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家，其实不过是一群帝国主义豢养的、想把中国变成外国殖民地的中国人民的叛逆罢了，他们不仅否定毛泽东，同时也否定共产党，甚至否定孙中山，然而却不否定晚清政府。这样就暴露了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封建余孽。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希腊奴隶制民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民主和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除了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企图用阴谋或武力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之外，所有的人民都能充分享用。
“在共产制度下，民主是一种灾难”。说这种话的人你能够相信他是一个爱好民主的人吗?
二十多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人，你能相信他会发扬民主吗?
民主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都是阶级利益的一种诉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有没有权力克服敌对势力及其影响的问题。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监政参政，管理经济和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明确目标。
民主总是要有一定的形式。比如言论自由、游行示威、罢工自由、政党制度、民主选举、政体等等。四大是适合中国国情，便于工农群众参与、成本最低、最准确迅速的信息传递方式，它是少数人管理国家所造成的各种弊端最有效的消弥者，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的最好实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实践中，四大固然出现过一些缺点，但它所显示的进步作用仍然百倍于它的缺点，而且比较取消四大所造成的恶果来说，损失要少得多。开展四大是对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的极大信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诠释，是民主集中制的主导内容，是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必要前提。高喊民主而又害怕四大的人，不过是好龙的叶公罢了。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又害怕四大的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民主是和神主、皇主、官主、资主相对立而存在的，是反压迫、反剥削的旗帜。四大对于党内走资派和那些拥护官主资主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灾难，但对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等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次伟大的节日。
(四)
文化大革命这三件事，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它使社会主义的科学观念深入人心。苏联无论革命前或革命后都比中国先进，生产力远较中国发达，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更长，国际地位也较中国高得多，但是，苏联可以一朝倾溃，一步回到资本主义，中国却不可能，却始终不敢丢掉社会主义的旗帜，只能采取欺骗的、渐进的方式。尽管如此，仍不断受到姓资姓社的质问，步步遭到人民反抗。全国有数千个集体经济在风浪中岿然不动，而且都比小岗村成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绩。文化大革命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中国的走资派十多年后还要和戈尔巴乔夫“忘记过去，共创未来”。苏东剧变的发生就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荒唐可笑，证明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
举世公认，社会主义改革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一开始就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者以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改革的新思维》为理论依据；后者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讲话为理论旗帜。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苏联引向崩溃，已经成了历史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科学。文化大革命完善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文化大革命所开创的劳动者管理经济政治、管理国家的新时代，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四大”，都必将继续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认识和掌握；文化大革命在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医疗卫生工作等方面提出的问题，创造的经验，至今越来越成为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共识。无视或者企图抹掉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开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不尊重歪曲事实的可笑行为。一提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就不允许人民评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改革存在两种方向、两条路线、两种前途，也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的形而上学观点。要保证社会主义改革健康发展，当前就必须破除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就必须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工人阶级、农村劳动者、劳动知识份子讲话，就必须追查公有制经济被搞垮、人民失去经济政治权利的真正原因，就必须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中检验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
一些自诩为改革理论家的人，总在那里洋洋自得当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似乎是他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殊不知，这是列宁和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早就论证过的革命原理，而且革命导师同时还特别强调了辨证唯物的反映论中人的思想、理论对于实践的辨证作用，以避免革命的认识论蜕变为庸俗的反映论，使革命哲学变成庸俗的实用主义的可耻工具（请参阅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况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60年代，就是当时高等学校通用哲学教材中“真理”一章的专门一节，是一个毛泽东号召人民学哲学时代的基本概念，绝对不是蓄意非毛的御用文人的天才发现。他们的特别“天才功绩”，仅仅是在于抹杀实践的历史本性，用蜻蜓点水式的实践、瞎子摸象式的实践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为掀起非毛反毛恶浪推波助澜。
我们现在要问这些天才的哲学家和信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党政官员，你们敢不敢让全党全民对毛泽东身后的30年的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也来一次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既然你们曾经大谈什么“解冻”和“思想解放”，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得来不易的认识民主机会，公平地让给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公平地给予我们党的每一时期的理论、政策与实践？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提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抵触的部分，都必须接受实践检验。凡是不利于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利于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和实践，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安全与长治久安的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受到严肃批判和全力纠正。
未来中国的发展变化，必将证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理念与实践，是发展了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必将科学地总结文化革命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历史在试错之后又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破浪前进。让历史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庸俗的实用主义见鬼去吧！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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